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849年到今天，它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还是异化的，例如极权主义的面具出现。整个近现代史，是自由主义的辨证发展史。所以自由主义高于历史，高于时间，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后，共产中国由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借助于这一历史形势，自由主义浮出了水面，成为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成为自由主义的春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让自由主义觉得立宪事业触手可及，胜利在望。加上改革后的良好秩序与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带来暴死的危险反差太大，人们于是衷心赞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时代，进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是被救赎的时间，有天堂的阳光照亮着，于是人们在改革死亡的弥留之际还充满着希望，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不回头。

　　即使情形已经恶化，自由主义不能沉湎于过去美好的记忆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辈或者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真诚而苦口婆心地比较文革和改革，他们的这种比较是自然的，脚踏实地的，坚实的。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改革之初的正当性论证。但是在人们彻底对改革失望以后，改革已经成为历史骗局以后，这些说法很显然是不合适宜。

　　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体验，我不怀疑他们是理性的。可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就陷入了迷狂，认为英国女王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还有例如我办的一个案件，一个无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当囚禁了十年之后，当政府无可奈何释放了他，他走出监狱，最感谢的的是政府，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东西。

　　蒙蔽了什么？被抛入改革的强大磁场之中，他们总是说要珍惜当前的美好，可是这种珍惜的愿望，往往把坏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结果造成了病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耽误了时机，断送了病人的生命。

　　与他们不同，我们是文革后出生或者懂事的，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坏的一面，没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恋，该告别则告别；坏的是也容易轻浮，轻视他们的生命体验，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识破裂后的火药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诉说，当初关于改革的梦想和美好记忆。不管如何，对我们诉说，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如何，改革时代物质如何丰盛，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辈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改革，也是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在历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义高于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么倒退，要么前进，倒退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就是市场经济，此外别无门路。

　　我们并不是被改革磁场捕获的原子。对我们来说，后退到社会主义的“茶马古道”，还是前进到资本主义的“丝绸之路”，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到了抛弃改革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另外开路。

　　有一点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没有陷入轻浮。我们要求的不仅仅那么多，例如告别粮票，告别计划经济，告别暴死的危险。我们要求的，是当局在社会契约中明白说的，亲口对我们父辈所承诺的东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权利，并没有节外生枝。这些是当局的历史债务，向他们讨债天经地义。很明显，当局不肯履行债务，撕毁契约，老早以前就“预期违约”了，我们父辈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愿意，明知可能是骗局也委屈着。可是我们没有老一辈与当局从文革一起走出来的共同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当局还债就是别罗嗦。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附丽在经济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记忆，内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层是超越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来成就伟大的立宪事业，经济改革仅仅是路径。关键在于羊肠小道也断裂了，自由主义就不应该是一个衰老的老人，靠记忆和喋喋不休的忆苦思甜来教诲我们，应该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来。

　　德国自由主义大师洪堡警告说，忽视影响到各项社会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将会导致这项改革试图传播的那些价值的解体。当市场经济刺激了自由主义者立宪欲望，豪情万状的时候，没有想到理性启蒙和目标，可能是提升当下现实，也可能因为距离太远而被当下现实诋毁排斥。财产权的启蒙和传播很大程度是后者。财产权是对自由主义者最诱惑的一次调情和勾引，但也仅仅是调情和勾引。

　　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义当作立宪政治的哲学，而不是自足、封闭的体系。自由主义者想借助于市场经济构建宪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图是伟大的，但必然是悲剧。经济改革整个就是把伟大的美好的毁灭掉的悲剧，整个看起来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精神上飘飘欲仙，结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躯和死亡。

　　所以光光坚守我们的目标一点也不放松，是不妥当的，容易成为有刺的玫瑰，不合时宜。

　　自由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去搏斗，去遭遇吸纳它不喜欢的价值，去适当妥协适应不可改造的社会心理条件。所以要分清楚“应然”和“如何应然”是不同的，要区分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仅要坚守目标，还要考虑如何抵达目标。

　　立宪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系数不能太大，造成社会合作条件的丧失。自由民主和贫富有极大关系，在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之中，不可能确立起来。毫无顾忌别人的感受，把目标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义把财产权作为宪政基石已经丧失了良机，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糟蹋了耽搁了。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了那种幸运，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和立宪的憧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