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推进机制研究

一、对新型工业化内涵的简要思考

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已证明，工业化是一国强盛的一种有效途径。所谓工业化，简单来讲，就是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专业化分工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建国初期，由于我国没有工业化的实践经验，又加上当时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我国几乎毫无选择地接受以计划为绝对主导地位的苏联工业化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西方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这两种工业化模式都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苏联工业化模式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在20世纪最后20年内也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经济的活力，使我国经济的GDP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有一种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把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结合国际形势，在系统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明确指出，我国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工业化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一种扬弃，不过仍然是工业化，且遵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但是，它在这里具有新的特点，即这里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时代背景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无论是与现行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工业化历史相比，都是处于一个新的时代背景，即处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以及信息变革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其次，是国内体制环境不同。新型工业化将在多维度统筹协调发展体制下进行，该协调体制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国内外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最后，是对起基本作用的生产要素的强调不同。新型工业化注重内涵式发展方式，强调科技知识在生产要素中的首要作用，以改变传统的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

二、新型工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

1．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新型工业化的定义表明，我国要坚持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有效互动，强化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联动机制，[①]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教育培训，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可见，新型工业化涉及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我们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这里的合规律性是指经济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合目的性是指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目标和需求（昝廷全，2004）。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这三方面在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中通过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系统。而且，就工业产业本身而言，新型工业化不仅是工业产业化，还是农业和服务业等各个行业的产业化。任何单一产业的产业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各产业之间必须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这意味着工业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农业、服务业等其它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的（刘世锦，2006）。因此，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

2．新型工业化承载着我国多重历史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步入了后工业化亦即信息化和知识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信息、知识逐渐取代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居于首位。这一观点也获得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Paul Romer，1990）的肯定，他就把知识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认为点子加技术发明就等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20世纪末，信息化和知识化浪潮的涌现，对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还远没完成，资本在我国生产要素中还处于首要地位。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研究，1979年—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46%，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54%。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增长，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因此，这时候我国“新型工业化”一提出来就被赋予了要承载着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等多重历史任务。随后，又由于我国的“民生”问题（如人们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等）日益突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②]其实质是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等。新型工业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就不可避免的再一次承载着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因此，我国新型工业化不仅要承载工业化任务，还要承载信息化、知识化和社会和谐化等重大历史任务。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程。

综上所述，我国新型工业化不仅涉及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同时也承载着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社会和谐化等多重重大历史任务。这决定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任何单一的或者一元的驱动机制都不足以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它的长期艰巨性和复杂系统性决定了必须要有多元的或者一系列的驱动机制，以形成系统性的机制体系，来进行推动。这些驱动机制可以是国内自发演进或主观建构而成，也可以是国外某因素或力量转化而成。前者就称为内源式驱动机制，后者称为外源式驱动机制。

 

三、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内源式机制

1．市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联动机制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市场一般是限于经济领域之中的，是指一定空间上商品和劳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和中间环节。市场需求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者需求什么产品，厂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产生相应的供给，一切是以消费者的需求或功用目的为中心（而很少或者从不考虑这种需求和功用目的会有什么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经济社会长期凌驾在自然生态环境之上，致使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可见，这传统的市场观念是需要修正完善的。[③]现在我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要做在这一点，首要的是在思想上赋予自然生态环境是道德的主体，与经济社会处于平等的地位。长期以来，人类只是把自然看作实现自身各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即自然对人类来说只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但是，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受到的威胁日益凸显，这时，人类才逐渐认识到，自然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更具有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④]即自然具有独立于任何一个人类评价者的目的的价值。而且，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生态演化的产物。因此，把自然人格化，赋予其与人类平等的道德主体不仅可行，而且是必要的。又由于在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也一直存在交换关系。[⑤]为此，在这里，我特把市场内涵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自然环境领域，它不仅包含人类的需求和人类内部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同时也包含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

在现代经济背景下，市场与创新因素特别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逐渐演化成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联动机制。市场产生需求，需求激发行为主体产生“响应”，促使行为主体进行科技创新，以满足市场需求。所谓科技创新是指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创造与推广应用的过程。在持续的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发市场产生新的需求，提升市场需求层次和优化需求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科技”互动机制。但是，这一互动机制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容易导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这是因为市场与科技互动机制是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而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众多微观主体行为的合成，在宏观上就经常表现为秩序的混乱和整体效率的低下，这也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以促使“市场—科技”互动机制长期高效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引入制度因素，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和促进功能。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现在制度创新一般强调“以人为本”，但在我们追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自然生态环境以平等的地位与经济社会处于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那么，在新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就不仅要充分地关注人性的需求，同时也要充分的关注自然生态中其他生命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创新中所强调“以人为本”应该向以“生命为本”跃升。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主体是政府，即政府积极响应市场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客观需求，不断地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一方面利用制度去激励行为主体的创造性行动和规范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利用制度去规范市场行为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协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市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联动机制”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产业层面

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我国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而且，我国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等等。这一切说明了我国产业经济资源浪费严重、技术水平较低、经济负外部性较强。因此，我国产业经济对高新技术的市场需求强盛，这激发微观行为主体纷纷进行科技创新，这时，政府要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有效融资渠道，降低或消除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以达到促进科技创新的持续快速推进的目的。持续的科技创新一方面通过科技直接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结合，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变革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或消除经济外部成本，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向各产业进行渗透和融合，使各产业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产业融合化趋势，[⑦]形成产业融合化机制。在产业融合化机制的作用下，各产业之间的融合不仅促使了资源在不同产业环节之间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还促使了产业生产方式不断“软化”，使产业化的发展不再完全建立在物质资本体系支撑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科技支撑体系为主的基础之上，进而使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资源消耗降低，经济效益提高，环境污染减少。这正如我国有关学者的研究指出，产业融合是新型工业化实现的基本途径（卫玲，2007）。

（2）行为层面

 在传统的市场体制之下，自然环境是“体制外变量”，人们的市场行为（生产和消费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对自然环境的必要尊重，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成本（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现在，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平等主体被纳入到市场体制之中，成为“体制内变量”，这对人们的市场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也引发了人们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创造出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知识，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思想引导人们行为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这些新思想能普遍地“内化”于人们，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观”。由于思想的自发内化，存在巨大的不可避免的“内化成本”，如，时间消耗成本，因新旧观念的冲突而造成的长期社会运行成本，等等，因此，需要有效的制度创新，来推进“自发内化”过程，以降低这“内化成本”。一是通过有效的制度来推进新思想的教育和培训，加快思想的内化。二是通过有效的制度来营造一种尊重自然生态的社会环境。根据刺激、行为与加强模型（stimulus，behavior and reinforcement，简称SBR）的观察，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2004）认为，人们当前行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外界强化刺激和人给定意图的结果，要想改变人的行为，就要去改变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要是通过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来强化新思想的宣传，强调生命的共同价值以及“和谐”的重要意义，以达到塑造一种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社会环境，进而改变人们不合适宜的市场行为。可见，在市场需求、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联动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人们的市场行为建立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进而推动工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2．基于协同方式的企业集群化机制

 企业集群化是一种以企业集群方式来发展产业的机制，所谓企业集群，是指某产业内大量相关企业和相应的辅助机构在细化分工的基础上，彼此信任、合作、竞争，系统性地高度集中于特定区域的一种经济社会组织，它内部以大量的中小企业为主。这里的“协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集群内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即企业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以信任为基础，进行高度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从宏观上能以一个整体形式参与外部的市场竞争；二是指集群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有效互动，即企业集群与其所处的城市空间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长效机制，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是指企业集群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即坚持整体性原则，在企业集群发展中来保护自然环境，在保护环境中来发展企业集群，实现企业集群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这三个层面上的“协同”方式的实现，关键在于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机结合的强力推进。与此相对应，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这种基于协同方式的企业集群化机制，包含以下三种机制。

（1）企业集群内部的协调机制

   大量的中小企业出于降低成本、提高创新能力以及获得整体市场竞争力的动机，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推动下，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企业集群，在这过程中，它内部自发地演化出一种协调机制。这协调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集群内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分工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存在着一种有效的“干中学”机制，有利于各行为主体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同时，由于这种专业化分工关系是建立在“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使集群内行为主体之间私下的非正式交流频繁，从而产生“知识溢出效益”和“学习效应”，加快集群内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对于集群内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任何单一企业都无法独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就会有意识地进行联合行动（joint action），形成一股合力，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参与外面的市场竞争，从而能共同获得更好的市场绩效，即集群内的联合行动能产生一种“集体行动效应”。由此可见，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可以不断促使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提高工业生产率，节约资源，获得更好的经济绩效，进而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2）企业集群化与城市化融合互动机制

企业集群一般是处于当地的城市区域之中，企业集群化与城市化相互依赖而演化出一种融合互动机制，该机制在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面，作用比较明显。企业集群的发展通过吸引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聚集，带动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产业依托，同时，企业集群的发展还直接为城市化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城市化的推进反过来对企业集群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正反馈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有了企业集群的直接支持和客观需要，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水、电、绿色休闲空间、以人为本的政策体系等公共产品的持续有效提供，城市逐渐被建构成为一个“宜居(适合居住生活)、宜业（适合投资、经商等创业行为）、宜学（适合学习研究）”的绿色空间，为企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和发展空间，即城市化产生了一种促使企业集群有效发展的“外部经济效应”。而且，绿色城市的构建，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和品味，这不仅能留住现有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且还能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而产生“集聚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在降低企业集群内部的生产经营成本的同时，使企业集群能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投入技术创新，开发出适合经济社会需要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不仅能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还能降低能耗，节约资源，优化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3.9%，而发达国家平均的城市化率为81%，这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不过反过来也说明了企业集群与城市化相融合互动机制在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面还有广阔的作用空间。

（3）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集群化机制

   目前，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追求可持续发展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循环经济（Recycling Economy）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赖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也都是循环经济理念的体现（吴季松，2005）。因此，在用企业集群来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企业集群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用循环经济理念来指导企业集群的发展，不愧是当前的一个最优选择。在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集群化机制的作用下，企业集群在生产经营中，会积极采用各种绿色制造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等先进适用性技术，细化专业化分工，充分延长产业链，把更多的中小企业吸引到同一条产业链上来，这不仅可以增强集聚效应、降低成本、实现废弃物的重新利用、提高投入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达到增加社会就业、减少环境污染等目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集群化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四、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外源式机制

 自从2001年11月加入WTO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全方位地融入了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高达70%左右。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量，然而，只要我国能及时转变观念，采取有效措施，就能把各种外来力量转化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即可以利用外源式驱动机制来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1．外生压力促进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面临各种巨大的压力。首先，是全球市场竞争压力。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在以价格竞争为基本特征的产业链的中低端，我国面临巴西、印度、埃及和越南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以质量竞争为基本特征的产业链的高端，我国则面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众多发达国家的强大挑战。其次，是各种贸易壁垒的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价值不断提高，发达国家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然环境为由，纷纷设置了严格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等各种非关税壁垒，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制度等各方面还难以达到这些壁垒所设置的要求，这无疑对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产生了巨大压力。在以上这些外来压力的作用下，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基本原理，就会自然引发我国内部产生一种力量来进行抵抗，产生一种“生物适应性反应”。[⑧]这内部抵抗力量的基本来源是创新与变革，即我国积极主动地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特别是熊彼特式的创新，不断打破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同时创造新结构，变革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激活各行为主体的内在潜力，释放出巨大的推动力量。可见，外生压力引发内生动力，从而达到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目的。

2．梯度转移机制

 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科技先进，生产力发达，即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因此，发达国家群体在科技知识方面是处于一种“高梯度”层次。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先进的科技知识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即我国在科技知识方面是处于一种“低梯度”层次。由于我国较高层次的科技知识稀缺，其边际生产力就会相对较高，这样，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科技知识的高梯度层次与低梯度层次在市场的连接之下，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众多先进的科技知识就会向我国发生梯度转移，进而形成科技知识梯度转移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传统工业改造升级中所急需的绿色制造技术、环保技术和发展理念等先进适用型的科技知识，就会纷纷进入我国，通过与我国实体产业的融合，达到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目的。

五、结论与基本对策思路

综上所述，市场与创新联动机制、基于协同的企业集群化机制等内源式机制与外生压力促进机制、科技知识梯度转移机制等外源式机制共同组成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机制体系。这两类机制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式作用，其中内源式机制是内在的主体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制约着外源式机制的作用发挥；而外源式机制是外在的辅助性力量，它往往需要借助内源式机制来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这一机制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致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作用，因为如果任其自发演进的话，一方面需要漫长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还不能保证其演进的正确方向。

 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积极提供各类公共产品。政府基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长远性和系统性，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及时制定出有效的法律法规，以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激励与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政策体系，特别是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对环保产业和企业集群的发展、新知识的创造和在产业中的推广应用等各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提供和推广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基本价值观（属于无形公共产品），如“和谐”、“以生命为本”等思想，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其次，有效推行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它是一把双刃剑，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因此，我们要进行“有效”的对外开放。所谓“有效”，就是要把握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遵循平等和对等原则，在不危机我国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外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