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到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社资争论”有新的含义，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义和魔鬼一般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嘴巴上和梦中才有。虽然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场经济”来一推了之。当下当坏的市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暗中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时，在老百姓心中，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罪名，并不冤枉。

　　有报道说，老百姓越来越对腐败漠不关心。在改革中屡屡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个痴情女子，被骗了又骗，终于绝望冷漠起来，终于把心背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不会分裂成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魔鬼统治的地狱王国，一个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国？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层老百姓又没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诉说，媒体又被当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网络发发怨气，辱骂几下子都不行，还被经济学家的理性镇压下来，说成非理性，说仇富破坏共同富裕，破坏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国敌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为只有他们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带动共同富裕是他们无条件的义务。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民众的直觉发生了对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民众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是他们还是乐意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和说理给了他们共同富裕的希望，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剥夺，老百姓已经看的很清楚，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他们共同富裕的。改革顶多是让他们饿不死，就是保持一个饿不死活不好的水平。当老百姓濒临生存底线的时候，就放水养鱼，一旦存活下来，就开始收紧。国家计委在制定民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让民间争太多的钱。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和后面收为合作社后来变为国有，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虑。共同富裕了，钱多了，就要求政治权利了。国富民穷，当局认为是最稳定的局面。

　　当一种政策是良好的时候，其内部肌理是和谐的。当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直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一边呢，也就是如何决断呢。

　　如何决断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是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还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理性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作了很彻底的表达，并不容易驳倒。张维迎的理性和精英论调看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在张维迎的内心，肯定觉得很委屈，觉得民众如此忘恩负义，自己作为农民的孩子，并没有私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却遭受如此的误解和辱骂。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的直觉的你死我活，外在评价和张维迎的内心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说明张维迎已经成为逆潮而动的反面人物，还对改革中的指点江山激扬国策的美好记忆恋恋不舍。

即使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张维迎的理性能说服谁？只有知识分子。

　　为了对付极权主义，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成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但是哈耶克也认为这个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一旦知识分子的观念改变了，民众也风行草偃，也就变了。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众的投票，民众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确利益，需要经济学家的代为决定。当知识分子的理性或观念，和民众的直觉或道德判断，发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经济学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沦落为人人辱骂的野兽，这时候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丧失殆尽，如何用理性引导老百姓？张维迎说，知识分子要用理性引导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都把张维迎当成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了，还如何引导。

　　理性和启蒙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什么观念都可以启蒙。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些不可启蒙的自然正确，只有用利益才能说服。没有带来利益，反而丧失很多利益，理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启蒙的地方，张维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识分子听张维迎的都拚老命维护经济革命，维护市场经济，甚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只会造成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

　　张维迎想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在意淫，先不说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识分子赞同，民众也会对全部知识分子和理性开战，发生叛乱分裂成两个共和国。讨论形成共识，无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识形态的压力，压倒民众和为民众的代言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能够全民参与讨论，那也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操纵之中。张维迎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某某人领导改革。

　　张维迎也提到：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如不补偿，他们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张维迎说去满足，去喂饱，用人血去喂饱，用生命去喂饱他们，他们吃饱了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就变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阶层的欲望来补偿，然后获得政治改革的机会？张维迎还是必须面对一个心理条件，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隐性承诺：政府官员只能大公无私；到了改革时代，人们认为官员要那么多钱就下海去，要当官就是要大公无私。

　　张维迎的补偿论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来敲诈人民，用人民的税款来进一步威胁人民。张维迎高举理性大旗和高谈赎买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他用理性说服老百姓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争去满足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则权贵资本主义一发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为经济学论证，人性是自私的，那么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富裕，那么只有政治对抗，只有维权，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妥协下来。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补偿论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补偿论超越了底线，超越了改革的正当性，超越了原来的目的。

　　如果说张维迎的补偿论，不局限于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赎买，还涉及到对政府机构改革中将要裁减的一般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的补偿，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补偿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是火上浇油。丁学良告诫说，过度持续不断给既得利益集团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即将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是政治社会稳定程度而划定公务员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势稳定，那么事业单位人员将完全丧失体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势不稳定，那么圈子划大一些。留在圈内的，工资大幅度上涨，剔除在圈外的，就丧失了体制利益。这样一来，就为当局带来来大量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丧失体制利益的事业单位的人，他们看到有幸留在圈内的人工资大幅度上涨肯定心理不平衡。

　　张维迎是知识分子，还是幕僚？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维护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张维迎明明就是一个幕僚，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识分子。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想方设法去论证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应该想尽办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饱一个恶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实在想不通。

　　权贵资本主义只有贪欲，哪有什么民族共同利益。他们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底层做包身工饿不死，如果饿死了，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饿不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最高点，可持续性的长久的利益最高点。

　　民众凭什么听你的，张维迎们有足够的道义权威么？当张维迎大声叫卖理性和共识的时候，他们能够为权贵资本主义作担保么，他们能够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这些人都听我的，你们吃不了亏？要不然凭什么喊话？张维迎貌似公正，不过是祸国殃民。共识和理性，不过是一次一相情愿，沉湎于民众依赖知识精英的过去美好时光，错把杭州当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她说有一个古老的乡村来个一个巫婆，苦口婆心的劝村民向上，说自己能够指引他们上天堂，这些村民相信了，跟着巫婆来到很远的大山里，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丽得如梦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城池的门口有一雄伟的的桥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个一个通过桥进了城池。母亲最后说出来的话让我吃惊，原来这个城池修炼了千年硕大无朋的蛇妖化成的，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是蛇妖的眼睛，雄伟的的桥梁是蛇精的的舌头，巫婆是蛇精的化身，这些可怜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么张维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硕大无朋的蛇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