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应该成为国人的新诉求


“高贵”应该成为国人的新诉求

谁都知道,交友要选择好人,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谁不渴望自己能够经常有好人相伴,总是能够受到好的影响、得到真诚的相助呢?因此我们无论年老年少,对交友择偶的标准都不约而同地概括为“注重人品”。何谓人品呢?这当然不涉及人的外貌长相、职业贵贱、财富多寡,无外乎是有关其内在气质、操守修养、道德品行方面的状况。一般说来,我们将那些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富有责任感的人,就视为人品好。如果我们把世间的人用低俗与高贵的标准来划分的话,拥有良好人品的人显然就是后者了。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的文章,对其关于高贵的定义和论述甚为赞同,并很有感触。经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正在全面走向小康,对物质的拥有级别记录正在不断刷新。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万元户曾经是国人顶礼膜拜的财富梦想,后来这个梦想就被置换成了百万富翁,再后来则是千万、亿元的量级了。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那样漫长的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吧,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是那样的挚着与奋不顾身。这种全民致富的疯狂过程,的确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品质,但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应。有人在对财富的追逐过程中,突破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底线,商人们开始不讲诚信、甚至不惜造假来大量地攫取不义之财;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丧心病狂地进行权钱交易,使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尽管各种惩治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仅仅是被动地打假与惩处,其实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当然要有代价,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滋生各种丑恶与腐败显然就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仅仅依赖社会监管部门“大盖帽”们的高压与纪委监察部门的铁腕手段,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借助精神层面的道德力量。也许,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未能进入到较为高级的文明阶段吧,人们的财富观念上还存有很多的误区。比如在财富数量的认知上,西方人奉行“够用就好,其余的用来做慈善,反哺社会,以求得内心的安宁”;而我们的许多富人们却往往贪得无厌,对财富的占有表现出无所节制的贪婪,而对社会公益事业却吝啬到一毛不拔的程度。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得不极为遗憾地承认,资本主义土壤上产生的富豪远比我们社会主义土壤上产出的富豪要更加富有爱心啊。可见,这似乎与政治制度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倒是社会的文明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应该引起我们在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予以高度重视的了。这当然就是那个“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命题提出的真正缘由吧。

我理解的高贵首先就是“真诚”,有人说的好:“真诚是一切美德的起源,去伪存真是人生的长期修炼,“精诚所至”则是“金石为开”的必要前提。”尽管真诚是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的基本秉性,但真正做到绝非说说那么简单。国学大师季羡林有一句名言叫“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要真正做到不为了一己私利骗人说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有那些摆脱了各种利益的诱惑、具有美好情操的人,才能始终坚持不说假话。这很可能要经过一个不短的修炼过程才可能做得到。当假话横行的时候,如果在说真话的问题上不有所讲究的话,自己的安全也许就丧失了根本的保证,因此对真话的适当保留,显然是一种必须的生存智慧了。如果连自己的生存安全都无法保证了,即便你的人再高贵,大概也很难具有适当的社会价值的体现空间的,那样一来。生命就几乎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高贵的另一展现则应该体现在“负责”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单纯为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和高贵无缘,那样的生命只能用庸俗、龌龊这样的字眼加以形容。一个负责的人在家中,一定会成为家人的温暖依靠;在单位也一定会成为同事们可以信任的伙伴;在社会则会永远是一个热情助人的角色。我曾经用“被别人需要”来诠释我的人生价值观和对人生信仰的理解,也许这也是我对“高贵”的一种理解和向往吧。我觉得,高贵与一个人的职业贵贱、财富多少、教育背景的高低都没有关系,它不过是一个人的精神追求的外在表现而已,与他的阶级出身更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贵族出身的人很可能是卑鄙龌龊的小人,而出身卑微的平民,却完全不妨碍其人格的高贵,如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涌现出的雷锋、焦裕禄这些真正的平民英雄。说白了,我们多年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为了造就当今社会更多的高贵群体,从而借助这些高贵群体的价值导向作用,来引领我们整个社会积极、健康的价值取向,真正把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打造成富足、亲善、友爱的和谐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