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外部董事改革遭异议  “去行政化”倒逼国资委行政改革 

 

程元辉

 

  历史五年的国企董事会试点进入第二阶段。“除了上海和海南公开成为国有企业董事会试点，北京和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始针对国企集团进行董事会改革，”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中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5月21日，上海国资委为18位外部董事下发聘书，外部董事并正式走马上任，同时上海国资委官方网站刊登《上海市市管国有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和《上海市市管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指导意见(试行)》。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表示，主要通过选派代表出资人利益的外部董事，如果首批外部董事达到预想效果，将可能在国资委系统内企业集团中全面推广。

 不过，国资委外部董事制度改革饱受异议，被认为是 “自己和自己玩躲猫猫”。长期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王中杰已被北京国资委聘为第一批外部董事，他对国有企业引入外部董事吃肯定，但仍指出，“从国有企业看，管理层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都是国资委委派的，因此，国资委可以直接任命公司高层，可以干涉企业决策，增加的外部董事的意义有待考量。”

 王中杰指出，国企改革必须增加企业竞争，建立完整的企业法人代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去行政化”，这实际上倒逼国资委机构进行行政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国资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李曙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国资委机构行政改革设想，然后作为国家特设机构国资委“去行政化”改革道路能一帆风顺吗？

 

外部董事改革异议

 

从央企规范董事会试点开始，国企董事会改革历经五年，强行增设外部董事近期才成为国企改革的焦点。

实际上，国资委属央企进行着全面的董事会改革时间点是2004年，引入外部董事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目的是主要通过选派代表出资人利益的外部董事，进一步改善董事会组成结构。

截止2009年3月，140多家央企里面，总共有17家纳入了董事会试点范围。对于引入外部董事的效果，从中央到地方五年仍然试验阶段，评论界对外部董事的改革观点也莫衷一是。

王中杰对记者表示，“从国有企业看，管理层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都是国资委委派的，因此，国资委可以直接任命公司高层，可以干涉企业决策，增加的外部董事的意义有待考量。”

王中杰质疑，外部董事接受国资委聘任，代表谁的利益，又应该对谁负责，是代表国资委，还是代表公众利益？

“最根本的是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竞争不充分，现代化企业制度是竞争而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股权社会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业化”，减少行政干预，”对本报记者表示。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康伟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只是从表面上满足了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根本上是国有企业股权单一化导致监管部门在国有企业具有决策权和主导权，企业发展上是缺乏自主权的。”

康伟强调，企业管理最大的机制是出资人和管理层的制衡，国家既做为出资人又作为管理者，这种状况不改变，国资改革很难进行，外部董事并没有从最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法室主任朱少平认为外部董事应该代表新的利益方“大众”，他接受本报电话采访表示，外部董事不应该反映国资委利益，应该更反映公众的意义，代表社会大众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表决权。

  朱少平认为，对于外部董事改革要用更积极态度去看，对国企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有积极的作用。

据记者了解，目前央企第二批董事会试点开始进行，包括北京和上海等一些地方国资委逐渐开始推进董事会试点。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海南省属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也已经启动。

 

“去行政化”倒逼行政改革、

 

实际上，国企改革中“去行政化”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字眼最多，国企管理层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根据2008年9月公布的《关于市管国有企业试行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的意见》规定，上海市管产业类、资本经营类、金融类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部分市管国企探索试行外部董事长制度，同时取消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

2008年12月底，浦发银行成为上海国资“去行政化”试点单位，浦发银行对三位副总进行聘任制，高管中的副职不再保留行政级别，浦发银行从而成为第一家这么做的上海国企上市公司。

但是近期上海国资委网站像往年一年刊登一份《2009年干部任免情况》，对接近国资企业三十个岗位进行任免，级别包括副总裁、副总经理和副总监等职位。

尽管“去行政化”已经开始，这条道路会非常漫长。王中杰向本报记者透露，“据我了解，国有企业去行政化进行非常慢，首先利益关系比较多，再次改革政策不彻底。”

  王中杰和何志聪在国企改革“去行政化”上都用“系统工程”一词来形容。王中杰认为，“去行政化”非常有必要，国有企业在国际上并购环境相比欧美非常恶劣，这是值得我们自己思考的，他们认为这些企业是政府控制的庞然大物，会对该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不利。

   王中杰还认为，实际上，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倒逼国资委改革。国资委作为一个特设机构，并没有履行好出资人的角色。国资委作为政府机构，本身还是一个利益集团，资源和权利高度集中，机制落后，管理效率不高。经济危机之下，国有企业高层仍可以拿高薪，管理完全没有反应市场机制。

此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国资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李曙光就提出国资委改革设想，希望各地国资委根据《国资法》改革，变为“纯粹的干净的出资人”， 国资委应该是一个航母级的资本运营中心和航母级的控股公司，将来要实现委员会化。这样国资委才能成为真正的特设的法定出资人法人，现在国资委叫特设机构。

根据这一设计，国资委将实行公司制度，“去行政化”推行将不远。

对于国资委机构改革前景，上海荣正融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志聪对本报记者说，国企高层任命都是有明确的行政路线的，但是国资改革方向是放权市场化，国资委只充当出资人角色，但他们不愿意失去对现有资源的控制权，最终还是利害关系。

王中杰仍然表示担心，国资委行政改革难度很大，一是国资委自己不会给自己开刀，二是法律没有规定其他机构进入监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国资监督或者通过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来监督国资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