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了改革或只有失败
——————我们所需的不是新刺激计划，而是小泉式改革
在小泉纯一郎还没有上台之前，日本的天真的塌了，纵然在1991年日本经济危机发生到小泉上台之间，走马灯式的上台了近10位总理，纵然这些总理所采取的经济应对政策是那么高度一致---------零利率和经济的财政支出，但事实却是这种高度的共识，仿佛并不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在1992年10月至2000年12月期间，政府急于刺激内需共追加补充预算11次，金额达130兆日元。但这样的经济的财政政策，并并能够救日本经济于水火，反到是日本从此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
也正是这长久的折腾，使得日本国民感觉到应该有所改变了，这个时候，小泉纯一郎凭借一份改革报告，而让日本国民将其选进了东京市代田区永田町1-6-1号的首相官邸。纵然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效前要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他在日本所受到的欢迎度却仍然居高不下。
对于小泉所受到的这种空前的欢迎，或许只有1976年后的中国的邓小平可与之匹配了。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奇迹完全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这或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但正如同戴季陶先生在论述日本发展的奇迹时所论述的：“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小泉与他的日本应该做同样观。
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希望走出自1991年来的混乱——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小泉提出“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 “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这也就决定了小泉的 “走出混乱”这一决定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的缘故，纵然可能因此而让他们经历几年的痛楚。
那么小泉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的措辞是：迫使银行冲销坏账和逐步减少以前年复一年用来拉动就业的大型公共事业工程。
小泉的这一政策，曾经遭到了来自美国的克鲁格曼的质疑，这位凯恩斯主义的信徒认为日本当时的问题所在是：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低效率，而是需求不足。就是说，最紧要的问题不是日本现有资源的配置没有效率，而是它根本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这位凯恩斯主义的信徒认为小泉的改革将会使日本当时的问题恶化。他认为如果银行取消那些永远无法偿还债款的公司的赎取权，如果政府停止修建那些国家并不需要的大坝和公路，直接的后果将是失业率上升。这些工人们将会失业，并且由于失业的工人们只能购买少量的商品，经济会变得更加萧条。
但事实却很证明了这位颇具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并不总是算命先生，他对日本的观察显然是失误了，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在200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5.4％和1.1％。这是日本自1991年经济危机以后十几年来，日本经济首次摆脱依靠公共投资和出口维持增长的模式，主要依靠消费和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股票市场：截至2005年9月初，日经指数达到了12600点左右，创了4年来的新高。
2、银行危机
小泉政府在2002年承诺，将解决银行的呆账和坏账问题。到2005年3月，日本银行坏账的比例下降到2.9％，和2002年高达8％的坏账比例相比，金融风险已经得到了缓解。
而当前的中国呢？无论是当前的利率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不似极小泉上台前的。庞大的财政支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央行及银监会为保证经济增长而采取的积极地宽松政策，譬如低利率政策和对银行业做的加大放贷要求的“窗口指导”。
对于这种政策，近来有很多观察家是表示了极大的乐观情绪，但我显然并不能够认同这一观点，我反到认为，如果政府继续维持当前政策，最后可能的结果只能够是，中国陷入小泉改革前日本曾经踏入的那段泥潭。
资治可鉴，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是继续降低利率、不是一再的对银行业施加行政指导压力，而是采取一场小泉式的改革。
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从“供给方面”着手，以此来使中国的经济更加有效率。当然我这话一出口，一定有人会像克鲁格曼一样的发问：“不要忘记当前经济所面临的紧急问题是‘需求方面’的，人们支出的太少了。”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一位受欢迎的教授和学者，当时小泉改革的经济计划策划者会为你介绍道：“改革最终亦会有利于改善需求方面。”
在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学习小泉式改革而不是再推什么新刺激经济的时候，我们也可像竹中平藏那样断言，一旦人们意识到经济从长远上将会得到改善，他们就会打开钱夹。我们更认为：政府在当前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这包括放松管制和实施私有化，因为小泉的改革已经告诉我们，这将开拓新的商业机会，从而刺激投资。
我们可以告诉克鲁格曼的是，这并不是盲目的蛮干。因为中国，除了改革或只有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