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

本报记者   王  淼

“过去家庭是围着孩子忙，今后则是为了老人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于学军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介绍了我国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于学军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是我国人口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型官员。他认为，未来几十年我国的人口发展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既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结果，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未来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既有无限的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在当前举国上下都认识到扩大内需重要性的情况下，必须把人口变动当作启动内需首要考虑的因素。

我国正处在扩大内需的“黄金时期”

于学军表示，现在政府和学术界都非常重视扩大内需，但对于人口因素与扩大内需关系的关注还比较少。他说，在人口转变的初期，一般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有限，物质产品供给不足，加之人口增长过快，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增长会影响积累，进而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由于物质生产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那时的理念是节衣缩食，勤俭过日子。而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在人口转变进入后期，特别是人口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后，消费对于生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于学军重点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老龄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他说，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负担系数曾经高达80％，其中主要的是未成年人口的负担。1970年后，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人口抚养系数在1990年~1995年间降低到50％左右。2010年~2015年，即“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处在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时期，而“十二五”后，人口抚养系数开始攀升，到2030年~2035年间，人口负担系数反弹回50％左右，相当于1990年前后的人口负担水平。虽然同样是50％左右的负担系数，但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人口负担从未成年人口转为老年人口。也就是前面说的“过去家庭是围着孩子忙，今后则是为了老人转”。

2003年，时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的于学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人口机会窗口”理论，即现在我国的人口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结构，即老人与儿童少，劳动力人口多，社会负担轻的状况。这就是“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期。他表示，“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同样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最佳时机，可以说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目前我国处在扩大内需的“黄金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性人口比例处在最高时期，这部分人有活力、有收入、消费能力最强；二是抚养人口比例处在最低时期，消费的刚性支出比例相对较小，消费的相机抉择性较强；三是人口的流动性较强，有利于促进跨区域的消费。因此，我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良好时机。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一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会逐步发生变化。能否适应年龄结构的变化，保持旺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能否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增强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信心，让人们敢花钱；二是加快老龄产业，促进老龄人口消费市场；三是提高目前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进入老龄后的消费能力。

人口素质正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于学军认为，过去我们谈人口问题，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数量上，在人口增长基本稳定后，我们面临更多的是人口的素质、结构和分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他说，大约在2035年前后，我国将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按照现行的生育政策，总人口的峰值预计在14.5亿左右。由于人口规模趋近稳定，今后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的是人口存量问题，净增人口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人均GDP以及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力会逐步减小。

于学军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和贡献是不同的。从人口的因素看，生产力不发达时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人口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数量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知识、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人口素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于学军指出，在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中，除了市场价格等因素外，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未来预期和消费偏好是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而这些要素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如在人口素质方面，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对未来预期是否有信心，除了宏观环境外，人口素质与适应能力是决定因素。研究表明，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素质相对较低、适应能力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人口。这一现状说明，提高人口素质，增强自身提高收入的能力，才能为扩大内需提供保障和动力。

谈到人口分布，于学军表示目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人口的城乡分布，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较低制约着扩大内需的效果。2007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33：1。由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收入低，加之农村居民还要用于家庭经营的成本支出，在预算的约束下，消费支出也低。占全国人口55％的农村人口的整体消费能力低，制约了总消费的进一步成长。他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城镇化出现了速度减缓的奇怪现象，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此外，于学军表示，家庭规模的变化也对扩大内需有一定的影响。未来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和特点对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需求有巨大的影响，有利于扩大内需。尤其是在住房、家庭日常用品及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的需求也会跟着扩大。此外，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带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的需求也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

统筹与投入是扩大内需“黄金时期”的关键词

谈到如何利用人口因素扩大内需，于学军认为一是要统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现实切入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必须早采取措施。要下决心消除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通过人口城市化，促进人口合理分布，统筹城乡人口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我国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人口转变，期间应积极主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发展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二是要投入。增加对人的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要把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5亿左右，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资源消耗、永远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永远依靠储蓄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可靠的还是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将人口数量压力转变为人口资源优势，对人口的投资，是我国经济保持长久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持久动力。因此，对人口的投资，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投资。

于学军最后表示，我国内需不足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早该在制度层面，采取治本措施，加以解决。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更看清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为我们破解消费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一次机会。从人口因素看，稳定的人口规模为扩大内需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如果要把人口压力转化为内需实力，就要加大人口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增强购买能力；就要加快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增强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就要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使农村人口既要参与工业化，也有能力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满足家庭规模、结构和居住方式的变化趋势所带来的需求。因此，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过程中，促进扩大内需，力争作到人口与经济协调双赢。

（中国改革报200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