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写的一篇《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这是王小东对孙忠山毛泽东在民国之时，已经探索展开伟大政治的复活。活过毛泽东时代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试图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这种感觉是不会忘怀的。毛泽东通过他的政治启蒙，把民国少数立法者的伟大政治目标，让每一个人中国人都种植在心中。我看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就记录者他年轻时候，被毛泽东伟大政治理想激动过，自己探索过。我曾经写到，伟大政治目标在改革时代中延续，并且希望在改革时代，通过改良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

确实“大局解小局”，对权贵也是一个机会，而且概率更大。虽然王小东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但是“大局解小局”，也给民间提供了机会。风险与机会并存，政治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事业。所以我想的是，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符合中国的“大局解小局\'。

“大局解小局”，并不是独创，而是屡见不鲜。在希腊城邦政治秩序瓦解崩溃的苏格拉底时代，确实涌动着一种帝国主义冲动来解决内政危机的思潮。受过苏格拉底影响的伊索克拉底，一方面提倡雅典回归古代民主并放弃它的帝国残余，以此来整治它的混乱。另一方面，他感到，真正能够治疗内部混乱的，是外部的东西，实际上只能从外交政策着手。他相信，一旦希腊各城市国家在征服东方的宏伟蓝图下结成联盟，混乱就会从他们内部自动消失。

德国崛起的时候，韦伯就是当时的伊索克拉底。有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政治理论。1911年之前，韦伯说，唯有德国力量的扩张，才能确保德国人民在国内的永久维持生计和进步改善的可能。对韦伯来说，德国国内政治的自由化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然而我们要关心的是，这种办法的效果。德国力量的扩张，并不能确保达到韦伯的目的。世界第一次大战前夕，根据德国外交政策的经验，韦伯重新思考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因果关系。他认识到，领土扩张往往只能提高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威望。而且它与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与以私营企业和经济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结合的可能性。第二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倾向于和平交换，而第一种类型只能榨取超额利润，其增长来自对被占领地区的剥夺。这种战利品-资本主义与韦伯在1890年年代最初与帝国主义冒险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它恰恰产生于资本主义利益与韦伯试图加以阻止的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结合。而不幸的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爱国主义之类的情绪影响而摇摆不定（也就是有文化承认或者政治认同的渴望）从而忽视他们的真正利益。帝国扩张胜利，只能为专制德国这样一个低劣、贫弱的政权，提供虚假的尊重。

帝国扩张，是帮助官僚体制进一步恶化。造成的国家间的敌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保障公共财政而装备和维持一直常备军的需求，为官僚制的兴起和癌化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他对官僚统治的前景，极为沮丧。他早年对古代对古代世界的研究表明，罗马和埃及的衰落，是由于官僚制的失败，因为他摧毁了其臣属所有的经济与政治首创精神，并抑制了他们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他认为当时德国更糟更紧迫。摆脱曾经困扰古代伟大文明的官僚制度僵化和奴性，是现时代所面临的最位紧要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到阿伦特那里寻找启迪。阿伦特说，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由于阶级分立而分裂的民族，重新感受到共同的关心，甚至可以到重新统一的希望。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会给他们整个民族提供共同的利益，正是这个原因，欧洲的民族主义简单而迅速地帝国主义化了。为帝国主义提供大量人力资源、使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人浑然一体的，最卖力的是官僚权贵，因为她们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样在国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格局继续延续。官僚主义是帝国的政治支配形态之一。官僚制支配，成为一种世界观，也就是一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