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欧洲和中国，几乎一切学问都冠以“哲学”，并以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被人们成为“哲学的帝国主义”，持续的时间最长。党国英讲“哲学是人们尚处于糊涂状态时的学问”，举的例子是维特根斯坦在中国的热潮，大概算对吧。近代实验科学和数学兴起以后，成熟的学科便逐步从哲学领域分了出去，哲学的地盘日渐萎缩。

　　“哲学帝国主义”的败退给其他一些学科的扩张和崛起提供了机会。先是有“历史学帝国主义“扎扎实实地称霸起来，其他学科当然不大服气，于是事端频仍。经济学产生之初，在道德哲学的卵翼之下生存，算是韬光养晦，企图蓄势后发,但尚有社会学虎视眈眈。社会学与经济学有过三次大的较量，结果都以社会学的失败而告终。争来争去，好像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边界搞模糊了，现在看来一些经济学的大师，也成了社会学的大师，这让人感觉到社会学就要被经济学吞并了。

　　经济学只有在心理学和数学面前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它因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而受惠，也因这两个学科发展不够而显出自己的硬伤。现在，经济学家几乎无所不谈，小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国际关系；传统领域如货币、就业、价格，新开辟领域如投票、合作、集团行动等等，经济学真可谓披坚执锐，所向披靡，也真正成就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最早是斯蒂格勒用来赞扬贝克尔的，《乔治·斯蒂格勒回忆录》第13章的题目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斯蒂格勒解释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用法，但似乎没人注意。从1957年的《歧视经济学》首次将经济学用于分析种族歧视以来，贝克尔先后将经济分析扩展到家庭生育、婚姻等家庭问题上，在1982年出版了《家庭论》，这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克尔应用经济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极大影响了法学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这也使他成为法与经济学理论的先驱之一。斯蒂格勒认为：正如医学还不能回答所有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一样，经济学家们也不能解答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些传统经济问题，他们所给出的答案至少不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差，可能还要好得多。

　　而经济学本身的逻辑必然要求将经济分析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按照罗宾斯的说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无论这种资源是金钱、美色、还是权力、或者荣誉等等。而加里•贝克尔无疑是拓展此类研究的领军人物。

　　社会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当然还要加上对社会资本等的研究，以及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对经济学影响等。而芝加哥大学的李斯特（John List）则以人类学调查为据来修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他的实验则是人类社会切实发生的实例。

　　     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深厚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的知识，他或她还有多大可能性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暂且不说沽名钓誉，但就经济理论的解释效力而言，封闭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利用大量的假设来建立经济学模型，似乎对于经济学的原址主义有所违背。诚如曼昆所言：“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者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它是一门容易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具有各种罕见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将其表达出来。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着眼未来而研究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类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坚定而客观的情绪，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众所周知，经济学作为一门解释现实世界的学科，发展迅速，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争论犹在——经济学被看做社会科学中的强盗。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与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大体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纪委重要的一员，要想在解释真实世界的道路上大有所为，我想不但要解释世界的人本身素质过硬（博览群书），对于经济学学科本身应该做一些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调整。显然，经济学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和成果的应用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的重要命题。贝克尔、诺斯、科斯、布坎南，以及森等人的皆出成就正在向我们展示本世纪的以来经济学发生地变化，相信专业化和分工在演进的同时，人类科学发展的领一条线业在编织着科学与真理的梦——跨学科的学科交流和研究。那么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恰恰相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真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