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已经过去，灾后重建的工作也已经告一段落。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0。前段时间我们每天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或收音机，都会有新的死亡数字映入眼帘，让人揪心。
在中国新闻史上，像这样详细、及时地公开死亡人数据说还是第一次。在人们的印象中，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历史动荡造成的死亡人数，从来是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禁忌，一个无从了解的秘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因此我们至今不知道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当时的报纸除了告知国人发生了地震，别的消息一概封锁），更不知道“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的死亡人数。从这个比较中的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此次地震还“创造”了其他一系列的第一：总理专机第一次在事发数小时内起飞，第一次为非国家领导人的死亡举行国丧，降半旗、鸣笛、默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
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欣慰。
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这种类似“战争”的非常状态毕竟是要过去的，国人不能永远浸泡在泪水中。灾难过后要作的事情很多，国人就此也已经说了很多。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建立中国的灾难反思制度和死亡者纪念制度。
首先，我们要反思的是这次地震上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常常把非人为的、自然发生的灾称为“天灾”或自然灾害，把人为的灾称为人祸或社会历史灾难。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地震作为“灾”并不是与人力完全无关的自然灾害。在当代条件下，完全的、纯粹的自然灾害几乎是没有的，因为这样的纯粹自然已经不复存在。地震作为灾害并不简单地是物理现象，不只是大地的摇晃、震动，灾害总是与人有关，是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大地摇晃发生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发生在一个建筑物的防震性能很高的地方，它都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种灾害。因为它导致的结果将是不同的。已经见诸报端的消息已经充分证明，在这次地震面前，不同的建筑物遭受了不同的命运，有些变成了一篇瓦砾，有些几乎安然无恙。即使地震是自然现象，而建筑物却是人盖的。因此，作为灾害的地震不完全是天灾而是天灾加人祸。我们要反思的是：有关方面是否知道汶川地区处于地震带？如果知道，是否建立了相应的防震标准？建筑物是否是按照这个标准建造的？等等。这样层层深究，必将挖掘出诸多并不属于天灾的人祸因素。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次地震和日本刚刚发生的7.2级地震相比，就会有更加强烈的感受。日本的这次地震强度虽然比不上汶川地震，也可谓大地震。但只死了几十个人，而且依据目前的报道，没有一个死于房屋倒塌砸死。许多建筑物在地震中离开了原来的地基很远，但整体结构却完好无损，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那种遍地石子瓦片的粉碎性毁坏现象。地震中一些高架公路桥被震断，但是震断的路段仍然保持了完整板块状，而不是变成一堆乱石子。
想象一下，如果这次的日本地震发生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什么也的景象。重复一遍，地震不是纯粹的天灾，而是天灾和人祸的结合。
其次，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历史灾难，在过去之后，都应该建立相应的纪念馆或以便人们进行历史的反思，悼念死者，激励生者，安慰前人，警示后人。
记得在2003年在华盛顿参观越战纪念墙的时候，看到墙上刻着所有死亡战士的名字，有些还有简介和照片，一共5万个。这些死者因此而永远地留在了公共世界。我感到很震撼。直观地出现在你面前的名字和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片，与50000这个抽象的数字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生命不是数字。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解放战争纪念馆”中为什么不能看到所有死者的名字（更不要说其他资料）？难道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么？这个疑问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疑问所强化。我们知道中国有太多的所谓“无名英雄”“无名烈士”“无名死者”。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死亡人数就不计其数，不知道是美国阵亡者的几倍。但是，至今没有人地方刻有这些死者的名字，连准确的数字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可以查找这些死者名字的地方。烈士在牺牲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要名留青史，这是他们伟大崇高的地方。但是国家、政府和人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不应该的。这是对生命的态度问题。
人不明不白地就那么死了。自然灾害是如此，历史灾难更是如此。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和“文革”中死去的人数至今是一个谜（而且“文革”纪念馆至今建不起来）。中国当代史好像对死人的数字、更不要说每个死者的名字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的死和他们的生一样是如此的轻如鸿毛。这和以色列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寻找二战死难者、一个也不放过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而且他们已经将此制度化为国家行为）。我想，生活在一个有太多“无名英雄”、“无名死者”的国家总让人觉得不踏实，没准有一天你也成为“无名死者”中的一员，像灰尘一样随风而去。这样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不尊重个体生命的国家。现在大家都讲“以人为本”，窃以为，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不应该是一个四处游荡着无名死者阴魂的国家。
再重复一遍，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信息的公开程度和透明程度空前提高了，而且我们也不能把自然灾害等同于社会历史灾难。但是，即使是在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们，也应该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抢救生者固然重要，记住死者也同样重要。为此，我倡议此次抗震救灾结束后，应该建立“汶川地震纪念馆”，纪念馆内应该尽可能周全地陈列所有死者生前的照片和资料，或者至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纪念馆还应该建立很多，比如“大跃进”纪念馆、“文革”纪念馆、唐山大地震纪念馆、非典纪念馆，等等。
（此文原写于2008年5月19日，改定于200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