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肯定意味着敌我之间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有没有可能在特定阶段，有一定交叉的公共利益。我一直想的问题是，两种敌我分化之间，一种共同体的内战的敌我之间，有没有共同利益。例如对左右之争之上。另外一种是外战。施密特说，因为你是我敌人，而成为我的兄弟。实际上敌我之间，即使敌对总体性到了最极端的状态，那也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命运的裁决之下。
然而内战中最薄的共同利益，依赖于一种宪政均衡，也就是对贵族权贵进行压制。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可以很好的领导英国人民，是因为一开始13世纪被王权压制，被迫学习政治、参与政治，获得政治经验。到了19世纪，又被压迫，实行济民法，也就承担对民众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英国贵族之所以成为全球典范，也是被迫的。如果单纯美化贵族，给予特权，而不是加在其项背上重压，那么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一样贪婪，无耻堕落。英国伯克津津乐道的宪政均衡，取决于压制贵族权贵，这样造成王权、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共和，互相牵制，互相抵抗。
所以在民众为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之后，应该轮到权贵了，应该强迫权贵承受改革成本，如果去打战，应该让权贵子弟站在前头。以色列的军事法规规定，军官必须带领士兵冲在前面，其军官的牺牲率是30%，比士兵高多了。
所以当民族生存危机紧迫时，从大部分国民来说，确实应该宪政爱国主义，暂时屈权利而去成就主权。对内的权利、民主服务于对外。战争中，没有财产权，甚至人身权利都没有，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可是必须强调，这仅仅是暂时，而不能把战时状态永恒化，不断制造例外状态出来。
当民族生存危机不是首要问题时，就必须主权服务于人权，对内为主，对外为辅。而且对外必须服务于对内。例如大国崛起应该是民主共和式崛起。
民族主义本来就有一个自由平等的内涵。民族国家相当于一个兄弟朋友共同体。同等的人是平等；不平等的人，是不平等的。当初从清末救亡开始说，为了民族生存，对权利作出一些克制，到了现在，应该恢复了。如果说在救亡要牺牲权利，那么崛起必须是共和式崛起，如果崛起还要牺牲权利，那么下降的时候，那更要牺牲权利。整个循环，终极目的消失了。
所以在这样的“小时代”里，我认为，不应该鼓吹牺牲自我，而是应该鼓励公民不服从和抵抗，这样才能形成宪政均衡，以及贫富官民共和，再次形成民族国家的同一质，或者兄弟姐妹同志感。在中国电信垄断乱收费的时候，鼓吹消费爱国，那其实是破坏国家。在中国房价高涨，掠夺财富的时候，鼓吹买房爱国，那其实是卖国。在我看来，没有“干涉内忧”的鼓吹，就是可耻的。对于和内忧没有关系的保钓爱国运动，我是不赞成也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