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一次学术会议，参加学术会议的都是一些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像北大教授张维迎、清华教授李稻葵等，主持会议的就是李稻葵教授，按照他的介绍：汇集国内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术专家共同讨论当前经济改革形势。每一位学者都谈论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感想，其中不乏有对政府经济政策和行政管理的批评。原以为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结果也是让人有所失望。当然，也有一些有见地的看法，比如：一位学者对当前的各项改革，认为偏重于行为方式的“改”，缺乏思想理念的“革”，是称不上改革的，充其量只是改良而已；还有一位香港学者提出经济学上的还原论研究等。
我长期热衷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一直都想对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恰逢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的乏力表现。觉得很有必要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进行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探讨。我个人一直认为，明确的思想理念和明确的研究方法，也才可能产生一个明确的意义结果，否则，是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有几位学者喜欢采用就事论事的方式研究探讨。就事论事是处于原有的合理性的原则，进行合理与不合理的讨论。事实上，很多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合理性的判断原则存在缺陷，这是需要学术研究予以纠正。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一般性的协商讨论，求知、求理是学术研究自始至终所要遵循的原则。作为提倡科学，就是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区别于以权威为依据，因此，科学的学术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以事求理。
有一位学者运用非常直观、形象、甚至有点拟人化的形式，描绘中国当前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现状。在最近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也有学者有过类似的直观描绘。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直观描绘，也经常采用直观描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直观描绘与抽象的概念描述存在差异，如何转化到具有操作特征的判断原则的认识上呢？因此，我很想建议他去找已故北大教授洪谦（1909~1992）先生的弟子，学习一下逻辑实证主义，科学理论的描述是要具备可证实性的意义方法。
“我觉的如何如何，我感觉怎样怎样”，在很多场合，经常听到。这不是一个研究学者所应有的科学研究态度。试想，一个整天钻在书堆里胡思乱想的人，怎么可能会比整天沉溺于商业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或者整天买菜做饭的家庭主妇，对市场有更清楚、更真实的感受呢？寻求共同的感觉经验，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研究者个人的经验，而是说，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应该很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行为过程获得这种感觉，当别人也具备同样的经历时，一定会获得相同的感受。对于一个很投入的研究者来说，他的感觉是迟钝、麻木和不灵敏的，这是因为想要获得一个确凿无疑的经验事实，一定是要经历一番自我怀疑的痛苦的思索，我想这大概就是实证主义的由来。对于一个优秀的研究者而言，仅仅是他观察到别人感觉到却忽略的细节，并不是他的感觉超人一等。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的优势在于用理论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尤其对于一位称得上学者的研究者来说，运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问题，一定是很清楚的，对同样一个问题，用不同的理论进行解释，结论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我一直困惑的就是，在很多学术研究领域，像考古学、翻译学等等，演绎推理的解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研究方法。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很多研究者却热衷于，反反复复、啰啰嗦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搜集各种数据证据，试图论证一个真理？如果它是一个真理，你能感受到，我也能感受到，我们需要的只是准确、简单、让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描述出来。至于理论究竟如何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产生作用意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归纳法的怀疑
归纳法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就把归纳法当作从特殊实例建立一般真理的推理过程。欧洲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时期，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第一个试图对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给予详细说明的人，他藐视仅仅依靠事例的数量，赞成基于一定解释的基础进行归纳补充，增加理论的确定性，即进行了有目的性的观察研究。培根以后，实证主义从理论的应用上，“知道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能行”，更加明晰了归纳法的研究原则。与演绎法相比，归纳法更加忠实地履行西方传统科学的研究理念——科学理论的描述是关于经验事实的真实再现，亦即表现为客观真理的追求。
我是学工科的，早在上学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就非常提倡使用归纳法从事研究，他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日本是使用归纳法研究最普遍的国家之一，据说正交试验法（一种节省试验次数的归纳法）在实验类研究中达到70%多的普及率。当时，我对归纳法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非常机械呆板的研究方法。我个人更喜欢使用原理分析进行研究。在工厂从事电弧炉熔炼技术工作时，针对电弧炉节电，我借用三极管的放大原理进行分析，提出加设地电极提高点弧效率以此达到节电目的，后来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在国外已经出现好几项加设地电极的专利技术。不可否认，归纳法在科技领域得到极广泛的应用，也产生出很好的研究效果。究其原因就在于：在自然界存在很多可逆、可重复现象，比如：水可以变成冰，冰可以化成水；一年四季的轮回现象等等。在科学思想界，有关可逆、可重复性与不可逆、不可重复性的争论非常激烈，爱因斯坦就坚持认为：可逆、可重复是真实存在的，不可逆、不可重复是由于人的无知造成的。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几乎一致性的看法就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是处在不可逆、不可重复的境况中。
历史无法重现，我们怎么可能会从历史的、经验的，规律总结中，推测出未来呢？这当然包括各种依赖历史经验归纳出的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是不具有对未来经济形势形成准确判断的作用。过去如何如何，未来会怎样怎样，这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不可否认，科学研究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而且，科学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正是通过科学研究也才实现了对世界的把握。既然如此，我们无法准确预见到未来，又是如何把握世界的呢？事实上，我们把握世界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人的生存。
众所周知，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依然无法准确预见到地震的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抵御地震所带来的危害。我们提高房屋的抗震质量，普及抗震知识，当地震发生时，借助良好的社会组织管理，及时而有效地救助遇难者，积极预防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等等；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时候都是基于问题可能会发生而不是一定会发生，采取“防患于未燃”预防解决的；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预见到问题的发生，基于现实状况却无力解决。由此看来，“预见”并不是我们把握世界的核心所在。
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历史无法决定未来，唯有现实与理想。这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自然理念，解释起来较为复杂，这里仅作简单的阐述。我个人常说：不要像一个巫师那样预测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制定一个可能存在的目标，并以积极参与的态度实现它。
早在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就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有限的证据能否证明了一般性的原则。200多年以来，很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解释与研究。上世纪60年代，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1902~1994)提出证伪主义，他是以经验实在论（一种以人类自我为宇宙中心的本体论）的观点，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完全摒弃了归纳法，波普尔认为归纳法在科学探索中起不到任何作用。美国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曾专门求教于波普尔，十分推崇证伪主义。
与波普尔一样，我很早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十分欣赏数学中，简单、严谨、精美抽象的演绎逻辑，或称形式逻辑，但同时认为演绎逻辑产生自经验中，并非是先于经验的、空无一物的思想形式。
形式逻辑被广泛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像电脑，为我们展现一个神奇的世界，这正是形式逻辑的杰出表现。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造就了所谓的“预见”，事实上，形式逻辑最重要的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原则判断，按照一定的逻辑秩序，进行操作行为的组合。在西方科学中，基于形式逻辑的原则判断，按照决定论思想的指导，借助于演绎推理寻找到事件发生的确定条件，依据原则判断的行为操作，给定这样的确定条件，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把握。
我们不难理解，一个有意义的理论一定具有演绎逻辑的形式，所谓论证形式，所谓正反两方面、模糊不确定的辩证形式，对行为操作而言，毫无用途，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一个有意义的演绎逻辑的理论的形成来说，我们正是借助于归纳法的经验总结和辩证法的理性批判的方法途径进行补充完善的研究。
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的理性批判等，都是具备约定性特征的思想形式。我个人否认一切有关思维创造的规则形式的说法。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是用放荡不羁的思维，把握这个世界。”，思维创造最贴切的表述应当是偶然的发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所见所思、所思所想，都是思维创造的沃土。我们正是建立在偶然发现的现实基础上，实现必然性的把握世界。
个人是很柔弱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却力量无边，这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现实基础。寻求人与人的相互协作就在于社会共识的产生。
不可否认，我个人的思想意图，在客观真理与社会共识之间，我倾向于以社会共识为基础寻求于真理的探索，这与西方传统科学自始至终都在围绕客观真理的探寻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社会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中。耐人寻味的就是：西方科学遵循真理原则，西方社会却更加尊重社会共识，像民主选举、契约论的原则等等，与此相比，中国却尝试了一次“真理”原则的社会变革，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我个人依然相信客观真理的现实存在，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把握世界，自然之理的正确与否，起到不可或缺的决定作用。“行天下之正道，寻天下之定律”，这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独立人格是其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核心根本。社会学的研究如此，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爱因斯坦曾经为建议原子弹的研制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理性批判是善意的，体现了我们共同探索真理的相互交流。对于曾经在欧美国家学习和工作过的研究学者应该不会很陌生。张维迎先生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博弈论理论并将其介绍到中国的研究学者之一，李稻葵先生也是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曾提出，诺奖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看法。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我们需要借鉴他人先进的思想理论，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经验事实进行理论的创造。任何一种理论都对应一种经验事实，旨在尽可能符合经验事实的演绎解释，不能以中国经济社会里的经验事实去附会、去证实所谓的诺奖理论，这非常愚蠢，我们需要做的是用中国经济社会里的经验事实证伪诺奖理论，说它是错的，这是一个真正合格的研究学者的职责所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形象描绘一下就是，美国的经济好像是用钢筋混凝土砌成的高楼大厦，在遭遇本拉登的恐怖袭击时，会发生震颤；中国的经济却似乎是由无数的沙粒堆积而成的金字塔，更具有抗冲击力。除了经济规模的差别以外，思想文化、价值理念等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博弈论的思想核心就是博弈均衡，虽然博弈均衡很早就在西方政治中予以体现，但是，博弈理论却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出现。随着博弈理论的深入研究，博弈均衡的决策思想日益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之中，可以说，这与西方传统科学思想中寻求确定性的“知”来形成科学化决策，有很大不同，博弈论的决策并不依赖准确的预见，而是基于现实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博弈均衡的决策思想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颖和富有创造力的，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说并非很新鲜，甚至有点陈腐的味道。曾有位研究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民科”（民间研究者），却以十分鄙视的态度看待“民科”，我就是一位“民科”，在我看来，他只懂得学一些形式化的教条东西，以此博得功名利禄和地位，至于何谓探索真理，却满脑袋的浆子（也许是我脑袋进水了）。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的就是探索真理。我想张维迎先生是可以用博弈论分析这种情形，引入探索真理的条件后博弈均衡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张先生目前似乎更关心去预测未来，什么二三十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上海将建成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等等，并不关注对抗性博弈、合作性博弈的建构问题。
早在中国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的，而中国社会依然表现出求知求理的渴望，演绎出玄奘西天取经的经典故事，为后人津津乐道。反观于今天的中国，唯物论与唯心论原本是理性思想研究——哲学上十分微妙而难解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全搞清楚闹明白的人，很少很少，用屈指可数来形容也不为过分，我本人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一直渴望与真正有学识的人进行交流，但也只能可遇而不可求，企盼研究上得到帮助则更是一种奢望。现实中，我们以此作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藐视社会共识，压制探求真理，其结果就是：掩盖了无知与愚昧。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要以社会共识为基础，以人为本，个人的主张、团体的信仰，一定需要以求得广泛的社会共识也才可能会为社会作出贡献。
去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认为以目前的工业化水平通过反哺农业，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等等。我们可以对农业现代化作出种种条件描述，诸如：规模化的生产、市场化的公司式运营、土地有效使用等等，我们能否通过给定这样的条件也就实现农业现代化呢？曾经我们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其核心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但结果却失败了。
尽管决定论思想在自然科学（包括科技）领域，表现得十分杰出，火车的发明、汽车的制造、原子弹的爆炸、航天飞机的升空等等，我们正是借助于给定一个先决条件，实现对自然的把握。用实证主义者的话说：这是经过无数次的经验事实的证明。但是，在人文领域，包括经济管理，决定论是不适用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需要十三亿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九亿农民的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和有所创造性的发挥。
也许有人会说，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如此也就解决了社会共识的问题。曾经一位系统论的研究学者以一种嘲讽的口吻说：苏联人理所应当的会认为教育是在培养人，学校就是一所教育工厂，通过学校教育可以生产出无数个爱因斯坦。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校是一所思想交流的场所，谈到对人的培养的教育，也仅仅体现在公共行为规范的培养，这本身并不具有创造性的含义，是属于社会交流的范畴。创造性知识的获得是要遵循认识论的原则：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批判的思想交流，最终取决于思维创造的结果。逻辑概念的记忆式学习，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我不太赞同波普尔完全抛弃归纳法，尤其是波普尔在其证伪主义中也是强调经验总结为基础的真理探索，这多少有些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波普尔所反对的归纳法也仅仅是归纳证明，以及强调思维创造在探索真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对归纳法的看法是：归纳法仅仅是一种非常态的行为观察，像大尺度时间条件下的观察等，常态行为不容易准确观察。因此，归纳法作为很多特定条件下的问题发现，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不是唯一性的，尤其，归纳法一定是要处在一种演绎逻辑思想的指导下完成观察，像检测项目的构造等。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问题固然很重要，解决问题毕竟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所在，解决问题需要相互协调的行为组合，操作主体已不再是研究者个人，如何达成共识，归纳法的研究是不适宜的。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讨论
经济的财富论PK经济的协作生存论
规则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改革PK自组织形态为主体，规则制度为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物竟天择PK人为价值理念的选择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
无论商业市场如何变化，一定都会导向“衣服的制作和衣服的穿戴使用”的平衡，因此，产业经济才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很难想象，投入几万亿资金到金融市场会造就经济腾飞的奇迹。
美国政府试图以强大的金融体系掌控国家经济乃至于世界经济，这是有问题的，毕竟经济社会是由多数人共同参与的事情，为少数人所掌控不太妥当。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持续发展型的经济社会。
总量控制和重复建设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