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章从不同角度谈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各家之言，自有道理。但我认为，要想给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重要的巨型引擎机———中国———贴上任何标签都不合适，更别说鞭辟入里地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了。
以我个人之浅见，人们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像钱钟书写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抱有各种复杂的心态，但有一点大家已达成共识，即中国若不进行全面和彻底的社会变革，那么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神话将不再。
外面的人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好奇，并且有强烈的偷窥欲，希望进来痛痛快快地了解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巨型大物。这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声音对中国经济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进行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构和研判。
如果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这是没错的。但历史往往是出奇的吊诡，所以中国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
但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改革，得益于中国顺利地搭上了全球化这辆快车，得益于中国人较低的权利意识。如果我们把这些语言用更精确的说法来表述，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自身经济体系的开放、全球贸易体系与低权利的社会结构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自身经济体系的开放是中国执政党对中国社会进行有限赋权，赋予了人们有限度的经济自由，最大程度地激活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民的财富创造能力，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造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这种有限赋权一方面是执政党的执政策略所需；另一方面是经济内在发展的规律所致。很多学者用“制度红利”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
但仔细想想，这种说法又让人觉得有些西化，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的一种表述方式。那“制度红利期”有多长？好像各人的答案不一，这显然是有争议的。“制度红利期”的贴现率是多少？这又是一个问题。再进一步追问，建立“制度红利期”模型里面的变量有那些？变量如何取舍？这更是一个问题。如果用中国自己的语言来说，就简单明了，中国人有越来越多追求经济上的自由。
全球贸易体系为中国承接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港澳台以及东亚经济圈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提供了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先决条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就没有中国那么幸运，所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执政党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度兴起的招商引资的发展策略，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也吸引了一大批冒充投资的诈骗犯，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中国执政党对资本的态度为全球贸易中的资本天然的肮脏扫除了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更令全球资本家兴奋的是，中国有着极其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群体。全球资本和本土廉价劳动力的联姻，造就了中国所向披靡的经济黄金发展期。
中国低权利的社会结构更为这种所向披靡的经济发展模式推波助澜。资本具有天然剥削劳动力的倾向，因为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性。劳动力要避免资本残酷和无情的剥削，就需要抵御资本剥削屏障的社会权利网络。工人可借助强大的工会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NGOs）组成的社会权利网络与资本家谈判，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免受资本无端的压榨和盘剥。同时，还可以借助相关的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无论是在非政府组织方面，还是在法律的独立性方面，都是让人失望的，很多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在资本的压榨下消弭于无形之中。这种低权利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演化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有关。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与权利意识背道而驰的文化基因。“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休管他人瓦上霜，只扫自家门前雪”等等，难以穷举。这些看上去很普通的谚语，里面却蕴藏着一个相似的社会密码，这种社会密码严重地锁定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和有效发展。限于篇幅，我不做过多的阐述。
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结构，经济绩效的合法性与政府官员的乌纱帽紧密相关。衡量经济绩效的合法性最直观最有效的数据当属GDP了。所以地方政府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疯狂的GDP，以获取更高级别官员的赏识，从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地方官员理性的选择。
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当然会造成对社会权利的萎缩和挤压。政府经济发达了，那么民间的经济必然遭遇挤出。如果社会权利得到了滋长，那么政府用在经济上的资源就少了。非此即彼的问题黑白分明，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漠视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亦不难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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