王攀

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此观点一出，立刻遭到多数网友的质疑。（10月15日《京华时报》）

在国家楼市调控政策持续发力的当下，作为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提出用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的“三高”，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的“三低”人群拒之城外，虽然其控制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目的看上去很美，但其背后影影绰绰的仍是利益集团——为高房价鼓与呼，进而影响公共政策。

陈会长蒙面而来，我们不妨迎面而上。用“三高”拦“三低”，城市留下来的和能够进去的自然都“三高”：高收入、高素质、高学历。可问题是，如果没有“三低”人群提供服务，“三高”人群的生活还会有快感吗？试想，如果撤走了清洁工、送奶工、保姆、保安、小经营者等，这个城市将会如何？春节农民工返乡过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还会感到种种不便呢，如果把“三低”人群拦在城外，城市生活的“三高”还有什么意义，还怎么能够实现？

低收入、（在陈会长眼里）低素质、低学历的“三低”人员，之所以进城、留城，不仅仅是缘于他们自身的需要，也缘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三高”人群的需要。“三高”人员要想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就需要“三低”人员来解决他们的后果之忧，把他们从生活繁琐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工作和享受。

“三高”和“三低”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合作共赢，相互需要，谁都离不开谁。可很多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三高”人群往往看不到自己与“三低”人员这种同生共存、唇亡齿寒的关系，而是利用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排斥、排挤后者。长期的户籍壁垒，以及由此造成的福利差别，已经让“三低”人群吃尽苦头，面对高房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的艰辛，竟有人为之鼓与呼。三低人员为城市的舒适生活提供了条件，可享受着这些优渥条件的，诸如陈会长这样的“三高”人员，却以“三高”排挤“三低”，不仅透着无知，更有“抓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之嫌。

陈会长用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的“三高”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的“三低”人群拒之城外的提法，虽然为其代言利益集团做法当幌子的目的非常明显，但这种认识却是城市管理者、城市“三高”人群惯有的想法和做法。为高房价鼓与呼，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这不仅容易看出，也容易批驳，但其所代表的鄙视“三低”人员的城市观点，却更值得警惕。任何时候城市管理者和城市“三高”人员，都应把“三低”人员视作朋友，而不是敌人。

http://news.sohu.com/20101015/n2756998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