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甘肃省统计局资料整理)文章来源：2000-2005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年鉴
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截至2003年末．甘肃县级行政区划（不包括市辖区）70个，其中县级市4个，民族自治县7个。县域人口1896万人。
(一)县域经济实力
生产总值是反映县域经济的综合指标，也是县域经济整体实力的体现。2003年，甘肃县域GDP570.62亿元，占全省的43.74%，县均8.15亿元。GDP超过10亿元以上的县(市)共23个，占县域的32.86%。其中玉门市、永登县GDP超过30亿元。GDP不足2亿元的县有5个，占县域的7.14%。
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9.78亿元，占全省的22.56％，县均0.28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的县(市)共7个，占县域的10%。最高的庆城县达到8326万元。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的县11个，占15.71％。其中卓尼、两当、碌曲三县地方财政收入均不足500万元。
(二)人均水平
甘肃县域人均GDP3010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0.06％。人均GDP超过万元的县市4个，分别是阿克塞自治县24107元、玉门市20484元、肃北自治县18825元、敦煌市12394元；人均GDP不足2000元的有30个县。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04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0.98%。阿克塞自治县、玉门市人均地方财政收人超过千元，分别达到1368元、1326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50元的县有13个，占县域的18.57％。
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的县有4个，分别是阿克塞自治县、肃北自治县、敦煌市和肃南自治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3000-4000元之间的县(市)有7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县有4个，分别是积石山自治县、文县、东乡自治县、宕昌县；其他55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有57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同期2622元的平均水平。分区域来看，河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河东地区，酒泉市、张掖市ll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陇南地区最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中陇南地区占了6个。最低的宕昌县，农民入均纯收入仅有798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30.43％，大约相当于全国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
(三)经济增长能力
县域GDP增长速度平均为15.53％。增长速度高于10％的县有48个，占68.57％。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成县和天祝自治县，分别达到18.6％和17.8％；增长速度较低的康乐县和临夏县，均为6.4％。
(四)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县域农林牧渔总产值280.89亿元，占全省的69.81％。其中农业190.54亿元，占全省的72.06％；林业11.77亿元，占全省的84.55％；牧业66.31亿元，占全省的76.58％；渔业规模较小，只有0.86亿元，但占全省的74.14％。粮食615.39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79.37％。
(五)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县域共有国有及限额以上工业企业1805个，占全省的56.35％。工业总产值311.61亿元，占全省的30.3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203.82亿元，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5．41%。第三产业177．83亿元，占全省的39.83％。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52.38亿元，为全省的35.15％。人均消费762.9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8.05％。
二、县域经济的差异与特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甘肃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县城经济综合实力增强。 但是,县域经济总体上相当薄弱，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经济活力不足，实力不强。多数县财政困难，贫困问题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基本矛盾突出。甘肃与发达省份的最大差距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不足，是甘肃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已成为制约区域持续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矛盾，也是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省份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因素，将直接影响全省小康生活的实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发展差距大
县(市)人口少，经济总量不足，财力薄弱，特别是处于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同全国有较大差距。县域总人口18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2.82％，县均27.09万人，为全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的59.41％，高于山西、宁夏、内蒙、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区，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七。县(市)GDP平均8.15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35％，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西藏和青海。县(市)人均GDP3001元，相当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 45.02％。县域财政收入平均0.28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75％，仅高于青海和西藏，在全国县城排名倒数第三位。人均财政收入104元，约为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当于江苏的十二分之一，浙江的十分之一。甘肃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同全国相比有很大差距，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二)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甘肃地域辽阔，县(市)资源禀赋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差异很大。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县集中分布在河西，欠发达县集中在临夏回族自治州、陇南地区和甘南自治州，显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GDP在10亿元以上的13个县(市)，GDP总 量达到167.4亿元，相当于全省县域GDP的58.01％。玉门市的GDP是碌曲、迭部县的30倍；碌曲、迭部、两当、阿克塞、卓尼和肃北6县GDP之和只有玉门市的五分之一。
人均GDP同样差异显著。酒泉各县(市)最高，全部超过全国县域人均5746元的平均水平。其中阿克塞、玉门、肃南、敦煌四县(市)人均CDP在万元以上，均位于全省县域前列。阿克塞自治县人均GDP最高，为24107元，是最低的礼县人均1005元的近24倍。人均GDP不足1500元的县有8个，分别是礼县、宕昌县、积石山自治县、东乡自治县、镇原县、武都县、岷县、和政县。
财政收入多寡悬殊。财政收入最多的庆阳达到8059万元，是财政收入最少的卓尼县的20多倍，相当于排位靠后的卓尼、碌曲等12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三)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1.县域产业结构偏低，升级缓慢。2003年县域三次产业比例为32.39:36.1:31.1，而同期甘肃15个市辖区和嘉峪关市三产比例为8.8:50．2:41。相比之下，县域农业比重高，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劣势明显。
2.县域农业基础薄弱，仍以传统农业为主，非农产业只占1.6％，比重非常低。
3.工业产业竞争力不强。与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现状相适应，工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构成落后。传统工业生产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工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产业布局集中于县城，专业化协作程度低，区域互补功能较差。没有融入国内国际市场，外贸出口规模小，创汇成本高，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初级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和质量标准低，竞争力较弱。
4.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低。以金融业、商业饮食业、公共事业、运输邮电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占县域第三产业的22.02％，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占31.89％，二者合计占53.91％。县域农村劳动力各产业配置比例为74.79:7.37:5.06，另有22.2％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及从事其他临时性工作，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最低。
三、县域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城市化水平低
2003年，县域非农业人口213.82万，占县域总人口的11.28%，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1．26％，处于城市化起步期。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各国和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相关性。2003年，县域人均GDP为3010元，其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应在5％—19％之间。根据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10％以下为城市化前期．10％-30%之间为城市化起步期，30％-50％之间为城市化加速期，50％-70％为城市化发展期。按照此标准划分：阿克塞、玉门和临夏3县市处于城市化发展期；肃北、合作、迭部3县市处于城市化加速期；这6县市凭借州府所在地或者资源型城市或者人口小县，使得城市化水平非常高。有35个县市还处于城市化起步期；有30个县市还属于传统的农(牧)业县，尚处于城市化前期。
(二)贫困问题突出
甘肃作为一个贫困人口大省，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持续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农村贫困程度得到有效缓解。但贫困人口多、贫困地区分布广、贫困程度较深、脱贫成果难巩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贫困县中属于老区和贫困地区县31个，高原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2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42个。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贫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严峻和深远。2003年末，甘肃省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169.3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8.27％。低收入人口442.4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21.61％。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干旱区、南部高寒山区和石山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三)教育落后
甘肃县域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整体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条件制约的必然结果，造成经济发展差距的核心问题是教育落后带来的人的素质的差距。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甘肃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年，还达不到小学毕业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少1.1年，农民文化素质劣势十分明显。
(四)固定资产投入少，基础设施差
县域投资规模小，只占全省的35.84％，县均2.91亿元。人均投资1064元，不到市辖区人均投资5598元的五分之一。民间投资乏力，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投资占63.22％，民间投资和城乡集体投资增长缓慢。对外资吸引力较差。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其直接后果是基础设施十分薄弱。
(五)区位劣势明显，大中城市带动作用弱，产业聚集度低
不利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低、运输成本高、投资回报低、难以吸引资金和人才。县域区位劣势，使低廉的劳动力、低生产成本和较低竞争市场优势大打折扣。分散的地理环境，弱化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功能。甘肃大中城市数量少，聚集和辐射功能差。兰州作为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较强。但是周围均是县以下小城镇，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联系松散，经济差异过大，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地级城市大多是依靠当地资源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功能单一，实现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还有明显差距。县域区位劣势还表现在较低的产业聚集度，缺少中小企业集群，具有区域特色的聚集产业规模不大，聚集能力低，难有大的作为。
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一)实施强县战略,赋予县市更多自主权
甘肃县域经济突出问题就是县级规模小、整体实力弱，迫切需要实施强县战略，使县级拥有更多的发展权。按照城乡分治的原则，规范条块管理制度。把省级事务规划权下放给县里，地区一级市和县一样接受省统一行政管辖；下放部门管理权，凡是国家、省行政机关延伸到县一级的，均由县统一领导，享有与地平等的人事、财政和事务管理权限；下放审批权，凡是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下放的审批权均下放到县一级。
(二)深化改革，使制度创新成为县城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当前县域经济制度创新面临新的突破。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订单农业、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如果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快解决，将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面对制度创新的新任务，甘肃各县已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酒泉、张掖各县以“公司+农户”、订单农业，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收到明显成效。从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度创新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对农业生产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城乡商品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产要素市场。
(三)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加快企业改革、改制、重组，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的自主能力与活力
抓住企业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通过转让、拍卖、收购、兼并、投资参股、债权转股权等多种形式进行产权交易和流转，优化县域企业和社会的资本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把县域现有企业作为融资的项目依托，以独资、合资、参股、合作、租赁等方式吸纳国内外资金，实现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有利于制衡的股权结构，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用好企业退出机制，加快淘汰劣质企业，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予以破产、重组或划转，关闭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厂矿，重点培育发展优质企业。
(四)发展民营经济，优化产业结构
民营经济伴随市场经济产生，并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产权清晰，风险自负，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民营经济机制灵活，具有适应市场的内在品质，在适应经济激励、市场竞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民营经济广泛吸纳民间资本，在推进资本社会化、化解国家集中投资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民营经济将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发展民营经济对于启动民间投资，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所有制结构，增强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全面清理、废除限制民营经济的政策法规，完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县以下所有领域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参股等形式，参与公用事业的建设和运营。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导向，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事业以及教育文化体育事业，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五) 以提高产业聚集度为目标，发展产业集群
甘肃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明显滞后，这也是造成县域经济与全国和发达省份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因此，发展产业集群对于甘肃尤其是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发展产业集群重点培育、扶持农副产品加工业、中药种植与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白酒酿造业、食品加工业、黑瓜子种植与加工业、花卉种植业、依托资源优势的轻工业、陇南的采矿业等产业集群。克服区位和资源环境劣势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提高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从政府扶持和企业自身两方面努力。政府需要把强化市场竞争作为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主要途径，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取代产业政策；创造基础条件，消除不利于集群产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制定并执行统一、规范的产品质量和环境安全标准，为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企业要着眼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强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并延伸产业链，实施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培植特色品牌，提高产品外向度，加强行业规范和诚信自律，应对口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六)开发综合扶贫项目，加快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
充分认识扶贫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深化扶贫工作内容，将扶贫工作置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科学组合扶贫资源，采取综合开发式扶贫，形成扶贫工作合力，增强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政府牵头，有关科研单位、高校、企业和贫困户参与，针对中东南部各贫困县实际，系统设计开发扶贫项目，由救助式扶贫、生产扶贫逐步转向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移民与科教文卫并举的综合开发式扶贫，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增强扶贫工作的综合社会效益。建立扫除文盲、科技培训、生态村建设、卫生保障与改善生活质量的综合扶贫试点，探索适宜甘肃农村的脱贫致富之路。对有一定文化基础、准备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根据劳务市场需求，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务输出水平。深化扶贫工作内容，不断完善制度，坚持扶贫到村、到户，把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对口救助和科技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贫困户，增强工作实效。立足治本，把增强造血功能作为扶贫工作的归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重点发展能直接改善贫困户生产生活，并有长期效益的农业、手工艺和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使扶贫经济产生持久效益。
(七)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县城经济的支持与扶持力度
财政支出增长快与可用财力增长慢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加之县以下财源结构单一，过分依赖农业，短期内难有改观。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实现省内县级相对均衡为目标，调整平衡既得利益，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确保各县之间协调发展。构建省、县(市)二级财政框架，减少财政层级。在转移支付结构上，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取消对县以下项目配套资金要求，减轻县级财政负担。着眼于降低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县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资金向县域流动。
(八)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强化县级政府责任，巩固“普九”成果。把扫除青壮年文盲与扶贫、职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完善并实施教育奖励政策；在贫困县、少数民族自治县进行贫困家庭子女减免学费试点，逐步扩大减免范围；县以下小学和初中采用经济适用型课本，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课本与学习用具；积极在全国范围内争取企业、学校对县以下农村学校实行对口支援；实行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一体化，给予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待遇，鼓励民间资本以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共建联办等多种形式投资兴办教育；给予民办学校招生、教师聘用、教研活动、评比表彰等方面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多途径解决农村教学力量不足的问题，省内高校采取定向招生的办法，培养志愿在贫困地区、高原、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艰苦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任教；适当放宽农村教师退休年龄，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需求；尽快完善教育立法，实行政府督学责任制，实行教育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机制，保证教育的优先地位。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