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将要走向何方？
题记：本文所言，皆发于肺腑，为真情实感，但愿在关于农民与农村的问题上，能够引起读者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农民将要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早已经是一个作为最大滞后因素的沉重包袱。关于这个问题，国家众多智囊尚且为难，个人发言更是无力。在这里，我只想面对现实，就它们谈谈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从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看来，当今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确实是大大的改善了，广大农民也确实分享了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央的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也切实贯彻到了位。各项附加在办理证件等上面的不合理收费给取消了，农业税费也给取消了，还发给补偿，给积极办理农村医疗保险。而关于农民，也似乎无可指摘于国家的了。
我们的据说正在转向服务型的政府机构,据说现在在搞什么新农村建设，目的是要把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建设的气象一新。这简直是多项支农惠农政策实行之后的锦上添花啊！又据说，很多地区不过为此又搞出了一套又一套令上级眉开眼笑的形象工程。我想，这形象工程，就形象工程吧，总比某些形象工程更好，总比没有提高农民生活状况的动向和意识要好。当今国家提高农民生活状况的动向和意识是以往的任何政府都从来没有过的。
我不知道所谓新农村建设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我也不知道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行到底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我知道：中国有好几亿的农民，好几亿人投身于经济效益低下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我坚定的相信：必须要将占人口数量的大部分的农业人口成功的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去，这才是国家应当选择和把握的政策方向。
一：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事实上，当代很多中国政治、经济精英根本不敢正视中国农民问题。谁也不肯承认中华民族主要人群所面临的绝非短暂性的阵痛的类死亡。
在这个世界上，从前是人吃动物，大家都认为是合理的。后来动物吃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人吃人。人吃人，也开始变得合理。在人吃人的过程中，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将被淘汰，甚至达到目前地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政治、经济精英大多信奉的是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理论。在地球生存竞争的历史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口，将要被如何处理呢？一种办法是通过一种极为残酷的手段将精英与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隔离开来。还有一种更具可能性的办法是通过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消灭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彻底铲除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对于精英的威胁。
毛泽东死后，人类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上仅存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向经济强权缴械投降。全球化的力量所向无敌、跨越所有国家界限，所遇到的障碍，不过是石头对于坦克的威胁。地球被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抹平。地球财富资源面临新一轮、同时也是最后一轮的最为残酷的重新配置。英美精英战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中华民族的主体人群却面临逐步沦为在地球生存竞争中被打败、被淘汰的垃圾人口的巨大威胁。
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必须要以农民的血肉和牺牲为代价。中国农民所面临的残酷命运，远远甚于二战以前的德国农民和圈地运动中的西欧农民，以及斯坦贝克小说之社会背景中的美国农民。这是一个社会道德与正义缺失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农民，尤其是如此。因为作为中国主体人群的中国农民根本就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选择权。全部弱势人群的命运都被操持在强势人群的手中。
在地球物种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强势群体，其自身欲望的膨胀与利益领地的无限扩张给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所带来的是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消失的现实。而在人类之间，对于那些作为弱者的群体，也将存在一个同样的现实。
二、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所处的国内政治背景
——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是政府行为的真正动力。
将民意纳入政府利益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进步。自古以来，中国的官方是以欺骗与表里不一的虚伪的方式，以愚民政策来获取民意的。政府利益是一种利益结构，其实质表现就是官僚集团及其同伙的利益实现。民意作为潜在政治势力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蕴涵了认识到并开始重视民意的统治者的恐惧。历史也证明了这些统治者目光的长远。商业统治者将慈善行为作为拉拢聚合民意的具有统治本质的公关策略。政治统治者往往将对于某种融合了感情的理论与思想的迎合作为拉拢聚合民意的具有统治本质的公关策略。在秦始皇的时候，民意竟然被完全撂在一边，连代表官方对于民意的表面重视的作秀都没有了，所以秦王朝只存在了两代便被起义当初代表了民意的民间力量的代表们推翻了。
汉王朝的时候，统治者认识到了民意的重要，开始在政治领域推行适合统治的官方文化。儒家被作为官方文化的代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地位。而儒家，也成为了自汉朝以来的封建愚民政策的最大帮凶。
自汉朝以来，政治家就开始学会了在阴阳两界左右逢源。在阴的一面，他们奉行的是以官僚集团利益为主导力量的潜规则；在阳的一面，他们表现与宣称的是所谓为民父母。
当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的时候，人类也将消失。当某种所谓真理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不复存在时，某种所谓真理也将退下历史舞台。后来，封建统治终于结束，儒家也告别了其由政治价值所带来的一贯所居的崇高地位。取代儒家的，是另外的学术。
在大灾害来临的时候，统治者为什么要救灾呢？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里，统治者也仍然救灾。统治者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动乱的恐惧。社会动乱将要带来的对于自身地位的极大威胁是他们所恐惧的。至于救灾时候的讨好民众、获取民意的各种表现，那是他们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出于他们愿意施舍愿意献身的善良无私。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果然如此？
在免去农业税的时候，人们开始歌功颂德。但工业反哺农业早就已经成为各国趋势，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农民更是身有所感。以英国等发达国家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就业人口，一千万还绰绰有余。那么，多出来的那几亿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性质呢？不过是国家的失业人口而已！事实上，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但在人口流动的同时，城市却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个社会趋势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城市的治安恶化，就业形势的严峻等等。而更为严重的，农村地区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的撂荒问题也突显出来。随着撂荒问题的出现，原本存在的农业税尾欠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而国家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由于农业税收取的难度的加大，农业税在收取的同时，潜在成本很大，在当年的很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成本大于利益而又不得不为的事情。更为突出的是：农业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干群矛盾与干群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决定免去农业税的时候，从政府利益方面，已经可以下定论，农业税，是弊大于利的。而趋利避害，就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政府必然的选择，且不只是免去农业税而已，还需要鼓励扶持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农村人口。这都是在经济规律与社会效应的作用下必须要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否则就将危害到政府利益。
在官僚主义的国家，存在一个官僚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博弈的过程。那个过程并不会给民众带来他们所真正要得到的。
在所谓政教合一及类似的国家，当民众在被欺骗与愚弄下，在官僚集团实现自身利益与损害民众利益的同时，往往很可笑的是，民众竟然被人卖了还帮着人数钱，就要被人宰了还帮人磨刀，表现的比获得了非法利益的官僚还高兴。这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荒唐的民众表现，只能因民众的觉醒而消失，否则就将永远的持续下去。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
既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在一个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还算清醒的人们唯一的正道就是往上爬，巴望着成为了主子，就可以去奴役别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秋来野草枯黄，且被野火烧过，有的还可待来年重生，有的却只留下物质的灰烬。人类的个体生命死亡以后，被烧为灰烬，留下的也就那点物质的灰烬了。这个世界，能有什么给予恶人的报应呢？只图现世安逸了！
事实上，在一个非公有制的社会，在一个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默认的社会，政府从不代表民众利益，只是代表了强势群体的利益。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实质上，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多半不会站在弱势的一方，甚至政府自身，也是一贪婪的利益方。
三、新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中国农民的问题。
在新中国以前，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农民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历经无数治乱循环也不能改变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不再是地主的雇农与长工，却在家过以后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为官僚主义者所坑害，而沦为官僚主义者的雇农与长工。
人民公社制度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集团集体智慧的产物，来自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是否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本人无法定论。但本人认为，这种制度的失败，并非来自于制度本身的矛盾，而是来自于执行制度的官僚们发扬官僚主义的罪恶。
事实上，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主义的官僚们欺上瞒下、压制民众、命令摆布民众的权力在人民公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所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甚至还包括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牢牢控制官僚的手中。告别了财产私有制度的人们，所获得的并不是平等与公正，而不过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境遇。这种境遇，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除了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
农民失去了人身自主权，因为他们自己也作为劳动力而成为公社资源的一部分。公社有权任意调配、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而丝毫不去顾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完全成为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弱势群体。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时间刮遍全中国。农民被一次次的调配到劳动中去。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与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因为，对于劳动成果，农民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力。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力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官僚根本就不会公平的分配所有的劳动成果。这很显然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农民认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僚窃取。农民开始消极怠工，甚至开始肆意破坏劳动工具。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一是将本该属于农民的大量粮食和棉花调配到城市去供应城市居民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由于调拨粮食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所以在粮食明显不够吃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公社先行向上交纳粮食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对于农产品的管制相当的严厉，只有政府所辖商业部门对于农产品才有经营权。而农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也一直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几乎一直利用这个价格制定权来低价收购农产品。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劳苦。几十年间，农村缺少衣食的状况非常普遍。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产品不再是农民的私有财物，而成为人民公社所有的财物。国家直接向人民公社征购农产品。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任何抵制的权利与效力。统购统销制度成为一种隐蔽性的掠夺方式，将本该属于农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到城市以用于工业发展。
1959年的时候，农村的饥荒要远远的甚于城市。一亿城市人口吃掉了至少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6亿农民所吃的不过是剩下三分之二的粮食。一时间，农村妇女纷纷子宫下垂、浮肿、闭经、干瘦。
低价收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本该用于造福全国人民，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支持下，才能畅行无阻。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二是充分利用手中调配资源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支配农民劳动与分配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被完全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充满了被剥夺的感受。对于大量非生产人员的闲散、体现在劳动与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不公平、集体财务的混乱，农民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虽然毫无办法，但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们对于生产劳动毫无积极性可言，他们开始阳奉阴违，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本来深爱的土地。而一些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每况愈下。
当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几乎所有党内高层领导都曾经去往那里参观了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的奇迹。有人识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骗局。于是，一时间，中国大地全都开始披上了那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公社的社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荒唐的骗局。但农民们，只是荒唐制度下被摆布的一颗颗棋子，只能任由或知道真相或不知道真相的官僚随意摆弄。
至于骗局的后果，三年饥荒的代价，则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目前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大多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估算三年里饿死多少多少人。很多报告的可信程度显然不高，报告所根据的官方数据，也不可靠。但在三年间，确实饿死不少人。
以毛泽东本人农村调查、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于官场习气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官僚主义在那几十年间所种下的恶果。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来得及补偿农民。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能够继续领导下去，如果毛泽东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能够真正实现的话，中国农村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也不存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当前被定义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1978年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这场农村改革彻底分废除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令中国错失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最好机会。
在官僚主义者所一手操持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被掠夺的一无所有。不但国外给他们寄来的钱物被剥夺，甚至连他们乞讨得来的、卖血得来的收入，也被剥夺。
从所有权的被剥夺来消灭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彻底的办法，除非接着消灭财物。对于财物与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这个，同样也造成了阶级的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存在于支配他人的阶级与被他人支配的阶级之间。隐蔽着却真实存在的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存在贯穿于整个人民公社的历史。
1959、1960、1961三年中，确实饿死了不少人，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又人祸的因素。当年的惨剧，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公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恶果。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负债于农民的历史过程。国家所欠于农民的债务，一直没有清偿。
四、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
其实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都很有价值，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但却总是引不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在中国，数十年来关于农村的大多数数据，都是由官方自下而上的调查并上报。这些由官方调查并上报的数据，大多都是虚假的。浮夸风从来没有在中国大地消失过。数据一直是官员得以提升的一大依据。所以真正的农村现状，不过是地方政府一清二楚，却一直在欺上瞒下。当今中国，真正认真从事过农村调查，并有勇气有良知，敢于说真话的学者已经不多。
在农村，对于许多荒唐的事实和现象，当地人早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他们对此，大多已经麻木。但我根据那些现象，却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这个疑问：地方政府真的是服务于民的吗？宗旨当然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恐怕是有些差距的。就拿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在无数的写在乡村的无数面墙上的标语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是最多的。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早就不以政策目的为目的了。政策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竟成为向农民榨取财富的工具。工具的使用过程，与正确的正当的行政权力使用过程，这两个过程，相对于政策目的似乎有一定的殊途同归的妙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其间存在一个显然易见的权力被异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政府，以罚代生与钱权交易的现象竟是这样赤裸裸的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如此的普遍，政策的实行不过成了挟政策法律以令民，形成为敲诈勒索农民的实质。罚款合法性与罚款公正性的解释权是如此绝对的只属于政府一方。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取之于民的财富最终被用于何处？社会抚养费又抚养了谁？老百姓没有质问其为何竟是如此不公的权力，同样也没有质问社会抚养费被用于何处的权力。罚款并不能让想要超生的农民因畏惧罚款而不去超生，罚款不过成为超生所当付出的代价。能付出代价或能避免付出代价的，就可以超生，就有权利超生，就超生的理直气壮。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规定不过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另一个取财之道。而通过这一渠道弄来的钱财，甚至通过利益同盟同谋创造的种种合法形式被塞入掌权者的腰包。而制定并监督政策执行的中央政府，也竟成为了不自觉的合谋者。
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该想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与必然出现的情况。往往一个惠民政策下达到地方，却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们谋取财富的大好机会、大好途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但是他们也会思考，也会观察，也会发现这其中的矛盾与荒诞。他们有不满，有情绪，只是把它们放在了心里，把政权在某些时候毕露的丑恶放在了他们日后或不择手段的达到某些目的的时候思考到的内容里面。政权本身不会自揭丑恶，掌权者在这权力异化的现状中亦不由自主了。但大家都了然于心。
权力的被异化非止于一端。丑恶的事实好象只是属于不远前的历史，但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成熟运作并影响久远的掠财于民以供满足贪婪欲望的官僚体系的积弊远非乐观者所想象的那么容易革除。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地方政府堂而皇之、为所欲为的几乎任何腐败行为都是无可奈何的。
所谓老百姓，大多也就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多的面对这一切的，也是我们的广大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会去问一下，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税收，都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还有那么多的罚款和那么多的土地使用的什么费，都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又来了个什么市长县长书记什么，长什么样？在做些什么？
当官的，与他们何干？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来了。而他们似乎与群众无关。而他们的来来去去与所作所为，却是实实在在的相关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的。
农民之苦，非止于贫穷一端，更可怕的是那不能诉说的心中的穷愁忧愤,更可悲的是那么多的农民并没有分享到几十年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却实实在在的承担了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困苦无告。
关于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本人不必作什么详细调查，因为本人所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对于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我总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总是不知道该如何细究深论，所以至今没能好好的写出来一大篇的文字。
故请参阅本人深感认同的一篇关于中国当今农村问题的文章（作者为中南大学孙锡良）：《中国农村调查--八大突出性问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2/68168.html
五、由国家向全国人口提供的高质量低价格的高等教育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
已经忘记是今年什么时候，跟哥哥去了趟湖口。
路上转了七趟车，最后一趟是双足车。又看到了岳父岳母。岳母从厨房倒了杯茶水出来，我接了茶水，看到一边的岳父跟岳母，衣着素朴陈旧，脸上的皮肤跟袖子外面伸出的手背、手腕的皮肤都是一样黑。我心里知道是晒黑的。两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在家，不肯闲着，种了十几亩的棉花啊，稻子啊，油菜啊，柑橘啊等等的农作物。
我平常不大说话，唯唯诺诺而已。听到哥哥跟他们话了些家常，说的都是地方上的方言，总有些我是听不懂的。我自个往屋后去了。
我看到了屋后广阔的一大片棉花地，地里开缀了无数白色的、粉红色的棉花作物的花朵，我心中忽然生出无限的悲凉。
成熟的棉花，分缀于一棵棵的棉花作物之上，一亩地最高也不过140斤左右，采摘下来以后收购价为三元钱一斤左右。把施肥和打药等的成本减去，一亩地的棉花所能够提供的劳动收入不过为两三百元。但那是一种怎样辛苦的劳累啊！就是种上十亩地的棉花，也不过赚个两三千元。
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这种苦。本地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在外地还好，一年能赚很多的钱；有的做的一般，但也能赚到不少的钱；但大多是不能跟城里人相比的。大多数外出务工的青年，都是做着那些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体力活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多高的收入，也不能受到很大一部分有着优越感的城里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象我哥哥一样能够读到大学的，真是少之又少。
提起我哥哥，我岳父总是说长兄当父。他还真是长兄当父。这些年来总是独自承担了在外面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责任。岳父岳母一共三个子女，依靠地里的农作物所能够提供的全部收入，根本不能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最终弟弟妹妹读到初中就都辍学了，先是在家里帮着做事，接着也出去打工赚钱了。万般辛酸，千般辛苦，总算让哥哥读完了大学。
与其最后弄的全家一个孩子也读不上书，不如集中力量让一个孩子念上书。在这残酷而无奈的现实中包含了一个农民家庭多少的辛酸和屈痛。
人们不会真正理解那种残酷的现实，直到他们自己也同样经历了同样的现实。
我想到我自己，从小也没有干过什么农活。要是让我去采摘那棉花，别说是采摘下来以后都只能卖到两三块钱一斤，就是给我两三块钱让我去采摘来一斤棉花，我也是很有些不愿意的。
岳父岳母种的柑橘，据说更是廉价。只能卖到两三毛，甚至是一毛钱一斤。也不是种的不好，实在是只有这样的市场价值。我钻在了柑橘园里，又是往上爬树，摘那高处的柑橘；又是弯腰趴地，挑那低处的柑橘。现摘现吃了好几个，都是还没有成熟的柑橘。出来的时候，皮肤就开始发痒，手腕手背都开始出现条纹状的红肿。
我想，一千斤的柑橘，那就是好几千个啊！全部从树上采摘下来，真不容易！还得运送到收购点，换来的却不过是一两百块钱。
现在的岳父岳母，我总认为他们还那样操劳，是不必要的了。但是他们仍然舍不得那地，他们不愿意让地给闲置，也不能让自己闲着。一辈子的田地里的劳作已经让他们恋上了自己的土地。我听岳父说，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请人是请不来的。都是些老人在地里做。
那几亩地里的稻谷，且不说播种啊，插秧啊，施肥啊等等，就是把它们全部收割下来并打好拉回家来，我真不知道两个老人是怎样做到的。
但岳父总是嘿嘿直笑，说还得做呢，弟弟还没有娶老婆呢！就是放不下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地。
岳父岳母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出的青年们就大多回家了。但他们在外面，也不能总呆着，能够在外面最终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没有几个。年纪大了，就不能在外面了，要想到回家，也必须要回家。少数的赚了些钱，就回家做本，在地方上做点生意。多数的，没有赚到什么钱，回了家，还不是仍旧务农。
对于很多怀抱着希望去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家乡是被世代务农的命运主宰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城市不属于他们。城市不过是很多的他们一时的流浪之所，所给予他们的曾经亦不过是事实上并不能优于当初农村生活的歧视目光下的生活。这世代务农的命运至少在他们这一代，并没有得到改变。他们也只有冀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了，就像他们的上一代所冀望于他们的。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将象他们当初所做的一样，去到城市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那机会在他们的上一代寻而未获。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至少给我的岳父岳母，带来的不过是对于一些可以随时去店里买来的必须的消费品，诸如农药啊化肥啊洗衣粉啊什么的，其他的诸如洗脸擦脸的什么的，对于他们就成了舍不得买也舍不得用的奢侈品了。
（二）
我表弟是县中学2007年的应届考生。在2007年的大学录取考试中，通过数年来的勤学苦读，以优秀的成绩被某省某大学录取。
然而，我舅舅舅妈都是农民，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文化教育。表弟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间插秧、施肥、割稻、打谷，也从小就深刻的体会到体力劳动的辛苦和价值的低廉，体会到没有文化素质的酸楚和羞惭，也从小就有过上大学的梦想，或奢望。然而，家里的经济情况却怎能不让这个即将入学的高中毕业生感到灰暗、沉重和隐痛呢？
我的舅舅，已经六十多岁了，年老体弱，唯靠于在两亩多田地上勉强耕种来赚取只够养家糊口的微薄收入，还要赡养九十多岁的奶奶。而我的舅妈,也已年近六十，身体一向不好，素有病痛。今年上半年就因肿瘤入院，治病花去近万元，一方面花光了家中积蓄，一方面靠亲友接济，才总算度过难关。我舅舅有两个儿子。但我表弟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已经四十多岁，夫妇俩也都没什么文化，只是靠种田、结编、打杂勉强营生，且他们的两个儿子又都在读初中，实在也有着不轻的家庭负担。
但最后，经过百般努力，申请到了几千块的助学金，再向亲友借到了些，我表弟总算是上学去了。
我表弟读初中、高中的时候，还时常能回家帮忙做农活、家务，但他读大学以后，原本自己尚且需要子女养老照顾的年老体弱的父母，还不是得咬牙勉强支撑这个小儿子们读完几年大学。虽然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和体力再来承受儿子的依靠和期望，还不是得尽这老年的余力为他作这最后的艰难挣扎。
去我舅舅家的时候，我看到舅舅养了好几头牛，他总是牵着它们上山吃草。我想到那年老的母亲脸上焦灼的期盼，想到那父亲难以掂量的责任承担的分量，但我也看到了他们心底升起的希望。
(三）
农民可以去往何方？
在我站在棉花地里的时候，这个问题忽然发自于我的心中，好象是问题自己在寻求解答。
我们的据说正在转向服务型的政府机构,在发挥运用自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的时候,在面对三农问题的时候,所能拿出的就只能是这治标不治本的支农惠农政策吗?
把农村建设成为新农村，他们就可以不用去城市出卖廉价体力了吗？他们就可以依靠经济效益低下的几亩地或者十几亩地而安于他们的农民的生活与农民的命运了吗？
或者将工业引进农村，让他们一个个都成为工人？而他们自身所能够提供的劳动价值又能够让他们过上怎样的优越于从前的生活呢？
很多农民已经深切的意识到，只有督促子女奋发读书，只有拿出全部的然而微薄的积蓄和以廉价的劳动力为子女拼命的赚取学费这一条路了！那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虽然要面对并不平等的录取入学的机会；要面对有权势的家长和他们的子女们的恶性竞争；要面对那些非但不能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还竟将学生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作为财富来源而只想着如何榨取到更多财富的国家大学。
（四）
我个人基本上也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关于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以及农民的辛劳和苦楚，也还是知道的。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每年暑假，我们兄弟两都要去到亲戚家帮做农活。在烈日的暴晒下，只需要一两天，皮肤就会变的很黑。插秧割稻子的时候，一整天的弯腰劳作是很难受，也很难熬过来的；而打谷子的时候，手脚并用。双手抓抱传过来的一大把一大把的稻子，一只脚在机子的踏板上不断的使劲踩踏，就更是辛苦，那种辛苦也是语言所无法言述的。
我现在已经不再帮亲戚家做农活了，我觉得自己做不了。但是我又想，作为农民的他们，就比我们更能做吗？不是这样的。那都是受生活的逼迫。他们虽然多半也读了几年书，但一到外面，普通话都说不好。除了做农活或者本地的一些零碎的杂活，以及一些在附近的厂子里能找到的简单重复廉价的手工劳动，又能做什么呢？
也只能期望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再继续自己的命运了。
（五）
农民太多。他们有的正在向工商业转型，但仍然有几亿还困系于来自远古时代却至今没有什么变化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农民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农民这个词是如此的沉重，几乎沉重到了掂量不起......
而我们，也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后代。
面对这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的社会大趋势，国家的几亿农民，可以去往何方？
（六）
我又想起中专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
他叫苏冬生，曾经跟我是一个寝室。那时同寝室的同学常常哼着一句歌词：“冬冬是个胆小鬼……66 65 35 6 66 65 35 2……”是首儿歌，唱的人乐乎的很。而对苏冬生戏谑的称呼，就成了冬冬。
冬冬家里是很穷的，新学期开始时，体育老师要求每个人交90元钱给他，他给大家每人买身运动服，就冬冬怎么做工作也不交钱；农业统计老师要求每个人交25元钱给他，他给大家每人买个小计算器，也就冬冬怎么做工作也不交钱；后来寝室里来了几个别班的学生一个一个找大家借钱，还是冬冬怎么被逼怎么被打也不借一毛给他们。
冬冬这人我还是很了解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学习一般，但很爱学习，人不瘦，但又黄又黑，并且有几个学期是跟我一个寝室。他剃头也是跟我一样，去剃那种一块钱一次的。有一回还跟我一起做了学校仅有的两个光头。到了冬天，冬冬也跟我一样，几乎从不去一块钱一次可以洗热水澡的澡堂，也是洗洗冷水澡。
印象中，冬冬从没跟我借过钱和饭菜票，但他没钱吃饭，这我却不知道，只是以为他很节俭、很省，或者是有点缺钱用。他常常早上买拾多个馒头，然后一整天都吃馒头，吃时把馒头放一大杯子里面用开水一泡，再用刀叉叉起来吃。有时有同学的方便面作料没用完，他就不让扔了，自己留了下来，吃饭时候就可以不打菜，把留了下来的作料往里一放，倒点开水泡一泡。
后来有一回，有室友早上买了鸡蛋，剥开鸡蛋皮吃鸡蛋时，我听到冬冬向他要蛋壳，说是自己胃痛，听说吃蛋壳有用。把蛋壳细细的嚼碎，和着口水咽下去。他说这样子他已经吃了有一段日子了，有点效果。
读书的时候，很多事我都还不懂得。毕业以后，我在下乡的过程中，真实的了解到一些人家痛苦而艰难的生活状况。现在想来，很节俭、很省是不足以解释冬冬当初的节俭生活的。他一定是逼的没办法才这样。
不知道冬冬现在怎样了？
中专的学历水平并不足以真正改变什么！当年国家所谓分配工作的政策对于象他那样的青年不过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忽悠。或许后来他还读上了大学，还接受了更多的有益的教育吧！
只希望他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和期望，已经彻底的摆脱了农民的命运。
（七）
国家对教育，不可谓不重视。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难能可贵！但不知道那占学生之大部分的只是读过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或者再加上三两年的技校的学生们，去到大城市中，能有什么竞争优势？
许多类似希望工程的建设，亦着实难能可贵！虽然所搞出来的大多教学楼工程比之政府大楼总是逊色了些。特别是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亦是年复一年的增加着。亦着实难能可贵！虽然比之老百姓们所担负的行政成本，比如官僚们的烟啊酒啊汽油啊什么的这方面的支出中所增加的，有些年份要少了些。
（八）
我穿行于乡村的时候，感觉好象在全中国的墙面上，都写着各种各类的标语。什么退耕还林啊，什么安全生产啊，什么保护耕地啊，什么计划生育啊，等等等等。
----我看到那些标语，好象是附属于围墙与屋墙本身，好象围墙与屋墙也正是为它们而建。我忽然记起的是少年时代看到的，写在中学围墙外面的一条标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那标语，字很大，色大红，工整，优美，醒目。所以我至今记得。但是那条标语，竟什么时候给人用石灰水擦去，写上了另外的内容的标语。
政策不断在变，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在不在变化。
要写的标语太多，而围墙有限。
（九）
占中国人口之大部分的农民之向现代商业文明的靠拢并最终融入其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我们国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普遍并远远高于农村人口的。
但是成为城市人口并实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代表了社会进步和农民生活幸福的取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想到的是大部分城市人口所遭遇而甚至不自知的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已经附着于人生的锁链与终身挣扎。
我不知道我所以为的他们将要去往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十）
我所感到的悲哀与困惑几乎一样多！
在无限的悲哀与悲哀的困惑中，我想我至少还有一个想法是十分肯定甚至怀着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的：那就是国家以直接与间接的行政手段达到向农民的子女提供优质的廉价的高等教育服务的目的的必要性。
一小部分的人从事着工商业，一大部分的人在有限的并还在不断减少的耕地上从事着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不高的农业生产，这就是国家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还要维持的国民就业结构吗？
最为不幸的事实是：资本密集趋势与技术革新进步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中国的整个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已经带来巨大的挑战和矛盾从90年开始，在全社会劳动力结构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开始出现了绝对量持续下降的现象。到90年代初期，农产品供给就已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农业生产的趋势必然是集约化和规模化的,中国农业应对全球市场的竞争需要的是那种单个的农户和多个联合起来的农户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资本和技术投入。
未来只能意味着无数的多余的就连经济效益极其低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机会也要丧失的人口。
我甚至常常想到：他们不过是一些以所谓支农惠农政策被国家圈系于农村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失业人口。
考察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大学的入学比率，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差距显著。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农民事实上是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的。
在教育方面，国家还做的很不够。即便与城市里的大部分失业下岗工人相比，他们也不具备能够就业于相对于农业生产而有着更高经济价值的行业的任何优势。
中国农民，与中国城市失业人口、低收入人口构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