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古猿转变为人类始祖的时间在700万年前。经历了南方古猿阶段、能人阶段、直立人阶段、智人阶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商周后期的甲骨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人类最早的文字。而系统记载人类历史的书就出现的更晚了。而且可能只是点点滴滴，很不全面。这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带来了困难。

　　就像炎、黄、尧、舜、禹只是传说，到底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只能根据考古发现去推测了。

　　何况，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去分析、总结一些共同的特点，把他们分成几个阶段也不是一件易事。

　　我们从小被教育人类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至于为什么这样分，依据在哪里，好像没有说清楚。一般的说法是从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占有制度的区别来分。实际这个说法还是有点来历的，我就不说了。

　　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发展分成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

　　本人更倾向于亚当斯密。逻辑上似乎更合理一点。你看，肉食动物群体实际就相当于处在猎人的野蛮阶段。而由于不同的人群、民族发展进度不一样，而后的一些发现，可以找到证据。他实际隐含着技术的发展这一人类确定无疑的主线。商业的大发展必须以技术的大发展为基础和推动力。中国一百多年前还处在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技术的发展缓慢。而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进入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只有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商业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显著特征。何况，现代化的生产、分工，让人们只是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分”，他需要从社会上获得许多生存所必须物质，这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人类发展阶段就两个：专制与民主。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无所谓对错，关键是有利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最初的社会是带有更多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色彩，笔者无法确定答案。实际可以很好的研究一下，因为人有一项本性与动物一样，那就是自利。同时，只要是组织就一定需要规则、管理。尽管有些动物群体的规则已经进化成与本能相似。就像蜂群。

　　首先我们来看看动物界。很多动物群体就是专制的。像狼群、猴群等。以与人类血缘最近的猴群为例。

　　龙虎山的猴群是猕猴，也叫恒河猴。每群猴子由一只大王、一到二只副王组成统治者，大王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独占所有的母猴，只有打败猴王成为新的猴王才能有与母猴交配的权力，于是与大王、副王发生残酷的、无情的争斗，直打得头破血流、手折腿断，甚至死亡。谁赢得战争的胜利，谁就是猴王，反之，谁就要沦为草寇。

　　这是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的猴群里的故事。看看作为一个猴王会得到什么，失败的猴王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上百只随时可以宠幸的母猴、优先进食权、任意地惩罚、欺负小猴子、在山顶最高的岩石休息的地方和无与伦比的王者气概。

　　失败了呢?由于年老体弱很可能在搏斗中被咬伤后逐出猴山死于非命。这种残酷的生死搏斗属于正常现象，失去猴王头衔的猴在猴群中的地位更低，常常不被猴群所接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群猕猴正在追赶一只年老的猴子，就是猴王。老猴王体力不支，数十只小猴在其后你追我赶，十几分钟的较量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被一只强壮的雄猴咬伤，见到老猴受伤后，其余的小猴更活跃了，竟帮助那只强壮的猴子将老猴从山顶向山下扔去。工作人员在发现这一情况后，急忙赶到山上想驱散那些疯狂的猴子，可猴子并不在乎而是跑到半山腰，再次将受了重伤的猴子抛到了山下。工作人员赶到山下时，老猴王已是奄奄一息，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而猴群中一样同时可以见到民主的现象。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杰西卡·弗莱克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猴子社会也有警察，如果把猴警从猴群中赶走，整个猴子社会很快会变成一团乱麻。

　　弗莱克和她的同事故意把一个猴群的警察部队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令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是一个相处融洽的猴子社会，突然乱成一团：一个大家庭分成了几个帮派，这些帮派大多是以家庭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有些帮派则由几个平时最要好的猴子组成。几个帮派间不时闹出矛盾，发生冲突，有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发生流血事件。

　　研究人员发现，将“猴警察”移出猴群之后，剩下的猴子会变得更加倾向暴力，更富侵略性，集体凝聚力也迅速下降。另外，猴群成员间的相互交流也急剧减少，玩耍以及互相清洁身体等公共活动的次数也有所下降。

　　出任“猴警”这个职位，必须有一个“投票”过程。

　　该研究还揭示了猴群在委任这些“警察”时颇为复杂的“投票”制度。那些有威望的猴子并不是采用暴力手段，抢占地盘，它们出任“猴警”这个职位，必须经过一个“投票、任命”过程。当然，猴子们并不是像人那样在纸选票上打对号或画叉，而是下等的猴子向那些“候选警察”呲一呲牙。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投票’动作，那意思就像说：‘我同意你出任警察了。’

　　当一只猴子收到了猴群中大多数猴子的这些投票信号后，这就表明它已经受到广泛尊重，也可以说多数猴子都怕它了，它就成“猴城”的“新警察局长”了。这实际就可以看到民主的痕迹。

　　从逻辑上来看，专制与民主作为一种行为，都有其存在的道理。至于后来的制度上的意义就是另一回事。

　　首先从群体的生存来看，专制者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作为专制者从生存能力来看一般都是优秀的。因为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只有胜者才有此机会。就像狼王一般身高腿直，神态坚定，经验丰富，搏斗能力强。在这样一个“专制者”地领导下，对于群体的生存更为有利。何况，他优先交配的权力也可能有利于种群的繁衍。

　　另外，在面临危机、紧迫的时候，专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方式。这一点很好理解。我想现在的军队，在临阵作战时，实际上来说基本都是专制的，总指挥一人说了算。不是有一句话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西点军校22条军规第一条、无条件执行；第二条、工作无借口；第四条、以上司为榜样；就有专制的味道。因为时间，让你无法去寻找最优的方式。一定要这么做，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在面临并不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民主的一项重要意义找到解决问题的智慧意义就不大。就像做一加一一样的题目有必要讨论吗？当民主的条件并不成熟的时候，像个体的观念、法律、智慧等等不足以支撑民主时，民主尊重个体的权利、主张只会带来灾难。上面猴群的例子就是证明。人类的历史也一次次证明这个简单的道理。

　　再看看动物群体形成的过程，专制也很有可能形成。一对夫妻生下孩子，一代一代的繁衍，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而这个最先的个体很有可能自然成为“专制者”。蜂群就是一个例子。

　　历史上的母系社会形成以一个老祖母为核心的氏族制。尽管母系社会的存在性，以及母系社会和母权制的关系，考古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我们可以用来作为思考的材料。

　　中国原来的宗族制度，一定程度上就与这个类似。也存会有几个“老祖宗”以专制者的身份出现。

　　但是，民主的行为同样可见。民主的“关心他人利益”这一点在动物界明显存在。动物之间的争斗，一般点到为止，不会伤及生命。像狗、牛、老虎甚至犀牛。此外，专制者不会很过分，基本上给与臣民较大的自由。专制者的产生是要竞争的，而且非常公平。他不能世袭，竞争者一般不能借助他人的力量。

　　实际这就是民主的体现。民主与专制区别并不在有没有领导者，而在于领导者的产生方式，其次，就是集体中一些个体对其他个体利益的关心状况、影响方式及程度。

　　民主国家一样有总统，有执政党。

　　动物界这种规则，历经漫长的历史，基本上没有改变。从进化论来讲，这可能是最优的选择。最利于种群的生存、繁衍。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证集体的理性。

　　然而，人类就复杂得多，人类的历史同样丰富多彩得多。

　　人类与动物群相比，复杂在很多方面。前面我也提到了一些，这里简要总结一下。

　　1.                           人很聪明。能力可以不断的提高，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因地制宜的想出很多办法。

　　2.                           人类社会更加庞大。

　　3.                           人类的能力有些是可以传递的。例如，财富、权势、威望、声誉以及其他资源。

　　4.                           人类可以借助的身外的东西有很多。他人的力量、制度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智慧的力量。

　　5.                           人类更加会合作，并且充分利用合作。

　　6.                           人类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不想动物界一样简单。优劣难以判断。

　　7.                           人本身就比动物复杂得多。欲望、情感、理智。

　　8.                           人类社会有的秩序一旦形成，会有很大的惯性，有时候想要去改变它，尽管人类很聪明也几乎是不可能。

　　     正因为以上原因，人类秩序的运行非常复杂。让我们从历史中来探寻一下人类的发展阶段。

　　从周开始。周朝的历史是非常长的，从公元前1046年到前256年历800余年。而后的朝代都要短得多。在周朝，我觉得跟动物群体很相似，以专制为主，但不是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社会中不乏民主的色彩。

　　周灭商后，国王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封建制，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在当时，诸侯的权力、自由、自主还是很大的。“天子”的威严、神圣以及对国家的控制并不像秦汉以后那样厉害。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也就是指周定公与召穆公二位宗周的大贵族共同执政足可以说明问题。

　　再看看几个例子。西周第四代天子周昭王时，就出现了危机。当时，王道微缺，周昭王贵为天子，南巡汉水时，却被船夫用特制的胶船暗算，葬身于鱼腹之中。

　　由于周围戎狭的不断侵扰，王朝陷入长期的战争之中，国力消耗很大，不得不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周厉王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就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将厉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东周时期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出现了许多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可以这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到现在为止仅有的一次思想创造的高峰。

　　无论怎么看，这些都是民主的色彩。有些现象自周以后，几乎绝迹。即使像“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还是出现过，但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

　　至于民间的社会状况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可以从国家层面合理的推理。

　　但这种“民主”，同样带来许多问题。就像猴群缺了“专制者”一样——冲突增多。

　　周朝开始时用分封的办法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其中姬姓子孙的封国就有53个。比较著名的就有鲁国、齐国、燕国、魏国、管国、蔡国、曹国、成国、霍国、卫国、滕国、晋国、吴国虞国、虢国、楚国、许国、秦国、莒国、纪国、邾国、宋国、杞国、陈国、蓟国、杨国。

　　而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就是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

　　这个过程中肯定爆发过大大小小的无数的战争。

　　春秋战国著名战役就有郑庄公图霸中原之战、伊阙之战、燕攻齐之战、陉城之战、番吾之战、赵破匈奴之战、肥之战、邯郸之战、长平之战、鄗代之战、河外之战、楚巴与邓鄾之战、鸡父之战、越灭吴之战、浊泽之战、鄢郢之战、秦收复河西之战。这些基本上是东周的战争。可能由于西周的诸侯国都比较小吧，而且历史记载也是个方面的原因。

　　看看一些资料，长平之战秦军共歼灭赵军45万，肥之战 10万余秦军，全部被赵国歼灭，伊阙之战秦国歼灭韩、魏联军24万，鄗代之战燕赵双方投入兵力达80万。

　　那时的人口，应该跟现在相比少得多。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这样看来战争的规模就非常大了。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国民党军先后投入约八十万人，解放军参战部队约六十万人。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时的从国家层面来讲的“民主”色彩弊大于利呢？秦国的统一六国从而走向更加“专制”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有利于集体的理性。

　　其实，历史这样走有其必然的趋势。早期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惊人的相似。

　　因为在当时，当权者甚至普通的国民都有一个观念——扩张、称霸。而在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的时代，扩张就意味着占有更多的领土、拥有更多的国民。

　　既然这个观念占统治地位，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一条路——扩张、称霸。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且民众很可能也苦于战争，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走向统一、专制就势在必然。

　　而后，秦国统一六国后的政策也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地方机构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这无一不是加强专制。但很快，秦就灭亡了。

　　再看看汉朝。汉朝初年除了继承秦代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外”，也采用了分封制度。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

　　而这种制度最终埋下了“七王之乱”的祸根。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削夺王国土地。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于是爆发了史上的“七王之乱”。而汉景帝的做法也是逼不得已。在文帝时就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

　　“七王之乱”平定后，在制度上，中华民族基本解决了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中国进一步走向专制。

　　思想上的专制是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策略，并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的。从此，中国埋下以后衰落的祸根。尽管笔者认为此时的专制是理性的策略，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之后正确的选择，但是，思想的专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后中国的历史直到今天，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此以后，实际中华民族实际就止步不前了。直到2000多年以后，“五四”运动爆发，历史的车轮又缓缓前进，尽管速度与进程并不让人满意。

　　专制的制度、这种秩序一旦形成就会有极大的惯性。有人会不断的想办法去加强，人们也不是轻易的就会想到更好的制度——民主制度，而一旦专制有所松懈就会带来灾难。

　　举几例。都是专制制度有所消弱时发生的。

　　公元256年，晋武帝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诸王多少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290年，晋武帝薨，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史书记载晋惠帝智商近似白痴，无能治理朝政，以至后来引起皇亲国戚争权夺利。

　　太熙元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再看看近代的军阀混战。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握实权，中国进入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死后，军阀分裂为多个派系，主要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从1916年到1918年，黎元洪和徐世昌先后担任总统，但段祺瑞控制着北洋军阀政府的实权。段祺瑞使用“武力统一”手段，企图统一全国，但直系吴佩孚对他大为不满，不积极用兵，终使段祺瑞“武力统一”终成泡影。之后，吴佩孚与湘桂粤滇诸系军阀组成对抗皖系的同盟。与此同时，直系的曹锟与奉系张作霖联合，组成了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和东北三省的七省反皖同盟。到1920年4月，已经形成直奉联合、共同抗皖的局面。先后爆发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

　　历史上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读者可以自己去寻找。

　　西方的历史，早期几乎跟中国一样，走向专制。尽管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出现过一些民主的色彩，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但宗旨与思想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在与其他制度像寡头政治、专制政治的竞争中并没有取得优势，而后逐渐的消亡，同中国一样走上了专制之路。

　　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帝国，像马其顿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只不过笔者有一个感觉，西方的专制与中国的专制程度相比要轻，尤其是思想的专制。这正是东西方逐渐的拉开距离，分道扬镳的原因。

　　然而，专制一样可以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只不过跟以前的“相对民主”相比，与集体相对的个体身份有所不同，导致集体无理性的行为也不同。

　　个体与集体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看主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个体指专制者，就是皇帝或者实际掌权者。第二个方面、个体指统治阶层。第三方面、统治阶层内部的小集团、个体。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方面是如何导致集体无理性的。

　　第一个方面，由于专制者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从夏到清，中国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59个帝王，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除了少数的人大权旁落之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虽然都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然而，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胸襟、品德与能力很好的使用自己的权力为民谋福呢？看看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

　　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豪华的阿房宫，最多时用工七十二万人。

　　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宫殿，而在统一六国期间，更是大兴土木，每灭一国，便要将该国的宫殿建筑在咸阳附近仿造一遍，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整个关中地区，自渭河以北，雍门以东，直到泾河一带全部都是宫殿群。

　　统一之后，开始在渭河南岸修建后世皆知的阿房宫，每年动用民工七十多万人。虽然有人辩称这些都是有罪之人，但七十万这个数量相比于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2000万来说，这个比例也是很惊人的。朝宫可以容纳十万人，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仅一个前殿的面积就达到了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有宫殿就要有美女，在灭六国时，就把所有各国的美女都掳掠来放在所建造的宫殿之中。宫女总人数，据三辅旧事记载：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并且，秦始皇死后，这些宫女绝大部分都被迫殉葬。

　　骊山墓从秦王登基起即开始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用工七十万人修建。现在留存的墓从外围看周长2000米，高达55米。内部装修极其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并且满布机关。仅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就可看出当年修建这座陵墓的百姓负担之重。并且，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

　　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巿（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也因此，当时被榨干血汗的老百姓，要诅咒暴君秦始皇不得好死：

　　“秦始皇，夺俺粮，开吾户（门），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然而我们仔细看看他干的事。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又向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扩展，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

　　爆发了巫蛊之祸，这是汉武帝末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子的妻子儿女全部遇害，只留下一位孙子刘询。丞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汉武帝自己也发现了问题。死前两年，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提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班固绝口干脆就不提汉武帝的武功。

　　这两位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能力、最有作为的的皇帝之一。“秦皇汉武”就是指他们。一样会犯大错误。其他的皇帝就更加不用说了，甚至荒谬的事都做过不少。

　　宋高宗连发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让正在节节胜利的岳飞撤军。岳飞愤惋泣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最终干脆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和张宪于大理寺风波亭内。秦桧罪不可恕，可是真正的祸首是高宗，他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至于山河社稷另当别论。

　　明成祖朱棣，为巩固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他下达了禁海令，中国从此丧失南宋开始延续400年的海上霸权，而且完全属于被自己人为抛弃了，之后中国门户紧闭了420年直到被英国的军舰轰开。

　　崇祯皇帝凌迟处死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很快就灭亡了，落得个自缢身亡的结果。

　　看看历史上专权的宦官如赵高、李辅国、童贯 、刘瑾、魏忠贤个个都做了不少害国害民的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制度的缺陷，做傻事的皇帝有很多，像沉迷酒色、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听信谗言、重用宦官、用人唯亲、大兴文字狱等等。或者源于本身的智慧、品德、能力有限，或者源于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冲突时，最终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最终结果都是一样——老百姓遭殃、国家衰落。

　　再看看第二个方面。统治阶层整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中国发生过很多的农民起义。除了少数几个朝代是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像宋朝亡于蒙古，其他的都是在农民起义的迅速瓦解。看看下面影响比较大的。

　　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项羽、刘邦灭秦之战。

　　东汉末黄巾农民起义战争。

　　隋末瓦岗农民起义。

　　唐末王仙芝起义、黄巢农民起义。

　　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

　　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起义。原因可能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起义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活不下去了。要知道起义是有很大风险的，会满门抄斩。一人揭竿而起，应者云集，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

　　历史总是这样记述：豪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腐败黑暗，赋税逐年繁重，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加以自然灾害相继不断，使农民陷于死亡的境地。例如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

　　以下是一些古代文人写的诗词，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形象和人民苦难的生活，处处透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白居易《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赵元绍《米贵谣》：“榆皮已尽草根枯,十丈溪河变成陆。”

　　孙蕙《安宜行》：“千寻巨浪漫荒塍,落日西风闻鬼哭。”

　　李白《古风》：“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李绅《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聂夷中《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张俞《蚕妇》：“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

　　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杨万里《白纻歌舞四时词》：“老农背脊晒欲裂,君王犹道深宫热。”

　　苏轼《鱼蛮子》：“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

　　黄滔《书事》：“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

　　龚自珍《己亥杂诗》：“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杜荀鹤《再经胡城县》：“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年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白居易《杜陵叟》：“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柳宗元《捕蛇者说》：“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徒，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这些文学作品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图景，在史书里是很难看到的。

　　我们的祖先们为什么总是逃不过这样悲惨的命运呢？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统治阶级或者叫作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者手段不断的扩大、增加自己的利益，社会上的其他人肯定就无利可图了。慢慢的就不得不走上了绝路。反抗就是必然的了。

　　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朝代更替是非常快的。二三百年一个朝代，而且还包括初期与末期的动荡。稳定的年数就更少了。何况很多朝代中间也发生过动荡。

　　秩序很快的下行，很快集体就无理性了，如此而已。

　　第三方面、统治阶层内部的小集团、个体。

　　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宫廷政变、党争、朝廷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屡屡发生，许多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先看看宫廷政变。在中国古代史上，为了皇位，究竟上演了许许多多的子弑父、臣弑君、兄弟阋墙、互相斫杀的骇人听闻的悲剧。下面是比较著名的、也是影响恶劣的。

　　  公元前210年，赵高、李斯等人伪造秦始皇遗嘱，赐公子扶苏死，立胡亥为秦二世。

　　公元前207年，赵高等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为秦王。不久，子婴杀赵高。

　　公元前184年，吕后幽杀少帝，另立常山王刘义为少帝。

　　公元前180年，刘氏宗族与大臣周勃等诛杀诸吕，杀少帝，立代王刘恒为帝。

　　公元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刘衎，自居摄皇帝位。

　　  159年，汉桓帝与宦官唐衡、单超等定谋，发兵围梁冀第，收印绶。冀与其妻自杀。悉收梁、孙两氏内外宗亲，无少长皆弃世。变卖梁氏家产，凡值三十余万万。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

　　168年，太尉陈蕃劝大将军窦武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王节等矫诏收捕武等。窦武号召北军士兵平定叛乱。王甫率剑士捕杀陈蕃。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新到京师，不明真相，节等命奂率兵平叛。窦武兵散，败死。189年，四月，灵帝死，皇子辩即位，年十四岁，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以兄何进为大将军。何进杀宦官蹇硕，袁绍劝其尽杀宦官，进不能决。七月，袁绍复劝何进召外兵以胁太后，诛宦官，乃召董卓。八月，何进入长乐宫，被宦官张让等所杀。袁绍、袁术等攻杀诸宦官。张让等劫少帝与帝弟陈留王刘协出走。尚书卢植等追之，让等窘迫投河死。董卓兵到，迎帝还宫。九月，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713年，太平公主阴谋废唐玄宗，当时宰相七人，党于太平者四（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唐玄宗与宰相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命王毛仲杀萧至忠、岑羲等。窦怀贞自杀。赐太平公主死。上皇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 崔湜流远地，旋改赐死。其余党羽或死或黜，人数甚多。

　　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杀张昺、谢贵等，举兵称“靖难”，以僧道衍（姚广孝）为谋士，张玉、朱能、邱福等为将。 1402年，燕军至京师，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死。燕王入城，谒孝陵，即位，是为明成祖。

　　 1457年，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乘景帝患病，迎上皇入宫复位，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杀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籍其家。

　　   1861年，初冬，在咸丰帝病死热河避暑山庄73天后，咸丰西后那拉氏串通奕昕、奕譞、胜保等人，将咸丰帝临死前任命为“赞襄政务”的八个大臣一网打尽。其中，肃顺处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余皆被罢逐。政变后九天，载淳继位，改元同治。政变后一个月，东西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史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实行新政，到9月20日，先后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史称“戊戌政变”。

　　 “党争”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唐代晚期最著名的是“牛李党争”。其中“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则是李德裕。两党之争从唐穆宗时期开始，经历了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共四十年之久。文宗曾感慨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党争的厉害可以想见。其实这两党结怨实在是科举之故。牛僧孺、李宗闵起于科举，而李德裕虽也是功名在身，但出身世家豪族，对科举出来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纷争的起因还是在宪宗元和年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开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缇三人在对策中，痛诋时弊，被主考杨于陵、韦贯之评为上策。当时宰相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认为这三人对策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于是向宪宗告状，说考试有舞弊行为，这一下，主考丢官不说，牛僧孺、李宗闵、皇甫缇三人也随之被斥。再加上当时唐代世族对庶族的看不起，双方积怨日深。“牛李党争”表面看上去是庶族官僚与世族官僚的斗争，前者比后者多少有点进步才对，但实际上，李党虽有门第之见，这是习惯势力造成的。纵观历史，李德裕办事比牛僧孺要可取得多。牛党多靠主考、门生、同门的关系结成一伙，他们与李党的争执完全已经意气与权益之争，与各自的出身已扯不上关系。如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运用谋略不费一兵一卒使得吐蕃大将投降，并一举夺取军事重镇维州，这时当权的却是牛党首领牛僧孺，竟然拿国事做儿戏，迫令将降将和城池归还吐蕃，当时气得李德裕吐血不止。党争到了宣宗年间，以牛党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结。因为其时的宣宗皇帝是个科举迷，对于科举出身的朝臣尤其欣赏，再加上武宗时当政的李德裕得罪过当时尚未上台的宣宗，于是李党在宣宗即位后纷纷被贬，李德裕死在了贬所崖州。而牛党的两个头子，牛僧孺还朝既死，另一个头子李宗闵没有还朝已经死了。总之，晚唐的政局，在两党的轮流把持下逐步走向衰亡。

　　  宋代，在宋徽宗崇宁元年九月，在京城开封端礼门立起了一块”党人碑“，上书元佑、元符年间不少大臣的姓名，其中在被定义为”邪“类的党人中，赫然有司马光、吕光著、范纯仁等著名大臣的名字，著名的苏轼兄弟、一代大儒程颐、陆游的祖父陆佃以及写出“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秦观亦榜上有名。事情要从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说起。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来说，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也是当时代表反对派的司马光等人严厉攻击的地方。只是当时支持变法的神宗弹压了反对派的声音，司马光等人被贬斥出朝。等到神宗一死，原来作为反对派后台的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又尽招司马光等反对派入朝，全盘否定了变法，并对变法派进行了打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佑更化”。当时已经是有了意气用事的苗头，例如苏轼曾经提醒司马光，新政、旧政各有利弊，不能尽废，也不可尽兴，范纯仁也说，只要去掉那些过分的新法就行了，否则对老百姓又是一次损害。但司马光都不以为然，还是将新法完全废除了。虽然这样，但以心而论，这时的保守派们还是为国尽心的——司马光体质已经很虚弱，但怀着为社稷献身的使命感，仍旧是事必躬亲，就算在病重之时，口中喃喃的仍旧是朝廷大事。病逝之后，家人将其病中写就的8张遗书呈给皇帝，一条条都是当世要务。如果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怎会做到这样呢。尽管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确实是出于公心，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时间到了神宗的儿子哲宗亲政的时候，事情却起了变化，出于对司马光“以母改子”做法的不满，他决心“子不改父道”，重新变法。他任用了原先的变法派曾布等为相。他死后，其弟徽宗即位。这时的变法派已经不是王安石时期的模样了，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不同，但从不以此诋毁打击政敌；而哲、徽两朝，新法却成为了“变法派”手中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尤其是徽宗，任用的都是一帮小人，如炮制“党人碑”的蔡京。他早年追随变法派，“元佑更化”后又转而反对新法，等到哲宗亲政后，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变法旗手，他大笔一挥，三百多人入了党人碑，遭到迫害。

　　明代的“党争”。这个时候的党争，才是真正的登峰造极了。万历年间，已经是党派林立，什么苏党、浙党、秦党、淮党、昆党不一而足。到了万历四十年，朝中更是有齐党、楚党、浙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再到天启年，东林党人入朝为官，齐党、楚党、浙党则纷纷投靠了魏忠贤，共同对付东林党。崇祯皇帝即位后，铲除了魏忠贤，可原先富有正义感和政治改革倾向的东林党却又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整天以门户报复为务，忙于互相指责，口舌之争了。最要命的是，此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已经是经不起折腾了。以当时的辽东战局为例，熊廷弼是天启年间的辽东经略，王化贞是巡抚。熊廷弼主张积极防御，王化贞却不顾实际主张进攻，结果处处破坏熊廷弼的防御计划，导致了广宁失守。战事不利，自然熊廷弼与王化贞都必须受处分，但当时熊廷弼早年是楚党，曾经排挤过东林党人，而王化贞却曾经拜过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座主，东林党人自然将王化贞看为自己人，于是执政的东林党不顾责任轻重，既然王化贞保不住，熊廷弼也别想活了。熊廷弼本来是刚正不阿的，但生死关头，只好屈尊托汪文言向魏忠贤求救。魏忠贤开价四万黄金，汪文言答应了，可熊却拿不出来，于是自以为钱财到手的魏忠贤恼羞成怒，一定要速速处决了熊廷弼，而此时，东林党人得知魏忠贤居然恨熊廷弼，又纷纷上书保熊廷弼。这样一来，本就痛恨东林党的魏忠贤更是以为熊廷弼是东林党一伙的，那是非死不可的了。在阉党和东林党的交相攻击下，熊廷弼最终没了活路，于天启五年8月被杀。紧接着，出镇山海关的大学士孙承宗成为党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崇祯二年，袁崇焕也因为清的反间计死于阉党余孽之手。

　　本来这种竞争也很正常，而且也需要。但为什么我们历史上的“竞争”屡屡失控，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最后总是“双输”，“全输”，输掉了许多无辜的生命、许多家庭妻离子散，输掉了国家，老百姓跟着受苦。

　　 为什么？

　　   用博弈论分析很简单。每个人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恶性竞争，无法均衡。纳什的话说：均衡对协议无法实现自我约束。谢林的话说：没有聚集点。要均衡其实很简单，一切真的以国家利益为重。

　　用我的秩序论分析更简单，秩序不断的下行。因为在争的过程中，不断的形成坏秩序，不断的破坏秩序，如此而已。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很复杂了。跟文化与当时的制度有关。我就不展开了。

　　上面三种情况西方一样有。也有农民起义，也有盘剥百姓，也有争斗，所以一样有朝代的更替。历史上帝国的衰落有些就源于这些。

　　   不过，我发现西方的这种情况比我们轻得多。秩序下行的速度慢得多。东罗马帝国从395年直至1453，延续一千多年。奥斯曼帝国也持续了1000多年。

　　我们能看看英国的历史。他们朝代的更替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基本都是以继承的方式。

　　这客观上，实现了很长时间的稳定，为科技进步，智慧的产生、良好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好的条件。这也许是为什么西方最终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很值得研究。笔者有时间会好好钻研一下。

　　但既然是专制，无论多么完美，总免不了秩序下行，西方也一样，怎么办？民主。可惜，我们的祖先没有想出来。英国人想出来了，而且很早——1215年。中国还在南宋。

　　标志就是《大宪章》的签署。

　　英王约翰在十三世纪初即位，之后一连串的事件却令英格兰的封建贵族起来反抗他，并要求限制绝对的王权。当时英王约翰受到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夺得王位的手法遭人非议，前任英王狮心王理察在1199年死后，出现两名继承人。约翰将他的对手，亦即他的侄子不列颠尼亚瑟囚禁，之后亚瑟便失去音讯。很多人认为约翰是将他的亲人暗杀以取得王位；第二当时法国国王占领了英国在诺曼第大部份的土地。英国的贵族要求国王取回失去的领土，约翰即在1214年发动对法国作战，却遭逢大败。此外，约翰与教皇就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出现争执，于是教庭向英格兰施以绝罚，约翰被迫于1213年向教皇屈服。

　　1215年6月10日，英格兰的封建贵族在伦敦聚集，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约翰被迫赞成贵族提出的“男爵法案”。同年6月15日，约翰在兰尼美德为法案盖上皇室的盖章。而贵族则在6月19日重申对约翰效忠。最后皇室秘书将国王与贵族间的协议正式登录，即成为最初的大宪章，并将副本抄送至各地，由指定的皇室官员及主教保存。

　　1215年的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种权力是出自中古时期的一种法律程序，但加之于国王却是史无前例。

　　这真的不容易。真正的大智慧。中国会怎么做呢？杀了皇帝老子，自己做，但最终还是一样，所以自有别人来宰他。皇帝轮流做，事情一样没做好。

　　虽然第一次发布的大宪章只维持了数星期，但是约翰死后的多次重新发布，使它成为了永久的法律；大宪章亦成为了日后英国宪法的基石。之后亨利三世及他的继承人曾多次避开破坏大宪章的规定，然事实上中世纪英国皇室的皇权在大宪章之下，仍然是有增无减。不过，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国王亦曾三十次重新发布大宪章，证明国王始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至少大宪章的存在成功确立了一项国王亦必须遵从的原则：君主受到法律的限制。

　　《大宪章》在原则上和实质上一包含了后来发展起来的议会所具有的征税权，对王国政务放入国民参与权，监督权等因素，以及“国民自由”的观念。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的包容度再不断地扩大，但上述隐含的几种权利则逐渐被制度化了。第一，《大宪章》中非经“大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成了后人“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一原则的基础。第二，征税要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就隐含了“国民”有被咨询的权利。第三，即便从当时的角度上看，《大宪章》是贵族之外的一些社会等级也分享到了利益。这些都为半个世纪后平民代表进入议会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公民意识和公民法权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640年－１６８８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笔者看来是人类历史上标志性的事情之一。

　　1689年签订的的《权利法案》使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他限制国王的立法权，财政权和控制议会的权利，确立了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王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统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极大促进欧洲各国反封建努力，起到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

　　从此，世界走向民主时代。

　　现在的民主可以解决上面三个问题，也就是解决所谓的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然而，就像人类之初的民主色彩一样，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普通人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我们来看看现实的问题。

　　看看范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国内的民主已经发展的很好，然而，我们放眼全球，我们的世界是民主的吗？尽管有联合国等等国际组织。半个世纪之前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然后是苏美争霸，现在呢，尽管我们说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然而，美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就看看美元的份量，美军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就可以略知。结果呢，恐怖主义爆发，核扩散。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看看我们民主的结果。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许多人还在说这是专制，然而，无论怎么讲都是符合现行民主的制度的。再看看伊拉克战争，现在看来明显是个错误，无论从世界还是美国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看看历次的经济危机。市场实际就意味着民主。然而为什么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呢？

　　全球面临的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然而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共识并且采取真正有效的行为了吗？没有。大家还在博弈，还在搭便车，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