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刘吉的预测——经验主义的危机
文/范海辛
虽然
一评：经验主义的危机；
二评：毛左的“阶级论”；
三评：只有社民主义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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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评的分段如下：
一）经验主义预测的合法性问题；
二）当前的危机及其形成；
三）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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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验主义预测的合法性问题
何谓合法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指思维的合法性，而非法律上的合法性。所谓思维的合法性不是对其内容与结论的评判，而是对其所使用的思维工具是否得当的评判。譬如，某人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登月方式，所谓合法性审查不是对发明内容的审查，而是对其登月工具的审查。如果他说新的登月方式使用人力自行车，那我就可以判断，此登月工具不合法，我也用不到再对其内容进行验证了。再譬如，将自然的知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领域；或者是让兽医来给人开刀；或请政治家来评判生物学的学术争端等，都属于合法性有问题。
在对社会未来进行预测方面，最常见的是以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来预测未来，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经验主义者（尤其是在中国），故也一向缺乏对此合法性的质疑。一般人都认为，将来就是现在的延续。如果你现在强大，那么将来你仍旧会强大。刘吉的预测，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预测，其合法性堪忧。
经验主义对未来的预测，基本上是以可以体验、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的，很少事理、机理的分析、论证。因此，经验主义的预测一般都是非法的，非逻辑的，即使其有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非法逻辑——同义反复。譬如预测明天太阳会否升起，经验主义的方法是，既然以前每天太阳都会升起，那么明天也会如此。虽然这个结论是对的，但其方法却是非法的、错误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只能是理性主义的方法——太阳每天的升起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如果要否认，必须证明A,明天太阳消失B,明天地球不转）。这是一种以事物内部的机理或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关系来说明事物及其属性的方法。经验主义不是这样，它是从事物可感知的外在形态上来论证、说明的（民间对孕妇胎儿性别的预测多是根据孕妇怀孕后的体态、行为为依据，即使预测结果正确，也豪无意义）。
为何只有从事物内在机理或与它事物的关系上进行分析、论证的方法在预测上才具有合法性呢？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是黑格尔对一句德国民谚的改造，原句是这样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所谓预测，就是对一事物未来存在的判断，或说是对一事物未来现实性的判断。黑格尔显然认为，一事物的现实性与其合理性是一回事，缺乏合理性就是缺乏现实性，要对一事物未来的现实性进行判断，一定不能离开对其合理性的分析论证，如果不从其内在的合理性入手，仅以其当下可感知的外在形态来说事，那是驴头不对马嘴。
理性主义认为，世界上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有原因、有规律的，这个原因或规律来自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及其与外部事物的广泛的必然的联系。我们把这些称作“理”（事理、机理），所谓合理性，乃指事物的变化受机理与规律的制约。由于“理”具有抽象性与不可感性，且人们的认识常常具有错误性，因此经验主义往往不相信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理或规律，只相信那些实在的东西。
然而事物的内在机理与其规律，必然是摆脱具体形态的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抽象知识。经验主义眼中只有具体与实在，不容普遍与必然，也不容抽象，因而只能提供表现为个别与偶然的或然性知识。我们常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里的“然”，就是“样子”、“形态”的意思，“所以然”则是机理或规律。经验主义只注重“然”，忽视、甚至否认“所以然”的存在。在经验主义看来，世上事物的变化不一定有原因，也无所谓规律，因此现实性后面就没有合理性。现实性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其现实；某某人之所以强大，或者是罗列一些外在现象（长相、行为），或者是非逻辑的神秘主义。
撇开事物内在的合理性，仅以其在历史或现实中的表现为根据、为理由来论证其未来的现实性，理由是不充分的。这里，经验主义缺失的是时间与运动。“因为现在强大，所以将来仍会强大”的逻辑中，时间引起的变化被排除了。为何会如此？仍旧源于经验主义对现象与可感性的执迷。世界是由空间与时间构成，空间与形象紧密相连，时间则与形象有些疏远。虽然时空观念是先验的、超验的，但正确的时间－运动观念的形成，一定要借助理性。原始思维中，时间观念只是时间的机械叠加、等速流逝，或是周而复始。时间引发运动、运动导致变化，是一种较高级的思维，需要借助抽象逻辑才能形成。不幸的是，经验主义深陷于可感性的泥沼中，总是在时间－运动的观念上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
经验主义如果对很短时间的未来进行预测（几天或一两个月），或许谈不上非法，但对几年十几年后的预测，基本没有合法性，原因有二：一是其撇除事物内部的合理性研究，只注重事物外部的形态、行为；二是其排除事物的运动。
有两个例证可以说明经验主义在预测上的非法性。第一例是清朝末年清王室对立宪前景的预测。清王室成员，基本都是传统经验主义文化的信徒，根本不懂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他们在对其政治前景的预测上，肯定不相信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满清王朝会在几年内崩溃，因而在立宪问题上尽量拖延，不肯交出权力。如果经验主义的预测能提供正确的答案，他们一定会加快立宪进程。
第二个例子是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老蒋在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秉持其一贯的思路（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打内战，一举消灭共产党，然后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听从部分美国专家的建议，先搞土改，对共产党势力进行釜底抽薪。老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徒，一个十足的经验主义者。他不相信什么合理性，只相信实力。在他看来，他背后有美国支持，实力远大于共军，也许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就能一举消灭共军。如果不速战速决地消灭共军，反而去搞土改，倒有可能引起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使共产党势力进一步扩大。后来的事实，完全否定了蒋的预测，相反，倒证实了理性主义者毛泽东的预测。毛在1945年“七大”闭幕会上所作的报告《愚公移山》，就是借用神话故事所作的预测，这个预测基本没有经验的支持，只有理性、合理性的分析、演绎。
保罗 克鲁格曼对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预测，则是一次成功的预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基于合理性的分析。还在1994年，他通过缜密的分析发现，被人称颂的东南亚奇迹实际只是“投入驱动的增长”，而没有依靠创新实现的“效率增长”，因此预言这种增长不可持续，早晚要遭遇危机。克鲁格曼以乌鸦嘴著称，因为他不仅预测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有多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批评也一一应验。
经验主义的预测不仅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会误人误事，就是在个人事务上，经验主义的预测也同样无用。居住在我国沿海大城市的居民，都经历了房价大幅上升的事实。很多人现在居住的房屋，其单价都在每平米1万元以上，因而不少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但在此现象发生的3－5年前，没有一个人能依据自己的经验预测到此现象的发生。然而对于经验的失败，很多人却并没有将此引为教训，这是何故？这是因为经验主义心理固有的选择性记忆——凡对经验主义不利的经验被强行遗忘、对经验主义有利的经验则被反复记忆。
注意，预测的合法性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根据已知来预测未知，因此预测必须是在经验基础上才能进行。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至多只能对未来20－30年进行预测，对遥远的未来或几百年、一万年后的预测，不仅是非法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是变数太多，二是这种预测的结果无法验证（过了一百年很少有人会记得当初的预测，过了一万年，肯定无人记得这个预测）。所谓的预测，只能是在经验提供的事实的基础上，经过理性的分析，对未来某事物的现实性概率所作的判断。
由此可见，经验与理性二者共同构成预测合法性的充要条件，单一的经验与单一的理性，只是预测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二） 当前的危机及其形成
指责刘吉预测不具合法性，这多少对刘吉有些冤枉，因为他并未纯粹使用经验主义的方法，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也使用了理性主义的方法。在文章后部，他列举了七个方面的原因作为其90％概率的论据，本人为求简练，转述于下：
1） 民族复兴乃民心所向；
2）30年改革开放之功绩，证明邓氏路线符合历史规律与中国特色；
3）30年改革开放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4）中国人多地广，且又成功参与了全球化，因而拥有了广泛的资源；
5）30年改革开放加强了共产党的权威；
6）全民科技文化素质会提高；
7）国际环境会优化。
这七个方面的论据，有3个与30年改革开放的功绩有关，这是笔者指责其为经验主义预测的根据。其余四个论据似乎也可成为左派或右派上台能够成功的论据。平心而论，
1） 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经验主义预期；
2） 对左派的批判。
笔者认为，刘吉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当前的危机及其根源，也就是说，继续邓氏路线的概率不是90％，而是很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当前形势从某些方面而言，类似于1975年，很可能是一次较大社会危机爆发的前夜。
1975年是什么形势？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已进行了9个年头，1971年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文革初期的狂热回归到了冷静的反思，毛的绝对权威开始受到怀疑。1974年复出的邓小平不久又遭批判，知青下乡已陷入绝望，“四人帮”开始祭出“全面专政”的旗号，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四人帮”的传言与仇恨，总之，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
每个政治集团的统治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即便是希特勒集团也是如此，良政与恶政的区别在于正负效应的比例：正效应大于负效应的，是良政；反之则是恶政、暴政、苛政。1975年时，“四人帮”集团的正负效应已全面释放，而且其负面效应靠其自身已无力纠正。
今天，与1975年的形势有类似之处，邓氏路线的正负效应也已全部释放，这是类似的一面；与“四人帮”不同的是，邓氏路线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另一个类似之处是，统治集团自己无力纠正负面效应。而正是这负面效应，构成了当前的危机。刘吉的错误在于，对于此负面效应懵然不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之视为“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和个别阴暗事实（如官员腐败，富人荒淫）”。他以为，只要按照他开出的药方，就能纠正这些不足，从而能使党国体制益寿延年。
1975年文革遭遇的危机是负帕雷托性质的“阶级斗争”，那么当前的危机是什么呢？这就是被刘吉视为“某些不足”的贫富分化与腐败。
改革开放30年使社会的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这是邓氏路线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的证明。但在此同时，邓氏路线也在中国造成了两大集团的对立，这两大集团一是利益既得集团，一是利益既失集团。前者成员为以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富裕人士，后者则为农民、农民工、体制外的工薪阶层等所谓的“弱势群体”。如果说前者为中国的中上阶层的话，后者就是中国的中下阶层。在人数对比上，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80％以上）。前者之所以成为利益既得集团，是因为掌握了垄断与稀缺资源，后者之所以为利益既失集团，乃是因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与些许财富资源外，无任何自我保护的手段。
也许在刘吉的眼里，任何国家或社会，都有贫富差距或中上与中下阶层的差异。中国目前这些差距或差异，属于前进中发生的问题，正是改革开放所要克服、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不会对未来30年共产党的执政构成危机。
把目前存在的问题定性为前进中的问题，这个定性是对的。如果中国仍坚持毛的体制，就会象朝鲜一样，虽然没有了利益既得与既失两大集团的对立，但存在的问题更可怕——那是近十亿人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倒退或停滞不前产生的问题。但前进中产生的问题也会演化成危机，处理不好也会引发巨大灾难。
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就是这样一个在前进路上翻船的例子。伊朗在1965年人均GDP为300美元，过了12年，到1977年，人均GDP就达2200美元（我们从1980年的人均309美元到2007年的人均2553美元，用了27年），高的年头，GDP增长率达30％，在1975年伊朗已建成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巴列维国王面对贫富差距扩大与官员的贪腐也没有少费力，但是最终被霍梅尼的“黑色革命”赶下了台。
30年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效应目前已成中国继续发展的瓶颈。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说明此前以出口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中国要继续前进，必须把一直滞后的消费提振起来，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储蓄率虽然很高，但人民的消费意愿却不高。是社会保障不到位导致不敢花钱还是根本没钱消费？也许这两种原因都有，但是后者的因素更大。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我将人的物质需求分为“吃、穿、用、住、行”这五个层面。吃与穿就是温饱，这两个层面的需求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用”指家用电器，此需求在城市居民中已基本解决，农村居民则正在解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用”不仅是家用电器，还包括医疗教育等内容，实际是对城市化的需求。“住”，指的是“人均一室、户均一套”的有现代化设施的私有住房。“行”则指私人轿车。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当令需求是住房与轿车，有房有车不仅是物质需求，也是成功人士的标志，因而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农村居民的当令需求除了家用电器外，还有就是盖房子。无论是农村居民的电器、房子需求还是城市居民的房、车需求，都具有相当刚性。所谓刚性，就是不能被打压，打压即生反弹。20年前的那场事件，就是当时城市居民家用电器的需求遭遇“官倒”的打压而发生的反弹（学生运动初起时的民主诉求并未引起工人与市民的关注，但继而提出的“反官倒”的口号马上引起了全国性的响应——当时买冰箱彩电凭票被认为是官倒作祟）。
近十几年来，群体事件高发，大多与刚性需求不能实现、遭遇打压有关。政府为求稳定，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这就使得统治成本不断攀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要加大财力投入，要增加财力，就要加大税收与卖地力度，而税收与卖地无疑会激发不稳定因素。当然，引发不可持续统治的不仅仅是维稳、加大攫取、民变这样的恶性循环链条，更致命的因素在于利益既得集团对利益既失集团的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两大集团的形成，是改革负面效应的结果。这一结果的产生，又与苏俄的冲击有关。我国建国后，曾遭到苏俄的两次冲击。一次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这一次冲击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文革；第二次冲击又被称为“苏东波”。这次冲击的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使当时的核心老邓认识到，计划经济没有前途，必须下决心推广市场体制。消极的一面至今未为世人注意，即随着共产统治的崩溃，一方面使当时的统治者放弃了乌托邦的理想，一方面又使他们强化了权力私有的意识。这一意识作为一种封建宗法意识，长期在共产党内存在，不过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压制下，一直不能成为党内意识形态的主流。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边缘化，这种权力私有的农民意识，立马上升为党的不言而喻的主流意识。当然，这一本来不上台面的权力私有意识能够登堂入室，也与1989年发生的流血事件有关。接下来的市场化体制改革，被设计成“鸟笼内的改革”——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体制开始确立。市场体制的合理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性，再加上外资的涌入，社会财富被大量创造了出来。这是邓氏路线带来的正面效应。但是由于对“苏东波”的恐惧，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全面倒退，由此造成了权力介入市场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是一场充分自由、或充分不自由的博弈。博弈的参加者有官员、私营业主、知识精英、体制内外的工薪阶层、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民、外资等。所谓充分自由，是对这场博弈中握有各种稀缺资源者而言，这种充分自由能充分到令你匪夷所思的程度；充分的不自由，则是对那些未掌握稀缺资源者而言，什么叫充分的不自由？就是政治权利的被剥夺。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这场博弈，其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是说，为了效率，博弈的公平性可以牺牲。
于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资源的从前的革命者在挣脱了神圣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后，与掌握了各类稀缺资源者结成非神圣同盟，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开始了利益最大化的进程。此进程如脱缰野马，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其气势可谓“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效率（强者迅速致富的效率），不仅公平可以牺牲，正义也成奢侈品。于是“柿子拣软的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类口号成为博弈准则，失败者只能怨自己不幸生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负面效应由此形成——利益既得集团获得了发展带来的大部分收益，只承担了很少的成本；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利益既失集团承担了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却只得到发展的小部分收益。
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下展开的。1980年代，这样的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1990年代的市场体制后，这一方针的合理性开始迅速流失。在GDP是硬道理的氛围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变为几近“丛林法则”的“效率压倒公平”。于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使消费一蹶不振，特别是占劳动力主力的农民工，由于工资低，根本无力消费，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大的无产阶级集团。
什么是剥削，马克思认为，老板取得利润就是剥削（以生产资料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不对的。现在的社会共识是，老板投资，承担风险，苦心经营，获得利润是合理的，关键是要给足工资。如果老板给工人的工资不包括住房的钱，逼得员工只能“群租”，这就是剥削。眼下我国城市的房价大部分都脱离了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无力满足住房这一刚性需求。这或者是政府失职导致房价虚高、或者是政府失职导致工资太低，二者必居其一。
老板给付的工资中，除了住房外，还应包括医疗、养老、抚育后代等开销。但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工和体制外的职工，其工资都不足以涵盖上述开销，这固然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有关，但更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效率压倒公平”的不合理方针有关。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中国最大的危机所在，实乃“心腹大患”并非如刘吉所认为的那样属“疥癣微恙”。
百度网上搜索“工资占GDP比例”和“消费占GDP比例”得到以下结果：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正式在京发布。蓝皮书指出，1990年－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15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真正原因。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评论指出，消费支出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美国的70％。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 奎伊斯说，这是因为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最大，根源在于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他说如果中国的增长构成要向消费转移，单纯敦促家庭增加支出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将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分配给家庭。”
工资与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抑制了人民在温饱后更高层次物质需求的满足，这既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是国内矛盾加剧、维稳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产业的重化工化，而这又与城市化进程有关。所谓城市化，必然离不开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产业发展进程正好与人民物质需求的五个层次密切相关。工业化初期一般都是轻纺与食品工业，与此相对应的是“吃”、“穿”。然后是机械电子工业，与其相对应的是“用”（家用电器）。重化工阶段对应的是“住”与“行”，也就是钢铁、水泥、造船、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大发展。重化工阶段投入大、产出高，一般国家进入这个阶段，都有国内矛盾相对缓和、国际矛盾相对激化的特点。为何会出现这些特点？因为国内产出高，统治集团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缓和贫富矛盾；而由于重化工工业的发展，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原料，出口大量制成品，这势必引起强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为争夺原料与市场的矛盾。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但是中国在这个阶段，国际矛盾开始尖锐，国内矛盾却不见缓和，这是何故？这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加大，公共投入欠账太多，人民政治权利不足，司法不能独立……，一句话，利益既得集团与利益既失集团间的不合理博弈，或说是，邓氏路线的负面效应无法克服。
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恰与当年美国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一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克鲁格曼于2008年推出的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叙述了这段历史。
克鲁格曼生于二战后不久，他回忆自己生长所处的美国，是个平静祥和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二战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镀金年代”的美国，则是经济增长，国力飞升，但社会分化严重，劳资矛盾尖锐，道德沦落，纷扰动荡。当时政坛为财阀势力操控，工人绝无工会保护，罢工常以流血收场。及至20世纪20年代，始有一些变革，但贫富差距依然巨大。而对贫富分化的平抑、战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在克鲁格曼看来，实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之功。针对新古典主义认为贫富差距的缩小是市场力量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之理的谬论，他以严密的论证指出其实是罗斯福“新政”以建立福利制度、增税、支持工会、战时工资管制等政府手段，在短短数年之间让美国的收入分配大大平均化而实现的。这一过程被当时的经济学家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
“大压缩”有两种理解，一是对资本势力的压缩，一是对贫富差距的压缩。当时的理解，主要是前者。因为在当时的精英分子看来，“大压缩”的三点措施（对资本家增税，鼓励工会扩大势力，借战时薪酬管制压缩企业内部白领与蓝领的薪差），都违背了市场自由博弈的精神，很明显是政府借助权力在压缩精英势力、抬升弱势群体（蓝领）的博弈力量。其结果则是对贫富差距的压缩。
罗斯福采取“大压缩”措施遭到了当时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认为此举会导致经济更大的衰退，因为增税与工资成本上升会压缩投资者的盈利，很可能会使资本家减少投资甚至撤走资本。但是当时资本流动不如现在这般自由，适合资本投资的地区与领域也不是很多。而且“大压缩”政策实施几年后，资本的盈利未见减少反而增多。这里最主要的是，大量蓝领工人增加了收入明显启动了内需，市场订单增加。随后开始的二次大战更是使美国的工业全速运转。罗斯福新政期间对经济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另一项创新是对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银行按揭。当然，银行按揭这一金融创新也离不开蓝领工人的收入增加。正是工人收入增加与按揭，使美国经济顺利进入重化工阶段，满足了人民对家用电器、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温饱转向小康与富裕，实现了美利坚民族百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罗斯福的“大压缩”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正是罗斯福以正义为原则，使用政治力量介入劳资的市场博弈，从而改良了资本主义，使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从此消失。而正是过剩型经济危机的存在，让马克思产生了误判，以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因而号召以暴力推翻资本的统治。
30年是一道“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来，中国靠政治高压维持的低福利、低人权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此次金融危机虽然是外部事件，但这外部事件与中国的内部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至少中国依赖大规模出口拉动经济的外部环境消失了。内部，人民对大件耐用消费品的刚性需求还在增强，利益既得集团与利益既失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持续了30年的改革何去何从现在还不明朗，整个民族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搞得好，我们有可能迎来一个类似美国1940－1970年的黄金发展期。搞得不好，有可能步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后尘。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旦我们跌入这个陷阱，很可能如伊朗那样，20-30年都爬不出来。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危机，刘吉能视而不见，也算是一种本事。
三）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危机的成因，有多层面、多方面。简言之，可分为学理认识层面与思想哲学层面。学理认识层面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1） 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后，上层建筑未作相应改变，致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冲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须相匹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国现行的上层建筑是适应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基础的，所谓计划经济有两大特点，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二是生产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来实施。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当然必须是一党专政、党国一体。
但是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的利益出现了分化。然而昔日的上层建筑仍然未变，这就造成了权力高度介入市场，造成了利益既得与既失两大集团的对立，造成了权力的腐败，造成了市场体制的扭曲与低效，造成了内需被严重抑制，造成了维稳成本日益升高的困境，一句话，造成了危机。
2） 不熟悉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的错误理解
按照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经济（器物）层面，它包含工业化、城市化等；其次是制度层面，它包含法治化、民主化、契约化、市场化、私有化等；最后是文化思想层面，包含理性化、科学化、人文化、世俗化、多元化等。
中国从1840年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在当时的满清精英们看来，现代化仅仅是器物层面的事情，也就是“船坚炮利”，全然不知现代化还有制度、文化层面的任务。因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战略。对比同时期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看出，不同的认识产生迥异的结果。相比中国只看到现代化的第一层面，日本的精英们看深了一个层面，他们看到了能产生“船坚炮利”的制度，因此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后来这个口号又被修正为“和魂洋才”，即以大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为灵魂，以西洋的政治、经济、科技为才技。19世纪70年代，中日都有不少学生到德国留学。德国当时的首相俾斯麦发现，中国学生主要学习“声光化电”这些实用的课程，而日本学生则不限于此，凡德国大学开设的课程，日本学生都有修习。据此，俾斯麦认为，日本必将超过中国。果然，过了20多年，1894年的甲午海战使俾斯麦的预测应验。
但由于日本精英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偏差，没有看到先进文化的作用，他们的“和魂”实际是一种落后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由此导致日本的现代化步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歧途，日本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
中国的悲剧在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走了个“之”字型，1840年开始的进程，实际上在1970年代末才重新调整航向。但是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未能超越李鸿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仍旧秉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方针，抵制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这就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对抗更加不可调和，危机于是日渐迫近。
3） 对权力的错误理解致使权力交接的危机无法避免
文化层面是现代化最坚硬的内核，也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最难跨越的障碍。日本如果不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强制性民主改革，“和魂洋才”的军国主义观念是很难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念取代的。而文化观念中，权力的观念又非常重要。究竟是权力公有还是权力私有，究竟是“权为民所授”，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坐天下”？这是区别现代与前现代观念的分水岭。没有权力观念的现代化，也就难以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和谐匹配也永无可能。统治者的统治也无法持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卡尔 波普尔（1902－1994）对于民主的不同见解。波普尔是一位英籍犹太哲学家，因作《历史主义的贫困》与《开放社会的敌人》，批判希特勒与斯大林极权主义理论而获英国爵士爵位。
波普尔指出，民主的本质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多党制与言论自由，而是一种低成本的权力交接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权力的交接流血只是偶然，不流血是必然；而专制制度，权力的交接不流血是偶然，流血是必然。波普尔所说的权力交接，指的是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但不幸的是，奉行权力私有的政治集团，其内部的权力交接也是如此。
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都经历了血流漂杵的改朝换代。就是一个王朝的内部，“玄武门之变”的流血也非偶然。共产体制中，苏俄权力交接从列宁到斯大林，发生过大清洗、大屠杀；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也有贝利亚被枪杀。我朝从1949年建国，第一代核心向第二代交权，发生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事件，而后又动用军队抓捕“四人帮”；第二代向第三代交权，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对于权力交接会产生的危机，是刘吉一类官员认识上的盲区，而这正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利益既得与既失两大集团之间对抗的一个表现渠道。
从上述三个学理认识层面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这三方面的误识，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是这一切，又与思想哲学层面的原因密切相连。思想哲学层面的原因也有三个方面：
1） 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2） 工程师理性；
3） 价值理性的缺失。现分别论述于下。
1） 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先主席毛泽东依据其一生的革命经验告诫同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此话是文革中针对林彪的“权力决定论”而讲的。在林彪看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但林彪的理论无法解释当初没有政权的共产党何以掌握了政权。
思想路线是指唯物、唯心这些哲学上的范畴，政治路线则指革命、妥协这些政治战略的选择。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要靠政治路线来验证。政治路线正确，那思想路线就正确，反之亦然。
这场危机表现为政治危机、权力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但其根源在文化，实际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清末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并未走出这场危机。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所以我们必须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来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与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不是因为苏联的支援或蒋介石的错误。
笔者断言当前面临重大的政治危机、且危机有可能在10年内激化，就是因为现行政治路线有错误，而得以形成此政治路线的思想路线，从一开始就存有致命缺陷。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经验主义，西方文化属于理性主义。象唯物与唯心的分野一样，经验与理性的分野也是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重要分野，而且此分野比唯物唯心的分野更实用。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分为南方人与北方人，也可以把中国人分为东部人与西部人。但实际上我们常以南北来区分国人，很少以东西来区分，何也？因为90％的国人都居住在东部。同样，唯物与唯心的分野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要，但理性与经验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得更普遍。因为，理性与经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
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最大的区别在于，毛泽东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邓小平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早期的毛泽东也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他正是以经验主义为武器，战胜了教条主义的王明与博古。教条主义属于理性主义的一个分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终于有空坐下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开始了他由一个经验主义者向理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新教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颗大树（列宁主义则是从东正教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基本属于经验主义），而且其思想资源大部分出自理性主义哲学的黑格尔，故其被定位于理性主义当属无误。
毛泽东在根本没有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探索中国革命的路径，只能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形成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然后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夺得天下。可以说，自1940年代后，毛泽东从一个经验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从骨子里来说仍旧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当他使用一种新工具获得成功、当上皇帝后，就像任何一个经验主义者一样，从此认为这个工具是天下最好的工具，其他工具都不行。他认为，既然革命理论能助他得天下，当然也能助他治天下，并使之超越苏联、超越马列。大跃进、文革都是他理性主义思维的产物。林彪事件后，所有的经验事实都向他提示，文革的理论是错误的，但他还是坚信，只要再坚持一下，“拐点”就会出现。然而直到他1976年咽气，这个“拐点”始终没有出现。由此可见其对理性主义执迷之深。
理性主义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毛泽东的理性主义则带有前工业社会的特征。其特点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属于理性主义的一个分支，但又与理性主义注重利益的核心观念不一样。浪漫主义则与理性主义在学理上完全无关，是前工业社会小农生产的遗存。
1949－1979年这30多年，可说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唯一的一个理性主义文化周期。对此既不宜全盘肯定，也不宜全盘否定。但毛泽东个人的偏颇，使理性主义文化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负面印象。1978－1979年开始的改革，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改革，这场改革是从冲破“两个凡是”这种教条主义开始，而后又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再随后，“猫论”、“摸论”（摸石头过河）被民间广泛传颂，一下子，常识理性压倒了教条理性，显示有5000年传统的中国重新回到了一个经验主义的文化周期。
这个周期在80年代基本上释放的是正面效应，进入90年代（特别是市场体制后），其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今的这一轮经验主义思潮高涨的周期内，恐怕是矫枉过正的作用，其发展已到了危险的、对理性主义绝然排斥的地步。经验主义在90年代以来的一枝独秀（80年代有胡耀邦的理性主义在抗衡）带来的明显恶果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权威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神秘主义和痞子主义。
为何刘吉一类官员看不到隐藏在大好形势背后的严重危机？这显然与他们顽固的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有关。在经验主义者的眼里，只有被主观经验感觉到的事物是真实的。客观规律、普世价值，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其真实性在他们眼里都是存疑的、不确定的。现试举一例说明。
我们知道，违反交通规则不出事故是偶然，出事故是必然。但一位经验主义者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只要艺高胆大心细，闯红灯出事故只是偶然，不出事故则是必然。为了提高效率，这位经验主义司机闯了100次红灯，99次都没出事故，只有一次出了事故，虽然车子废了，人却没死，只是受了重伤。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毛病不是出在闯红灯，而是由于昨晚没睡好，致使闯红灯时反应慢了点。
在这位勇闯红灯的司机看来，99：1的闯红灯成功率是最过硬的证明，证明这99次闯红灯没出事是必然，1次出事是小概率，因而属偶然。难道1次出事是必然？如果是必然，为何其比例如此之低？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这位司机有点象。普世价值就是交通法规，“中国特色”就是闯红灯。我们30年来一直靠“中国特色”闯红灯，从来不搞什么“普世价值”，日子不是越过越好吗？这与那位闯了99次红灯未出事故而沾沾自喜的司机何其相似乃尔。
因为这位强调“自身特色”的司机是一位顽固的经验主义者，所以你拿交通事故的具体案例向他宣传违反交通规则的血的教训并不足以震撼他。在他眼中，所出事故的每一次都有具体原因，不是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就是车况路况不好。与闯红灯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每次开车前对车辆精心保养到位，出车前对行驶路线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能预先做好预案，当然，最关键的是司机艺高胆大心细，因此，闯红灯并不必然会出事。
这位司机从每个具体事故的案例中只看到了具体，因为每一个具体事故都不绝对一样，因此他认为这些具体中并不包含一般，针对一般而形成的交通规则（普世价值）是一些人的捏造，除非你能证明每次具体事故都绝对完全一致，他才会承认具体中包含着一般。
刘吉面对巨大危机视而不见的背景原因，正在于这新一轮的经验主义文化周期。在经验主义者的眼中，他人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不一定有作用，因为他人的情况与我不同。根据他人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理论、价值，对于我就更加没用了，谁知道这些理论、价值内有无阴谋呢？因为各国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并不存在能普遍适用的原则。譬如血汗工厂制度，在欧美地区因为文化的原因，当然无法实行，中国这里情况特殊，完全可以实行。如果有人要煽动工人罢工，那是一定要镇压的。工人工资低导致内需萎缩，那就加大出口，让利于外国人……
这几年我们因“闯红灯”而出事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因为选择性记忆而为人忽视。譬如，遇瘟疫应公开信息，不可隐瞒，此乃人类根据千百年来遭遇瘟疫形成的国际惯例。但中国官员就是不信这个邪，遇有瘟疫，一向就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决不能让信息扩散影响旅游、投资以及稳定。2003年遭遇新型瘟疫“萨斯”，还是老规矩，尽量封锁信息。谁知这次隐瞒酿成大祸，差点误了卿卿性命。于是改弦更张，与国际接轨，但这是在付出了数百条生命之后。
经验主义认识论是所有后发国家普遍的认识论，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的理性主义也遭到来来自小农意识的经验主义的顽强抵抗。“延安整风”中，列为首位的对象“主观主义”，就是经验主义的别称。因为毛手下的农民干部，大多未受理论训练，全凭自身经验认识外界，故对自己的主观经验十分迷信，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阻力。“延安整风”中列为第二位的“宗派主义”，也与经验主义有关（详见拙作《中国，你需要一场“延安整风”》）。
经验主义是一种原始思维，哺乳动物一般都具有这种思维能力。最著名的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试验”。这说明，狗会对重复出现的现象进行归纳、联想，从而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所有的动物大概都会进行归纳，但没有一种动物会进行分析、演绎。因此，经验主义是从人的动物本能发展而来的一种哲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谈及各种古文明，他认为古希腊是一个正常的儿童，古中华是一个早熟的儿童，日尔曼则是一个野蛮的儿童。窃以为马克思这一比喻并不妥当，实际上所有古文明都是正常儿童，只有古希腊是天才儿童。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因而除古希腊以外的所有古文明，都是经验主义的，只有古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反经验的倾向。与经验主义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相反，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流变不居的现象、表象是不真实的，他们认为人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们求知的目的在于寻找表象后面不变的本质与真理。于是逆着人类的动物本能，古希腊人发展出了理性主义哲学。西方文明有三大支柱，其核心支柱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民主，就是从中发展出来的；另外两个支柱是吸收了犹太教的基督教和古罗马法律。不仅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违背人的动物本能，基督教与古罗马法律也是如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最不可思议的飞跃。
2） 工程师理性
要说当局的思维缺乏理性，这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自从邓小平提出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后，共产党的干部由大老粗换成了工程师。目前政治局，被人称为“工程局”，因为里面诸公基本都是工程师。由工程师组成的统治集团，其思维理性自然就是“工程师理性”。那么工程师理性与经验主义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知道，理性不等于理性主义，经验也不等于经验主义。理性与经验是我们思维的基本工具，任何思维都离不开理性与经验。所谓的经验主义，同样离不开理性，只不过理性是为经验服务的，要服从于经验。经验主义文化注重实绩、实效，在追求效率上，由理性主义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自然成为最好的工具。工程师理性，就是一种工具理性。
这种理性的优点是讲究实际、讲究科学，思维严密，行为踏实，在学理上可归为逻辑实证主义。其缺点是，由于工程师处理的一般都是死物，故其适用领域有限，不能包打天下。工程师设计一个抽水系统，思维必须缜密，哪怕漏掉一个开关，整个系统的功能都会大受影响。但如果将工程师理性用到社会的治理上，其弊端立显。因为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与工程界、自然界的对象不同。20世纪最重大的思想事件，就是计划经济的失败。计划经济的由来，就是把工程师理性应用于社会，以为社会也如机器一般，可由工程师来设计操纵。哈耶克将此种设想称为“理性的自负”和“理性的僭越”。社会的运行当然有其规律，但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有很大不同。市场内部不是没有理性，但这种理性与工程师的理性不同，这是一种“演进理性”，工程师理性则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最大不同在于，演进理性是由多方博弈形成的一种逻辑，而建构理性基本是一方的产物。
对于某些具体的社会问题采用工程的方法来处理，当然可以，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解决。譬如一个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问题或某项税收制度。但是对于全局性的问题、对于体制结构造成的问题，则非工程师理性所能胜任。这里有一个战略与战术层面的区别。战术层面的社会问题，工程师理性可以解决，战略层面的问题，则是其他理性的任务。然而有些战术层面的问题，也非工程师理性能够解决。譬如诺贝尔得奖问题。我天朝盛世，最大遗憾是至今未得诺贝尔奖。依据工程师理性，我们应该建立一“夺诺奖工程”，将两院院士招来，分析我国物理化学生物各领域实力，然后订出规划，砸巨资，组织队伍攻关，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争取在3－5年内取得突破，10－20年内达到日本的水平。有可能吗？肯定不行。因为诺奖是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自然体现，为夺奖而科研，即使成功，也是得不偿失。更何况，科学发现与发明，是科学家自由创造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非金钱与强迫命令所能奏效。工程师理性若能包打天下，那么首先应该发明一种股市操作法，能计算出每种股票涨跌的具体时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工程师理性与这场危机有何关系？前面所说的“闯红灯”，其中起作用的就是这种工程师理性。正是在一系列具体、个别事例上的成功，使当局认为，此种理性乃“科学发展观”，只要秉持此种理性，中国就能在对抗普世价值的情况下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来。正是在此种理性的误导之下，经验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
有一著名的、持经验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认为，我天朝上国，目前正处于5000年来的最好时期，不可能有什么危机。即使遇到危机，依现在的实力，也很容易化解。反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里有两个误区：误区一，以为我们的理性能够穷尽危机具体发生的形式与途径，因此可以事先制定应对预案；误区二，以为我们有无穷的资源来处理危机。
先来看误区一。果真如此，则“夺诺将工程”应该可行，股市每个股票的涨跌也应该事前能被计算出来。之所以说这是误区，乃因为，这是偶然性。危机发生是必然性在起作用，但危机的具体表现则是偶然性。我们永远不能穷尽偶然性。否则我们就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了。铁路与互联网是两项极大改变了世界面貌的科技发明，但是在这两项发明之前的10年，没有人能预测到它们的出现。
再看误区二。要使红色江山万年长，最牢靠的办法是每两个成年公民中有一人是秘密警察。此法当然不可行。因为任何政权所能支配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一个处于崩溃中的政权，实际是处于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中，因为它所采取的每一挽救措施，实际上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而处于良性循环时，它的每一项举措都会带来更多的正面效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固然理性，问题是，你有那么多的“将”与“土”吗？如果我们要将每一种能够想到的不稳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首先这要消耗大量资源，而为了获得资源，所要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多于解决的；其次这些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的做法，极有可能成为抑制社会正常发展的措施。
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进步使不少人都认为，科学是所向无敌的工具，实际上科学的作用被夸大了。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并非科学所能解决。科学理性（或工程师理性）适用的领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的一些具体问题。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问题，适用的是“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普世价值是交往理性的基本准则。
没有工程师理性固然不行，但工程师理性不是万能的。
3） 价值理性的缺失
什么是价值？价值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目标，或说是值得我们努力前进的方向。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经验理性等，虽然都是理性，但彼此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
任何一种相对完整的关于社会的学说、主张，实际都包含着一种价值、或说是一种方向，同时还包含如何实现价值的一套方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如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隐秘的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价值，也就是摆脱对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的学说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只是实现价值的方法，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系统的灵魂。不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向，只谈方法，而且对其方法还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经过如此阉割的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些什么呢？
在网上，常常见一些网友问，民主不能当饭吃，弄得不好还会生祸害，要民主又有何用？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目标），也是一种方法（工具）。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这是从价值意义上理解的民主；以民主集思广益、抑制腐败，这是民主的工具作用。当然，民主是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实现目标意义上的民主，还要顾及本土文化与之的衔接配合，不能一蹴而就。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与方向，又是不能偏离的。实现民主价值，要有具体得当的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中，须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实现。这里，价值与方法之间，就有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按照价值与方法的关系，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A. 价值与方法均正确；
B. 价值正确，方法有错；
C. 价值有错，方法也有错；
D. 价值有错，方法正确。
马克思主义是价值正确，方法有错；列宁主义是价值方法皆有错（不排除其夺方法论上的局部正确），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差不多。
我们当前的最大误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实践检验真理的，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未经实践检验，如何能确认是真理？既然不是真理，以之为方向岂不可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学说，代表着价值与方向。既然是方向，那就表明还未实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问题是我们为何要有价值与方向？价值与真理又有何异同？
没有价值与方向的生活，那是猪狗的生活，即使吃饱穿暖，也是如此。价值与真理并不相同，价值建于真理之上，高于真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基于普世价值并通过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共产主义是这样定义的：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定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引自《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72年版，Ｐ40）。
在对现存状况的认识上，马克思犯了错误，把资本主义早期的过剩型经济危机误以为是生产关系固有的性质所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故而提出了以暴力革命解决问题的错误方法。今人的错误在于，在否定马克思的错误方法时，把他的价值理性也一起抛弃了。
价值高于真理，但不能违背真理，违背真理的价值有可能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并非乌托邦，从消极方面来讲，她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痼疾——贫穷与战争，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她要实现共同富裕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经验正在逐步证明，绝对贫困是可以消灭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朝着马克思憧憬的方向发展。如果要证明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是乌托邦，就必须证明：（1）地球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人富裕的理想；（2）人性邪恶，战争无法避免。
价值理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经验与理性都是有限的，很多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价值理性在指引着我们。价值错了，就是方向错了，方法正确效率高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只有保证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方法与效率。选择一种价值，也选择了某些方法，因为价值对方法和手段有制约作用。我为正义而战，就不能虐杀战俘，不能以平民为战争目标，不能征用童兵。
非常不幸的是，“苏东波”的冲击，使我们在纠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方法（计划经济体制）时，把价值理性被当作乌托邦一起抛弃了。离开了价值对方法手段的制约，为了效率，可以不择手段。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打着“壮士断腕”的旗号，改革之刀砍向弱势群体，由此种下危机。
有人以为，试错法是最好的方法。试错法是一种经验理性，这种理性一定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引与制约。离开价值理性的试错法，只会事倍功半，甚至把我们引向毁灭。“摸石头过河”就是一种试错法。邓小平提出这种方法，其方向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民富国强，共同富裕。但在抛弃了这个方向后，试错法成了巧取豪夺的幌子。网民说的好，“河上有桥他不走，偏要下河摸石头”。迷失方向的摸索，只会通往深渊。
动物本能与经验主义带给我们的是对环境的适应，由此只能产生“实然世界”，动物社会都是“实然世界”，只有人类具有“应然世界”。所谓应然，就是价值。经验主义虽然也有“应然世界”，但其水平与动物的“实然世界”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人类最伟大的应然（价值）理念是由基督教阐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实然世界的归纳中，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这一理念。因为人无论是在生理还是现实中，都是有差异的，平等理念的产生，无疑是人在理念上彻底告别动物世界的标志。
中国的儒家也有应然、正义的观念，但他们建筑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哲学，无法产生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只能产生“君子、小人”这种实然的理念。他们的价值应然，就是要适应“君子、小人”这种天然状况，所有的秩序都是维持而非超
当前的危机，正是经验主义向传统回归所形成的。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后，传统的价值理性趁虚而入，这就是基于实然的“差序和谐”，也即“君子、小人”的和谐秩序。而利益既得与既失两大集团的存在，正与经验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统治者的全部智慧就是要使两大集团和谐相处。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罗斯福总统在采取“大压缩”改革时，依据的并非工具理性，而是以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因为没有经验能证明，他的“大压缩”会导致双赢，但是对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同情心使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差别在于，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具有逻辑的清晰性与精确性，而是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工具理性靠分析、比较、计算，价值理性更多的靠良知和对正义的信仰。
罗斯福总统面对危机的“大压缩”改革，可能是当局万万不敢采取的。一是效率、工具层面的担忧——由此会令资本抽逃，引发企业倒闭，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是核心价值层面的担忧——要使大压缩举措真正起效，非要有政治领域的改革跟进，这就必不可免地要分权，使小人阶层有对君子阶层监督、制约的权力。这样难免不会“礼崩乐坏”，引发颜色革命。
价值理性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价值理性是万万不能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刘吉之所以面对危机却视而不见，与其固有的世界观有关。本文不过是提供了体制内诸公所不熟悉的一种世界观，或许以这种世界观来看中国，能对刘吉一类人士能有所触动。
200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