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这个国家当下的经济，会有无数个不同的声音，数百种甚至更多看法意见。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采取何种角度，对于经济的看法不外乎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上，而如果将此延伸到社会的层面，则需要研究的问题会更加复杂。
归纳而言，这三种看法分别是：其一即是以政府所主导的观点，这种观点是自我肯定的，也是自信和权威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总体看好，即便存在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影响，但中国仍可独善其身。第二种看法则显示出中国社会广大的中间派特点，而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一观点具有相当的现实性。中间观点既认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指出所存在的结构性与政策性失衡问题，需要进行经济政策的转型与调整，总之，中间派更象是从政府观点中旁逸出来的一支，在根本上，二者是同气相求的，而且互为补充。第三种观点则比较悲观，同时也是一种独立的异议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其本质上远未真正进入过市场经济的轨道，迄今为止它仍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亚种，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而演变成为一种特权经济模型，不仅与世界越行越远，而且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资源和环境资源，造就出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巨大贫富悬殊。在中国社会，前者观点从来都属主流，第二种声音也浮出水面，而第三种则纯属民间、独立经济观察家以及中国之外的经济分析机构们。
而经济的本质，并非国家和社会，而是个人。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实质，都是由个体组成，所以，国家和社会更多是概念，在个体意味薄弱的国家，人们更希望自己能够委身于某种看似强大的权力和组织，实际上，这是个人虚弱与逃避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要作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除却国内外专家们的各种评论，有一种更好的方法，使我们单从中国社会个体身上，就可以作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评价。这乃是因为经济的最终表现，最本质的利益，都将通过具体的个体而呈现出来。这一点，犹如今天韩国的家庭主妇买不起白菜以致家里吃不上泡菜一样清晰，而透过这一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也可以显出冰山的一角。今天，这样的经济微型案例比比皆是，比如物价指数，比如平均工资，比如家庭支出额等等，几乎用不着国家统计局的庞大数据量和财政部那些令许多人大代表们看不懂的报告，就可以算出一本中国经济帐了。
在这里，另一个领域的科学或许可以作出侧面说明。中国灵长类动物研究组组长、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首席科学家龙勇诚先生就对解决中国生态环境这一恢宏课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他直言科学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更不高深，而只是对常识的验证，对方法进行逻辑管理，设定一个公开的信息标准即可。他认为，实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只要做三件事，其一是保护灵长类动物，这样就保护了原始森林；其二是保护有蹄类哺乳动物，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广袤的草原和荒漠；其三就是保护好迁徙鸟类，这样，水源和湿地就得到了保护了。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生态幅员，所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主要就是这三大类。在龙教授眼中，所有的事物，皆具有内在的核心关联，抓住了内在逻辑，就能让繁复的事情简单化，而且大家都懂。他的看法，可以算作对中国经济研究颇有启示的一种简单逻辑分析方法。
用这个简单逻辑来看几个现实例子，每个人都会很快得出基本判断和结论。比如中国经济在二十年中均以二位数持续增长，政府财政费用也持续增高，但中国人均工资在二十年中却没有增加一分钱，这也意味着由中国人集体创造的社会财富没有获得更多回报，这种经济的发展，则成为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再看一个例子，这个国家的国资企业，几乎可以无条件地获得政府政策扶持和商业银行信贷，在最近的十年中以数倍甚至十数倍和数十倍地增长，同时垄断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型经济，而其承担的社会就业也不过是中国总体就业人口的10%，另外的90%就业者去了哪里呢？去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们，它们是中国最大同时也是积弱众多的另外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被称为非公经济。一个称为国有经济，却据最大资源为己有，担负最小的社会责任与就业负担，另一个群体却担当最大社会责任，吸纳数量占绝对多数的社会就业者，却被称为非公经济体，究竟公私为何？这一点，则体现出经济市场上的人为鸿沟，同时揭示出这个经济社会体的悖论。
在此，就不再谈农民以及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以及每年近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了，这种悖论的经济实在太多，每一个微观可渗透这种悖论的逻辑。因此，所有的问题其实不必再问，而所有的经济专家和学者们也无需再发这样那样的宏论，现在，直接便可以得出悖论经济的结论和结果，而要脱出这种结论和结果，除非我们都委身在国资央企或者成为了与这种既得利益者相关联的朋党和门客。
一种权势业已早在人们尚未觉察之时完成了利益结盟，所以人，所有失去独立意识个体，其实也早已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一结盟，或成为这一结盟的伙计。这个结盟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参与者是如此众多自然，令这个社会的所有资源及其行动规则都纳入到它的体系，甚至连社会的教育、文化乃至艺术，都受到不得不进入它的势力范围，而国家财富的累积和分配，亦必有利于这种盟约。细心一点的人们会发现，这样的利益结盟，实际上在一千年之前就已达成，今天只不过是它的延续而已。我们以为，家天下或者权势天下，只是在教科书上出现的过去历史了，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存在于这一巨大的孓遗之体中。相对于现代全球经济，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市场，这个孓遗却俨然是中国经济生态的主体。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将中国的经济当作一个怪物，然而如果不是怪物，那又会是什么呢？
这就是悖论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横行于中国，崛起于世界。而悖论经济的巨大负面作用，业已显示了出来，其中，资源的最终缺失很可能将成为最先引爆这一悖论的突破口，从而让这一巨大悖论经济体的表面繁荣，担负起速富之后更快衰退的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再换算成为一个个体可能面临的种种，可以认为，它将是一场泡沫财富梦的破灭。
而从中国性来分析，这个已经千年的悖论经济，之所以在今天还如此壮大并蔚为壮观，与我们一千年从未改变的自身直接相关，这个悖论，既是经济，也是我们的意识和保守封闭的传统，还是我们集体的意识缺失，更是科学认知自我和经济规则的空白。近代以来甚至上溯更久而至今，中国社会对于经济本身的自由市场认识是远远不足了，这一点，观察一位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愿望和自我创业的畏惧就可以了解到。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千年老问题，也是一个千年的自己。而一个千年前的意识体，要想真正获得现代的繁荣与发展，显然，它只是一个疯狂臆想。
在正常的人文形态中，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有机的一体，政治则是其有机产物。而似乎，政治一旦诞生，则总是显示出其强大的意志力，并总是试图掌握其母体，这种倾向，在东西方的发展历史中并不鲜见，不过，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政治领衔的国家们开始反思，同时恢复经济的独立性，更对社会和文化予以应有地位的扶持。对于中国而言，政治挂帅一直都贯穿于这个社会的现代史，其凌驾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地位至今未可动摇，这也成为早先的计划经济以及当下悖论经济的根源因素。以政治体制的变革，来纠正经济的悖论和社会的焦虑与不安，是中国下一个十年必然着手的重要工作了，而且要求全民的醒悟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