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经典的话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

“硬道理”，是四川方言，从字面上讲，它的含义是指不容置疑、千真万确、不需讨论的必然性。世界上的事情，的确有许许多多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其不容置疑、千真万确、不需讨论的“硬道理”。

但是，小平同志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话语有其语景、前提、潜台词，展开其含义是：中国有许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时时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奔忙，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目前的确有困难。怎能么办？要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了之后，当各方面的条件成熟或具备一定的社会客观基础时，这些问题和矛盾有的就可能迎刃而解了，有的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先不谈其他问题，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本是发展不足，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千真万确的、不需讨论的。

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已经17年了，中国社会与当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仅国家财政收入就增长了20多倍，如农村由“费改税”试点一下了转到取消“三提高五统”和农业税，并给予补贴的后盾，就是国家财力的增强。应该说，近些年来经济基础的提高，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条件成熟了许多，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开始动手解决的时候了。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像小平同志一样，首先要找到问题的实质，牵住“牛鼻子”，也就是确定它的硬道理在那儿，从而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向、目标和解决的办法。

 

一、中国热点问题的硬道理

根据《领导决策信息》2007年第2期《1999～2006年城市居民关注的国内社会热点问题排序（前7位）》的调查材料看，社保、就业、住房、环保稳占前四位。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它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解决起来难度大，其中的矛盾多。但并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办法，而是对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主要是其中的硬道理不明确，使方方面面的力量不能形一个合力，把问题彻底解决掉。

1、 社保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现代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没有建立这一系统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

第二个硬道理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的，有一个逐步完善、合理推进的过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后于、低于城市保障标准。

第三个硬道理是——社会保障系统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大系统，不同地区与不同人群标准本应有别，且保障账户随人走。地区、行业之间肯定有一定的区别，但区别不宜过大。

第四个硬道理是——个人、单位、国家三者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法定分担比例。

第五个硬道理是——国家必须征收社会保障税，必须建立社保基金，并实行保守经营。

第六个硬道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点就必须法制化、规范化。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之前的老账，应该由国家统筹解决。

2、 就业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政府必须明确承担全社会的居民就业责任，并是其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消灭失业，但失业率是考核政府工作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二个硬道理是——就业规范与法制建设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就是就业不规范，法制不健全所致；它也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个硬道理是——任何单位招收新的劳动者，必须有基本的门槛，这个基本门槛有国家级的门槛、行业门槛和单位门槛。门槛不是限制就业，而是选优就业。

第四个硬道理是——国家不应鼓励永久性就业（终生在一个单位），应提倡流动性就业，就业与淘汰并举，用人权应交给用人单位，政府只执法，不应插手具体事务。

第五个硬道理是——任何单位招工、雇人，除公务员外，不应有身份区别；社会转型期，指定时点，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逐步过度到岗位竞争机制的形成。

第六个硬道理是——《促进就业法》，要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与就业人员素质提高相联系，与职业道德、态度相联系，但不得与性别、民族、地域、相貌相联系。

3、 住房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居者有其屋”应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之一，政府保证“居者有其屋”是其工作职责之一，商品房解决富人居住问题，政府提供廉价房解决穷人居住问题。

第二个硬道理是——中国人口多，人均土地少，可耕土地更少，工业化时期必然要占用部分耕地，珍惜土地，必须限制城市无限扩张。所以，一家只能一套住宅，买第二套房就要征税，且不得贷款，贷款也必须高息，政策上更要打击炒买炒卖房地产。

第三个硬道理是——居民的贫与富是相对的、变动的，刚成年的就业人口，理论上全是“住房贫困者”，政府只需对第一次就业人口和城市贫困线以下人口提供廉租、廉价房，非富非贫的中间人群的无房户，从贷款、利率、分期付款等方面考虑优惠，激励其努力奋斗。

第四个硬道理是——房产是商品，但它如粮食一样，是生活必须品，供需有量，价格有度，既要防止供给不足，也要避免其过度扩张；把房产作为拉动GDP增长和政府创收的手段，是非人道行为，是以GDP为本，以政府为本，不是以人民为本。

第五个硬道理是——在房地产业扩张中，政府本不应该从中牟取任何利益。必要收费也应纳入政府预算，受人民和人大监督。中国“房改”如“医改”一样，要重新设计方案。

4、 环保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它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对天然矛盾，而是环境保护必然加大发展成本；污染环境的经济成本外部化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早就走过的弯路，环境治理成本大于外部化的收益，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政府的职责。

第二个硬道理是——环境保护的重点是工业生产过程的污染，其主要污染有对水体、大气、土地和人体四个方面的污染，除此之外，还有城市固体垃圾（含生产、生活和医疗垃圾、有安全隐患垃圾）和人的排泄物两类。对三类污染源要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工业生产污染是重中之重，其中有法律问题，也有技术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

第三个硬道理是——政府主导污染治理，发挥科技与经济手段作用。工业生产污染成本必须内部化，实现清洁排放，企业治理不经济的就必须交纳污染治理税，由政府统一治理。城市固体垃圾处理，要走废物分类利用与安全治理之路。城市人口的排泄物，要单独集中发酵运到农村作农用肥料。城市居民也应合理交纳废物治理与卫生税。

 

二、中国“三农问题”的硬道理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其中农村人口，是与城镇人口相对应的“农村人口”，是户籍管理上的概念，而“农民”则是职业概念，“农村”是地域概念，“农业”是产业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居民中有9亿农业人口。据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中国统计摘要（2003）》公布的《人口基本情况》，2002年末，乡村人口为７.８亿，农业人口则是９.３亿。我国农业人口是1999年突破９亿的。

（一）“三农问题”的“硬事实”

1、 农业产业的产出，养不活9亿农业人口；

2、 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并刚性地逐年减少；

3、 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农产品总产量有减少的必然趋势；

4、 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相对日、韩更低，非粮食作物价格波动大；

5、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较高，质量问题突出；

6、 农产品生产成本逐年增加，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7、 农民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幅度增长；

8、 农民的收入相对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也大；

9、 现有农地分配方式，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模式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

10、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11、文化低、无技术的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转移；

12、个别地区乡村干部素质差，干群关系紧张；

13、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14、农村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电视“有线”后，基本没有免费文化生活；

15、农村基本没有健全的金融、保险、邮政、商务和服务业；

16、农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等。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硬道理

第一个硬道理是——土地必须集中，土地资本化，农业企业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个硬道理是——边远贫困区、大山区、人烟稀少区，荒漠、沙漠、石漠地区，干旱、高寒、高海拔地区等，对不可能实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区域，农耕土地应该私有化。

第三个硬道理是——长期在城市打工，家眷已进城，并购商品房的“农民工”，有的甚至成了“老板”，应无条件给予城市户籍，消除农村人口登记，收回宅基地、收回责任田。

第四个硬道理是——中国21世纪的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实行全面法制化改革，为解决“三农问题”，建立以《农业企业化经营与土地改革法》为主体的法制体系，配合村民自治法，建设农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生产、生活模式。

第五个硬道理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必要与城市居民一个标准，既要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又不至于养出一批“懒汉”。

第六个硬道理是——商业金融、保险业不愿意下农村，就要让农民自己发展为农民、个体户自己服务的金融、保险业，让“草根金融”激活民间资本；邮政物流与金融服务基层机构设到村一级，国家邮政以村级机构为基地，可经营多种业务，用现代商业、服务、文化等项目经营，引导农村社会创新非农经营模式。

第七个硬道理是——通过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吸引外商和城市居民带资金、带技术、带人才开发土地或从事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经营。

第八个硬道理是——国家在税收等多个方面，给予农业企业、农村企业尽可能的优惠与照顾，促成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生产、生活模式的形成。

 

三、社会管理问题的硬道理

1、 反腐倡廉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通常人们把公权私用定义为腐败，把官员的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指责为腐败。这种对腐败的认识没有揭示腐败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只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

腐败的本质是压迫与剥削。腐败可以分为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腐败。

    政治腐败就是政治上压迫，也就是任意剥夺、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人格权、自由权、财产权、发展权、选举权等权利。不可想象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阶级和个人，会有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压迫总是伴随着剥削同时存在的。

经济腐败就是经济上剥削，就是任意剥夺或侵占他人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以及社会稀缺资源。经济腐败是最普遍的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腐败，也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腐败。

社会腐败是指整个社会道德伦丧、追求奢华腐朽的生活方式。社会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是整个社会肌体腐化堕落的象征，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和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

第二个硬道理是——我们的党政干部当中，有极少数有头有脸、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人物，私欲澎涨、兽性大发、带头“下三烂”。公务员队伍中，不仅有信仰空虚的危机，更有道德沦丧的危机。他们既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更不懂何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仅仅剩下一个“饱暖思淫欲”的臭皮囊，成为一个个披着人皮的伪君子，甚至成为点燃公众义愤的火药桶。

第三个硬道理是——我们的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领导干部，其实，组织上对他们关心不够，干部制度设计有问题。社会舆论、熟悉人群与其领导下的干部群众的期待，对他们的工作与心理压力非同寻常，长期在高强度、高度紧张、高度忙碌、缺少个人空间、没有休息时间状态下，身体和心理上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没有发泄的地方和对象，一点放松的机会没有，其心理上的痛苦一般老百姓是很难理解的。

第四个硬道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对领导干部人性的前题“大公无私”的预设错误，缺少对权力与权利制约，社会资源配制与分配权利过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一些关键岗位“前赴后继”、重要领域“集体腐败”的事实说明，要做到廉洁自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第五个硬道理是——中国官员体制是上级对下级委任制、代理制，难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初衷，对上负责才是本质的，对下负责是装饰性口号，社会许多扭曲的现象就源于此。

第六个硬道理是——世界通用的、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中国始终没有采用，使一些思想不健康的干部错以为这是对他们的保护。极力反对民主、公开等阳光操作程序，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亲属情况公开；关联关系回避；职业限制、竞争上岗、岗位轮换等，以及中国特有的“民主集中制”只重集中，民主走过场；“党政分工合作”只讲分工不重合作、只讲权利不讲协商；人情面前没法制、关系后面无原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等。

2、 选人用人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这是企业家牛根生先生的著名观点，并且得到广泛认可。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这样的人才是相当难遇的，伯乐与马都极为重要，还需要有缘分，伯乐更需要把握时机，不要放过。而马多半在伯乐提携下快速成长，这是相互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人才运用的完美境界。

“有德无才，培养使用”，这部分人员在社会上应该占有相当比例，无才并不是就真的一点才干都没有，而是指不够全面，或者不够专业，也许不能创新，但是能很好地守业，能将他所管理的部门或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好。其实，这已经是德才兼备了，这类人才如果给予培训、支持，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有才无德，限制录用”，“录用”，就是说在经过试用后就要慎重考虑这种人用或不用。

第二个硬道理是——古人说：不是世间没有千里马，而是没有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长有。人才发现机制就是要“赛马”， 变由伯乐相马为赛场赛马，使人们发现更多“黑马”或“千里马”。好的机制能培养和发现人才，这个好的机制就是“当代的伯乐”，在许多方面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好的机制去发现和培养人才。

第三个硬道理是——用人机制就是干部人事管理的相关制度。对国家的党政干部人事制度来说，就是要放权，给用人单位自主权。即坚持用人制度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不在法律规定范围以外干涉用人单位内部用人、分配自主权，放手让用人单位建立起适合本单位科学设岗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和管理办法；鼓励建立重岗位、重业绩、重效益、重职业道德，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促进用人单位各方面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3、 信访上访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说：“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

第二个硬道理是——基层和单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的确存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困难、有难度。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民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利益关系和格局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显现出来，群众信访上访活动处在一个相对活跃期。应当说，这是正常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硬道理是——涉及执法与涉及干部违纪、作风问题的上访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涉法问题中，也有职业道德和违纪、作风问题。基层执法与干部作风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从反腐与加强公务员队伍教育提高素质入手，另一方面，很有必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让矛盾在基层得到充分民主协商，消化矛盾，才能减少不必要的上访等社会成本。

解决上访的顽症，莫过如授予群众在县以下政府机关所在地，只须书面报告，无需批准的和平、非暴力的抗议、游行示威权，来得更实在。

4、 社会治安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社会治安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治理和控制；从韩非对治安的论述开始，广义的治安的含义并未改变。治安事实上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是由对社会暴力的垄断基础上的统治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两部分组成。国家依靠物质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硬道理是——除疆独、藏独、境外敌对势力向境内渗透等敌我矛盾之外，绝大部分治安案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需要预防的是重大安全事件，如：重大刑事案件、重特大火灾事件、恐怖袭击事件、涉外突发事件、金融安全事件、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突发群体事件、学校安全事件以及其他社会影响严重的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除一小部分是敌我矛盾外，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旦发生可能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并有重大社会影响。

除明显的敌我矛盾外，人民内部矛盾治安处理手段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法制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伤亡，信息公开，公正公平，慎用武器、武力。

第三个硬道理是——对治安相对人的预设前提应该是“良民百姓”，人民警察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模范与维护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头部队，人民在任何时候、国内任何地点最可靠的安全保护者。公安干警的道德水准，体现在理念、态度、小事与细节上。

5、 户籍改革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它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弊端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二个硬道理是——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向城市集中的人口迁徙，这种迁徙本身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取消户籍限制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必然。任何新的城市准入制度都是对公民迁徙权的无理贱踏。所谓的“大城市负载沉重论”——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应加强户口准入的限制，是经不起批驳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户口在事实上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涌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客观地看，中国的城市城区人口并不多，也不大，如果人口能够更多地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土地、环境保护。

第三个硬道理是——只要在城市找到永久性工作岗位，并打算长期居住，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都应尊重本人意愿，政府没有权力限制和阻止，必须准许其迁入户籍，包括直辖市。户籍管理，全国建立一个电子网络平台，即可实现，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由政府决定是否取消或保留，但不得分新居民与老居。现在的城乡户籍制度再不改革，将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管理问题。

6、 政府管理问题。

第一个硬道理是——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出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管理。

社会保障、卫生医疗、国民教育等，一系列公共管理制度改革，必须以公平、公正、合理、和谐为前提。

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

第二个硬道理是——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首先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不可能实现的部分，政府必须承担其义务。例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向市场，就走了弯路，市场化十几年后不得不重新设计；教育也是一样，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义务到位后，高等教育，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还没有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不提高财政拨款比例的条件下，靠压低收费标准，只会压制教育水平的提高，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

第三个硬道理是——国家和政府，起码在公共管理问题上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本应是一个和谐过程。社会公平与正义，大面积体现在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在公共财政资金分配的公开、公正上。

例如：我国的医改、房改、教改、社保改革，以及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内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

第四个硬道理是——国务院部委实行“大部制”改革，是比照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的，主要目的是精减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中国社会经济主体是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对政府的依赖性，高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大部制”有可能忽视行业、企业在国家宏观管理上的需求，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因素。因此，国务院各部委下面应该设置行业调查研究机构，对我国各行各业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提出改进意见，尤其是研究提出政府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协调、设计与论证，为国家宏观管理提供相对科学、协调、适用的决策依据，防止细节上的遗漏和忽略。

国家宏观管理的综合性与调查研究机构的具体细分相结合，是中央政府社会管理相对科学的选择。社会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方面，更多的是科学、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政治决策与权利方面的东西相对含量比较低。科学、技术层面上的管理越细越好，决策与权利方面的的管理，越综合越好。

 

    小结，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社会问题，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公平与正义诉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或引发社会动荡，社会管理更应该加强。这一点，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中国人管理国家与社会智慧的挑战。在掌握社矛盾与管理的“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只能向古人学习，学习李冰父子疏导治水的方法，强化“疏导就是和谐”的理念，引导中国社会走向公平、正义与和谐，让我党和中国政府成为公平、正义与和谐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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