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一再强调企业文化建设中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并不排斥其中道德教育的作用，只是觉得规范和教育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制度都需要大量的成本支出，而如果通过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让每一个人“自动自发”地工作，成本自然很低。因为在正常情形下，制度的监管的确无法管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中。这或许就是许多企业认为需要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社会一旦出现毛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的问题，比如和一家企业的领导说到80后的问题，他张口就来：“需要好好地教育啊！”可是，纵观中国历史，从孔孟开始，难道我们几千年来接受的个人道德教育还不够吗？笼统地说，我倒是感觉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接受“教育”最多的民族了。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育没有用！为什么？我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专制统治这样一种劣性“制度”的遗祸。你的道德说辞再漂亮，普通的百姓在现实中都无法感觉到。他们看到的严酷现实是：严格的尊卑等级、极端的贫富分化、无良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富人、混乱的社会秩序、黑吃黑的民间暴力、苟且偷生的小民！“长太息以涕泣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千古绝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总结。

　　弗罗姆有一句名言：人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有了这样历史和文化，我们就可以想象除我们的祖祖辈辈会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态度了。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借用了社会学的代际与濡化理论做了解释。为了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借用西方哲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与人格理论。

　　人组成了社会，那么，人与社会（包括组织）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相互影响？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心理学家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通过对人的无意识心理的分析，开始了对人格结构和心理内在动力的研究，并就个人与社会的精神关系之间的深层问题得出了开创性的结论，把文化研究的视角导入到了人性的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这样一种深层的心理人格领域。弗罗姆更进一步，他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社会精神领域，把从个人方面解释个人与环境冲突转向了心理人格与社会的文化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人格、人性之间存在的互动关联。

　　借用这样的理论，说到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问题，就是说，个人的无意识心理与社会精神之间是相互传导的，任何社会或者组织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其文化的核心，是由组成社会与组织的人（们）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来决定的。要创建新的社会文化或组织文化，就需要“冲破”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通过制度规范和持续教育，给人（们）一种不同于既往无意识心理的全新体验，逐步变革旧的“无意识”，建立新的“无意识”。说到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个问题，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企业管理变革，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制度的变革，同于辅之以持续的教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仅仅实施简单的道德说教和怀柔政策，会遭到人们无意识心理的抵抗，文化建设就变成了一句空谈。

　　近年来，80后甚至90后们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恰恰可能就是他们生活在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有了许许多多的与所有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形成了与前辈们差异较大甚至迥然不同的无意识心理和全新的人格结构的缘故。单是这一样，就值得我们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