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贡献

谈到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想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光辉的名字，谈到五四运动，人们总想到北大的学生带头走出校门去游行抗议，乃至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风潮并促成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光辉事迹。只是当时的北洋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或乃至就是所要抨击的对象，包括我们的教科书上也一直是这样定调子的。

但我总觉得这样的教科书应该重新改写一下才好，这样的评价和论调也应该做些修订才好，否则，我们的历史就又多了一起冤案——没有北洋政府的宽容（蔡元培这样的人能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事恐怕也是北洋政府宽容秉性的一个例证吧），则有没有这两个伟大运动还真就难说。这两个运动当然意义很重大，但因为弘扬这两个运动的伟大精神，就极力贬低北洋政府的形象，这恐怕就真的有失公道了。

印象中，大陆的教科书上总说北洋政府黑暗、反动、卖国，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北洋政府非但不是如此，反倒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在舆论环境宽容、言论出版自由、政治空气民主、社会动态稳定等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如果对历史上这样宽松包容的政治时期给予的评价竟然如此之低，并且不打算给予重新评价，则其后果可谓是相当严重——不但是北洋政府背了黑锅冤得慌，而且可能会使得后世中国各时期的政府都不敢放手再度实施、创造这样宽松包容的政策。所以说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倘若不能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其所造成的后遗症般的负面影响恐怕就会是非常严重的。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以后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北洋政府包括这么几个阶段：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1920）；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192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1928）。很显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1920），也就是自1916年袁世凯死至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实权的时期，期间先后有三人出任政府大总统，他们依次为黎元洪(任期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冯国璋（任期自1917年7月12日——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任期自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贯穿了整个皖系统治时期，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同年6月结束）则发生于徐世昌担任大总统的任期内。

分析起来，则这两个运动得以发生乃至获得成功，其实都与历届北洋政府实行的比较宽容的政策有关。北洋政府虽然一直把政权操控在北洋系军阀内部而不愿通过议会选举乃至全民普选的方式与国民党、进步党等各党派分享，并且在遭遇全国痛骂痛击以致称帝失败的袁世凯去世后，因丧失了统摄整个北洋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导致出现了由各位实力最强或号召力最大的军阀先后出任总统或总理的局面，也就是类似鲁迅所谓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出自其1931年所作《七律·无题》一诗）这样的局面，但却正是因为这种政府中总统与总理随时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制度和局面，才给民间与社会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大环境，才使得民间与社会的活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施展与发挥。

如果北洋政府对舆论与文化钳制得很严厉，那个时期的文化人与新闻记者就不能放手办报和撰写各类文章（包括批评时事和政府缺点的各类文章），比如黄远生、邵飘萍等就不可能撰写出许多揭露官场黑幕与政界丑闻的文字，陈独秀等人也就不大可能创办《新青年》等杂志，如此，新文化运动恐怕就会胎死腹中。如果北洋政府对社会各方面都控制得很严格，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就不可能在那个时期得到落实和光大，比如文人们就不太可能在报纸上讨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是否签约的问题，比如国民就不太可能通过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行动来表达中国社会对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民意，这样一来，伟大的五四运动恐怕就难以发生了。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以高压手段对民间与社会实施严密监控，这就给了广大民众与各社会团体、群体以充分的表达和宣泄的空间与机会，这样做无疑是有利于北洋政府时期社会的动态稳定的，是有利于社会各层面的利益平衡和合理博弈的，也是有利于北洋政府借助民意在国际上维护本国利益的。北洋政府甚至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顺应民意罢免了几位被指有卖国嫌疑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政府高官，到最后，迫于各界巨大压力，作为总统的徐世昌甚至都公开提出了辞呈。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因为日本人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把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虽然中国和日本一样同为一战战胜国，可圆滑的西方列强竟然没有驳斥日本的这一无理要求，乃至打算牺牲中国的利益以讨好日本。分析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可知，其实北洋系的军阀们也不愿意卖国求辱、遭人唾骂，毕竟他们当年作为军人也都为甲午之败和《辛丑条约》感受过耻辱的，但北洋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日本彼时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北洋政府就可能要迎接一场战争，而这是让北洋政府无法承受的。既不希望打仗，也不希望签字卖国，那该怎么办？

北洋政府的选择和行为我觉得也不妨理解为打民意牌给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们看，也就是借助中国社会和民意的巨大力量来为政府撑腰以促成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北洋政府知道，西方民主国家是很看重一个国家内部广大选民（或公民或国民）的群体性意见（也就是所谓的“民意”）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部通常奉行以民意为圭皋的原则，长期养成的习惯，必定使得他们在处理与中国利益有关的事情时，也会特别在意广大中国民众对这一事情处理办法的感受与表达。北洋政府深知西方国家这一点，所以就在激发民意上做起了文章，至少也是或也能为这种民意的表达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甚至还配合着表演了一把——比如当学生游行闹大了的时候，北洋政府也拘捕过好些学生，但当蔡元培等人公开要求政府释放学生时，政府也就顺势给释放了。整个事情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北洋政府在对巴黎和会诉说，瞧，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可不是政府在幕后煽动以对和会施加压力的，这完全是中国民众自发的行动，你们不是一向都有唯民意是从的传统的吗？怎么处理中国的山东问题，你们就看着办吧！巴黎和会一看中国人反应这么强烈，包括美英法日等国在内的西方大佬们也就不好意思强迫北洋政府了，于是，北洋政府在这个时刻当即通过外交公使通告和会，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至此，北洋政府也就成功地借助社会和民众的力量跨越了这一难关，打赢了这一外交战。

北洋政府虽然确实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少问题，但这个政府其实是有许多值得优点是值得稍后接班的由国民党专政的蒋介石政府继承和学习的，而这些优点也足以使北洋政府获得更高一些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