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这个词在毒奶粉事件后受到媒体、公众的格外青睐，传说有人喝的是不含三聚氰胺的特供牛奶，还说有一个叫什么中心的单位，其职责就是专门采购特供食品、保健品的，这个说法后来被否定了，网上的不实之词也被净化了，那个在毒奶粉事件发生前网上就存在多时的关于什么中心的新闻网页也一并被净化了。
我们就在事实面前说话。
6月12日，各大媒体报道“北京平谷医改试点终结公费医疗，全部纳入医保体系”。报道说，作为北京市医疗改革惟一试点，平谷区率先试行公费医疗并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全区2万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不再享受公费医疗，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这则新闻告诉我们，在国务院1998年12月发布实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十年后，还有单位——至少是北京市的党政机关没有执行国务院的决定，还在继续享受沿用50年的公费医疗制度。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需要自己掏钱看病，掏不起钱的就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挨、重病再往医院抬，这是看不起病的人的窘况。但是不要医疗保险的人享受到则是高等待遇，无论是住院还是门诊，都可以享受100%公费报销。什么叫公费报销？就是在公共财政中为特殊群体支付100%的医疗费用。陕西神木的全县百姓享受的还不算是免费的“免费”医疗，一些人就拷问“免费”医疗中的公众道德风险.，掌握权力的官员在公费医疗中产生的岂止是道德风险，还有权力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享受公费医疗的人不用缴纳一分钱，却可以享受100%的医药费报销待遇，甚至不是发生的医疗费也可以以医疗费的名义由公共财政支付，权力产生的特供无异于是对公众利益的抢劫。
还有多少人在享受公费医疗的特供呢？肯定不只是北京市，但首善之区的北京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笔者知道湖北省的省直机关依然在享受公费医疗的特殊待遇，全国的离休干部享受的是公费疗养待遇。
都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是新时期压在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而压在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另一个特殊群体的面前却是另外一样的特殊表现：享受特殊待遇。除了公费医疗的特供外，国家部委还享受福利分房的特供，这也是上个星期国内主要媒体披露的真相。
《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
3月的北京，春色暖人。如果走在北京西二环路积水潭桥旁欣赏春色就更让人赏心悦目，滨河从这里缓缓流过，滨河南边是北京重要交通枢纽积水潭地铁站、大型商场以及著名的新街口服装一条街，繁华满目；河的北岸则矗立着几栋整洁、朴素的灰色住宅楼。而走进这些楼构成的小区新海苑，小区里的安静、悠然马上把繁华和喧闹挡在了门外。一河之隔，两个世界。
这样位置优越而外观低调的小区在北京还有一些，比如在北京北二环的和平里中街，还没有更名的国家人事部旁，目前工地上就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着几栋20层左右的居民楼，楼房的名称是“和平里中街3号院”。
这样黄金地段的房子普通人有钱也买不到。它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专门为公务员统一修建的住房，并以相对低的价格卖给各部委的公务员（比如新海苑2004年的售价是每平方米5000多元，而当时周围楼盘市场价已经超过7000元每平方米）。类似这样的小区在北京还有若干，比如双井桥向西的广泉小区、宣武区广安门外的广源小区等等。
在中国停止福利分房并进行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十年后的今天，国家部委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而不必和普通人共同承受房价暴涨的痛苦。
南方周末记者赵小剑调查发现，国家部委解决住房有两个渠道：一是低价购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修建的经济适用房；二是购买各个自行修建的经济适用房或者集资房。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统计发现，2006年一年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审核批复84个单位按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2347套，建筑面积约15.49万平方米；48个单位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出售旧公有住房2106套，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13个单位出售新建经济适用住房5133套，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对于建部时间长的部委，计划经济时代，从医院、幼儿园到学校、科研机构，无所不有，无偿划拨的土地相当肥沃，往往会通过改变建筑用途来自建经济适用房。
并不是所有部委及其工作人员都享有同等福利分房的待遇。文章介绍，目前，部长级别的官员仍是传统的福利分房，通常的标准为200平方米左右，后代对房子有继承权。但是部委许多低级别的公务员也并不能完全享受福利分房，权力大小决定享受待遇的高低。
还有多少人在享受形形色色的特供呢？这个群体不会很大，大家都有的待遇就不叫特供，那是国民福利。但是这个群体不会很小，中国有一个世界上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数第一的官员群体，他们享受权力为之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连香烟都需要中纪委发文禁止公款消费，权力到底为他们带来多少特殊待遇呢？这非圈内人所能想象的。
总统拿多少年薪，科长拿多少工资，需要制度的明晰，但是在国家政策的公共制度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日本首相小泉一郎、福田康夫曾就因未交养老金而被迫要求其辞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发表文章称，任何国家都没有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经验”，不论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除了前苏联，一个例证都找不到。我们说最大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个制度在实施十年的过程中，制定制度的单位、人在公开践踏制度，那么百姓又能如何指望其解决看病、住房的民生问题呢？权力给掌权者带来特殊利益，也给社会和权力本身带来风险，最大的腐败必然会付出最高昂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