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爱国人士的本意和你我一样的，我们爱的是我们脚下的土地。从历代平民的观念出发，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上层的权力之争，对平民的破害是多大的。爱国并不是为了参与上层的权力之争，服务于权贵官僚的利益，而是自己。生活在水火之中的平民，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块能吃饱的土地。这就是他们爱国的主要内涵。

我不鼓吹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吸纳引导，例如宪政爱国主义的说法。对已有的，进行引导，法律化宪政化，变为理性的。我觉得维权与启蒙比较，维权就是不去主动创造民怨，而是在现有已经有的民怨中展开行动，然后造成理性化与宪政化。老一代的逻辑有一点是有问题，只要给与正当性论证，只要肯定，那么就是鼓吹。这就是没有权利思想，例如李银河说有性自由，并没有鼓吹放纵。权利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论证，而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鼓吹。我丝毫不否定自愿地牺牲自我的正当性，但我反对鼓吹，在当下语境下，有人为之辩护，采取消极的立场，我同样也消极，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昨天在乌有之乡看到一篇《《中国不高兴》和我们的大时代》，这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而我在《《中国不高兴》：烂人手上的烂书，牛人心里的牛书》中，把《中国不高兴》副标题中的“大时代”给删除掉。我觉得署名“北京人”的《《中国不高兴》和我们的大时代》，可能在于回应我这个删除。所以我和“北京人”，还是要谈谈关于要不要鼓吹自愿地牺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利益。这是左右派冲突的最重要的心结所在。

我觉得单纯从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公民效忠与政治服从的义务来谈，即使一部分右派通过把自己认同为“世界公民”，也并没有排除效忠与服从的义务。容易造成冲突的是，在一种被腐败政治统治阶层垄断，变为家天下和小集团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还应该不应该鼓吹自愿地牺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利益，这时候整体的利益还能不能彰显出来。

“大局解小局”有两种历史面相，一种韦伯的帝国政治，另外一种是摧毁权贵，重整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