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执政的党，一个建设国家的党。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任在肩，需要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参与政治，建立制度，富民强国。在青年的大学生中、硕士、博士中，选拔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精英，进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队伍，这是一个关乎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青年知识分子从政的成长，是不可一帆风顺的，需要我们认真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制度上规避青年领导干部成长和青年领导力量中的风险。

　　          第一，选拔青年领导者，一定要注意防止“树大招风”。汉文帝时期，贾谊是被选拔上来的十分优秀的青年领导干部，18岁就以文化闻名于郡中，20岁就当上博士，这个博士不是今天我们讲的博士，在当时是与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等一样的官职，贾谊在当时“中央政治局”中年龄最小，文帝每 楶下招议论某一件事，那么老先生提不出息的意思，而贾谊都能够对答，贾谊所讲的意见，人人都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写的《治安策》，毛泽东视为奇文。当时，贾谊被提升到太中大夫这样的高位。但是，汉文帝忽视了青年领导者“树大招风”的成长规律，没有引导和化解领导集团内部的“代沟”。汉文帝想进一步提拔贾谊“任公卿”之位，主持变法，活着的将军们、如周勃、灌英、张相如、冯敬拼命反对，最后汉文帝不得不向老人妥协，牺牲掉贾谊。所以选拔青年领导者，一定要注意防止“树大招风”，在制度和机制和政策以及舆论氛围上加以保护和引导。

　　      今年29岁。 6月21日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成为一名耀眼的官场新星，引发了社会热议，其发展态势愈演愈烈之势，我想这不是组织部门和周森锋本人所愿意看到的。按照周森锋自己的话来说：”不利于政府开展工作，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利于领导同事间的信任。”而问题的实质，则是我们忽视了选 拔青年领导干部中“树大招风”的规律，问题出现之前没有预想，事情出现之后没有应对，周森锋本人无奈地表示：宣传部针对这种情况也不便发表看法，只能自己通过网络非官方的途径来解答公众的质疑，但这种个人的回应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很难说，这件事对青年领导者的心理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不利于青年领导干部的成长，也不利于党的事业。所以，组织部门在吸收古今中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加强针对性研究，避免和减少类似事情的重演。

　　      第二，在硕士、博士等青年知识分子中选拔领导干部，“经世济世”的学术准备应为考察之先。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是汉武帝。汉武帝那个时代，是汉建国六十多年，其时期人才最盛，汉书上记载了五十多位杰出人物的名字。这个时期，汉武帝选拔人才进入官僚队伍，强调要“明于古今王事之体”，通达政治，是知道 政治的人才。选拔的方式，也不是以学历论，而是需要经受考试，或“受策查问，咸以书对”，或是采取集体当面对策的方式，董仲舒就是通过这样方式，被选拔出来的。

　　      相比之下，在引入硕士、博士等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我们似乎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重学位，轻学术准备，引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队伍的，学历、学位意义大于经世济民学术的准备，社会会象征意义大于执政党的实质建设意义。周森锋涉嫌博士论文抄袭，暴露了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汉武帝对封建社会的伟大贡献，是贡献了董仲舒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正是有了时代的需要和汉武帝“明经与对策”的干部政策，董仲舒这样的大思想家才应运而生。董仲舒的才学，不是写在学历学位上，而是他深入研究 社会现实，从理论上探讨历史经验，加之自身有深厚的经学功底，这样的人被选入统治阶级的执政队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成为统治阶级思想型的领导干部，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丰功至伟。

　　    第三，一定要注重气节、德行的衡量。中国文化传统认为，执政的人应当是高素质的、道德高尚的、精神境界比较高的人。执政党的优势地位，使得人才的“买主”只有一家，不能说没有为名利而投机的，所以中国文化中对文人从政有着道德情操上的很高的约束，就是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要有一股浩然正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的那么一种大丈夫品质，这样的品质应突出的表现在以硕士、博士为主体的领导队伍，这才是优化公务员结构和优化领导干部队伍的实质所在，如果忘掉、忽视了一点，“学士一操场，硕士一走廊，博士一礼堂”，引入多多进入领导干部队伍，又有何益？

      选拔领导干部，考察气节、德行，我国古代有丰富的遗产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有机会我们再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