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不在福利和国内市场的过度而在其严重不足

                             ----与社科院张晓晶商榷

韩和元

 

张晓晶的观点和忠告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最近接受了南方都市报专访，在专访中这位专家对于自危机爆发以来，而颇引学界和舆论所关注的，建立国内市场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表示了颇大的怀疑。这位专家在观察了拉美最近30年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拉美之所以“拉美化”的原因，就在于拉美的政治过于迎合民意，而做出了诸如“福利赶超”和进口替代这样错误的过于民粹主义的决策。张博士在总结拉美政策的错误时认为，拉美之所以拉美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是忽视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和本国后发优势；二是忽视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他并以此结合中国的实际，善意的向人民建议到“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平衡”。张博士对于近期的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而要求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示了理解，但他却也不忘告诉人民的是，打造民生工程还需要注意市场机制。他认为在强调政府责任的时候也要明确政府责任的限度。

通读全文，我们不得不对张博士的善意所感动，如果这篇专访仅仅事涉拉美的话，我认为张博士的观点是很中肯的。我们姑且不谈体制僵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问题，单就财政角度，我们对拉美国家的这种赶超是很表怀疑的，经济繁荣如美国加州近来就已经深陷破产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了，毕竟维持高昂的福利支出是需要强大的财政基础的。而这个基础的夯实除了印刷钞票和加税仿佛并无太多方案可供选择，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陕西神木的免费医疗最后只能够沦为一场乌托邦式的闹剧。过度福利不仅给拉美带来了伤害，同样也给诸如美国加州、欧洲的法国这样的老牌的经济发达国家带来了麻烦。

 

将中国问题类比为拉美化是个伪命题

但如果把拉美强拉来与中国类比，我却很认为这有些不伦不类了，至少在我看来张博士研究的方法和着手点本身就值得商榷。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点的是什么是“拉美化”。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整个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又是所有发展中地区中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但是从其发展速度来看，却远远赶不上后起的东南亚等其他地区。1980－1990年间，拉美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1990年代的前7年出现了超过3％的增长率，但到1990年代后期又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拉美国家的危机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最富裕的阿根廷近4年的失业率为15％以上，哥伦比亚则高达60％）；由于政府雇佣冗员太多和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拉美各国政府对付赤字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开动印钞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1980－1990年，拉美各国年均通胀率最低的委内瑞拉为19.3％，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则都超过200％；另一个办法是举借外债。拉美各国沉重的外债，常常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是由于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引起的。

“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不断的罢工、游行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贫困人口不受任何限制地集居城市后造成的城市贫民窟化，高犯罪率，瘟疫蔓延以及黑社会组织的武装化和公开化。“拉美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危机，牵涉到各个层面上的复杂现象。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拉美各国之所以会普遍出现政府软化和社会失范的现象，其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特性之中。拉美文化主要是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合物，拉美知识分子又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拉美文化的主流是一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这种特性使拉美人在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最需要冷静的理智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在拉美各国经久不衰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情。

在这么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看来，国家的法律不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自由秩序所必要的自律，而是一种妨碍自由的凶恶的外在强制。因而，法律在拉美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民众的逃税、官员的受贿以及私自使用暴力等现象就变得司空见惯。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存责任的外推，民粹主义者永远把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缺陷设法归罪于一个外部的十恶不赦的敌人，而自己永远是良善和无辜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改善自己生活的惟一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倒和消灭敌人。

基于上述阐述我个人认为，拉美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民性与拉美地区的人民的国民性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对那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存在一定的恐惧，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而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国家，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决定了他们对安定有莫大的好感，在中国经历了长达140年的动荡后，人民的稳定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类比为拉美化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政治组织和人物只知道简单的迎合民意，为了选票而轻易的许诺。但显然这与中国的实际是并不相符合的。中国的事实却与拉美恰好相反，那就是民意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尊重，政府无论是在决策还是执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民意的软化不足，相反，其表现是过度‘硬化’‘强化’。

 

中国的国内市场不是过度自给自足而是严重的不足

这种不足和过度还表现在张博士所列举的诸如社会保障体系和进口替代上。特别是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当口，对于一个出口比重占GDP总额高达35%的国家来说。正如印度《经济时报》在今年年初报道认为：即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只超过中国0.25%，这对印度吸引外资进而取得更大经济进展也大有益处。报道援引一名印度政府的话说，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中国09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很低。”

对于内需不足，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与张博士所轻视的进口替代即国内市场建立相关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其根源在于，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他说，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他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掌握在国家手里(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为此陈教授指出：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就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固然要认识到张博士的后发优势论和国际分工论，但尊重国际分工并不表示要过度依赖于出口。当一种模式它本身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跃度的妨碍因素时，当这种模式其本身已经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时，我们就应该有对其予以检讨的必要。诚如印度政府官员所认为的， “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中国09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很低。”这话事实已被统计数据验证了。对于中国来说，进口替代即国内市场的建立不是过度了，不是所谓的小农式的自给自足了，而是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我们的张博士只知道过度是种畸形结构，却忽视了严重的不足本身也是种畸形结构。

 

中国的社保体系亦不是过度超赶而是严重不足

诚如有学者所论：单纯的依靠于出口、投资的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来说，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消费是一种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得越多消费增长也就越快。但问题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财富同步增长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其根本原因或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这也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在“未雨绸缪”“自保意识”主导下，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即期的消费上去。这也就介绍了我国为什么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却储蓄率严重高企的事实，这也就解释了我国消费增长幅度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需求不足也就成为当然的事实了。

而同时困扰国人的另一个事实是，社会的再分配的缺失，也让这个国家贫富差距的过大。虽然诚如张晓晶博士所论，工业化发展阶段收入差距会出现拉大的现象，但问题却在于过度集中的财富本身对整体经济的侵蚀。对于美国为什么会产生1929年的大萧条，有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如下一组数据：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到1929年，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上升到36.3％。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事实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忠实的社会主义份子、同情于英国工党、受费边社、韦伯夫妇、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叫《2006年财富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5%的家庭掌握着该地区至少50%的国民财富，诚如保罗.克罗格曼所说的：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为远去的传说----然而，如今他们又归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年轻人又开始走上街头的原因。

而这份报告书更告诉我们的是，在中国0.4%的家庭却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70%，这个数值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跟的上商品的产量吗？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神木是个案，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体而言，其社会福利不是如法国、加州和拉美那样过度了，而是严重的不足，也正是这种不足决定了国人的投资和消费模式，那就是更愿意将钱储蓄起来了，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保障。

我们姑且不谈张晓晶的肤浅，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只是效率。他在这里已经完全的忘却了经济学它本身更是一门伦理学的事实和传统。他忘却了经济学里的所谓“商品”（good），在道德哲学里还有着“善”这层意思，他忘却了人类是为了互相依存，而才交易，以此来互通有无，以此来改善生存质量，达到幸福的预期这样的事实。

更为紧要的是，他忘记了经济学还应事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事实。我们知道人性中的惰性和安于现状这些人格，决定了人如非受到即时的饥饿和因其带来的死亡威胁时，人多半是不会走极端的，而只有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生存的压力才会胁迫他去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1930年代，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均无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概念，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促成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因为那些长期失业者，他们也是需要生存的。因为生死的即时性，在这里进化论所提到的种内生产竞争原则，将人类长期自以为高于其他的生物的道德伦理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人回归到了生动的生物这一范畴，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斗。这正是凯恩斯所担心的，确乎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当经济长期衰糜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活在饥寒边缘时，这一切确将为那些‘偏激（极左或极右）政治’的兴起提供了温床，而为世界带来灾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显然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在193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自建立起来的那天开始，我们还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但我们却再也没有受到像1930年代那样巨大的冲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我国来说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在当前环境下，它不仅事关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才有可能在制度上促进和保障我们现有的投资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如此才能够在制度上促进我国国内市场的建立，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克服过度依赖于出口拉动的局面，它更事关我国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互为因果。

当然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我们确乎需要以前车可鉴，后车之师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西方国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规避他们当前所遇到的困局，真正做到后发优势，譬如张博士所提到的建立社保体系还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承受能力，陕西神木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种头脑发热的不成熟的做法，值得我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