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民间智库的力量不容忽视中国民间智库近年来的发展，在全球智库研究领域引起了关注，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对当下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中国来说，智库群体权威的专业能力和独特的战略眼光，将成为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重要辅助工具。科学的公共决策，通常是多个视角、多个角度碰撞的结果，“多元”则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增加，更为决策优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可喜的是，党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从民间智库中去发掘有参考价值的思想，如何有效整合既有咨询力量，构建起多元智库体系，挖掘民间智库的力量，应该是下一步研究推进的重要工作。

　　民间智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政策制约及其身份问题。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一些民间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更重要的是，民间智库还要面对各种不确定的政策门槛。其次，资金来源问题。按照国外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以保持它的独立性，公正性，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来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其三，信息来源问题。官方智库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各种官方数据信息，但由于目前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又限于自身的能力，民间智库很难得到能支撑其研究的各种重要信息。其四，缺少有效的组织和上达渠道。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黎鹏教授认为，“两种机制”的流失，是民间智库和“社会智囊”机构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上达”机制不够发达。一些高校研究中心和民间研究机构远离政府，没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向一些地方部门建言提议，也难以上达至决策层。加之，一些研究机构不愿意主动把研究成果向政府汇报，从而使许多有益的成果白白荒废。

　　另一方面，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对一些信息资源的掌握，尤其专业性很强的信息往往有限，这就要求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参考“社会智囊”机构的研究成果。尽管二者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不同，可能会造成这些研究成果不被采纳。

　　媒体报道称，我国又成立了一家最高级别的半官方智库，由原国务院副总理 曾培炎 先生担纲首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其主要任务是“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这一最高级别智库的诞生，无疑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期望。但是，在高兴之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国内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国际和国家经济形势判断失误这一事实。判断失误即有 郑奎飞先生曾戏说的“中国科学家有知识障碍”的原因，也不能排除“拿谁的钱为谁说话”的原因。但问题是，某些国内的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钱呢？我曾经说过，这即与我国智库管理存在重大漏洞有关，也与某些人的道德职守有涉。我以为，前者是后者之因，后者是前者之果。也就是说，没有前者的漏洞，就没有后者的道德沦陷。所以，我以为对智库管理，我国是需要反思的。

　　如果从竞争优化的角度说，我国更需要真正独立的民间智库，并制定有效的竞争规则，提高智库的智力水平。理由如下：

　　一、民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竞争力之源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一再阐述：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问题，因为，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而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则是一个国家生存空间的拓展能力问题。同样，一个国家民众的智慧，即源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源于当今的教育，但是，教育有激活人们创新能力和扼杀人们创新能力之分。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培育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首要责任。民间智库，就是集合民众智慧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教育在前，而创新能力居后，民间智库呢，则是汇集民众智慧，形成集体智慧的重要途径。我一直认为，民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竞争力之源，而教育就是培育民智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所以，教育的本质意义在于扩源固本，以本为主，培养人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扩源是为了固本，增强专业的创新能力。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谈智库问题的短文，不该谈教育问题，其实，一个国家的真正智库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最大智库。如果教育抓不好，智库人员陷入“知识障碍”的泥淖，职称或头衔虽多，但其提供的智慧，在国际智慧较亮中，比如我国近几年的“光输不赢”，就不能说是有用的智慧。有输有赢，但输少胜多，这才能算有用的智慧，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所谓全球一体化，不过是军力支撑下的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其次才是智慧的较亮。但是，军力支撑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是建立在智慧基础上的。没有智慧，也就没有军力的支撑和规则制定权。

　　但智慧较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一是培育我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二是拓展我国的生存空间。三是提升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是拓展我国生存空间的基础，消费能力则是激活人民群众创新能力、提升竞争能力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国家发展能力。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能力，都是由消费能力带动的。当然，消费能力带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同样提升了消费能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官方智库并没有为我提供这方面的智慧，而是相反，到是民间智慧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慧支持。

　　二、竞争是优化的前提

　　智慧需要平等的竞争平台。因为，民间智慧在上达的过程中，常常遭受到某些官员和官方智库人员的排挤或迫害。之所以导致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智慧缺乏竞争机制，更缺乏智慧竞争的保障机制。一个拿着高工资，享受高待遇的官方智库人员，拿不出利国益民的智慧，反而对民间有用的智慧（他们往往活得艰难，因为，他们为国家提供的智慧是没有报酬的）排挤打压，试想，如果长此下去，我国如何发展，又有谁捍卫国家利益呢？所以，构建官、民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的保障机制，确保智慧的畅通，在今天显得犹为重要。因为，一个国家智慧的优化，就是这个国家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优化，而智慧优化的前提是竞争。我曾在“环球网”“环球论坛”辩论赛中说：“我们的立论点虽然相反，但是，我和我的队友树楼楼先生共同认为：“环球网”举办本次辩论赛的目的，就是不同观点的朋友在不羁思索的旅程中，寻找到我国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案，并达成价值目标共识。因为，共识是目标，不同观点是不同的方案，也就是说，为了同一个目标，论点不同的辩友拿出的是不同的实现同一个目标的方案。所以，只要各自拿出了各自的方案，输也是赢，赢也是赢。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富国强，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拓展我国人民共同的生存空间。”一场辩论赛是如此，智慧的竞争也是这样。

　　三、智库的首要责任是批评中的建构

　　批评是一种发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也不具备批评的能力，但智库的批评和社会批评不同，因为，后者的重点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前者的责任则在于建构，也就是说，批评是为建构服务的。我一直认为，批评是一个社会必须具备的净化功能，一个社会失去批评功能也就失去了社会净化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具有批评功能，但却不具备建构能力，这个社会也是非常危险的。

　　民间智库则承担着批评与建构的责任。为什么说是民间智库承担着批评与建构的责任，而不说是官方智库呢？因为，官方智库一请就是国际智囊人员，对民间智慧不感兴趣，比如说，据说刚成立不久的我国最高级别的智库，成立之初就宣布邀请数百人的国际智囊人员为我国发展献计献策。主意虽然不错，但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一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智囊人员只是交流，而不是邀请别国的智囊替自己做事。当然，我国是一个注重创新的国家，把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权交给别人，也属于世界上的唯一创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