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几大流派考（4）
陈绪国
3.“现代”经济学派
这一派的主要特征是，否定计划经济而独宠市场经济或主张市场化经济，否定传统道德规范而张扬厚黑道德，否定正规则而张扬潜规则，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张扬西方政治经济学，否定凯恩斯主义而张扬哈耶克主义，否定共同致富而张扬个人致富，否定“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张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否定干群平等而张扬高管特权与高薪，否定集体主义而张扬个人主义，否定“一切向前看”而张扬“一切向钱看”，否定福利社会主义而张扬拜金主义、张扬GDP主义、张扬唯生产力论，否定国企的国家所有权而张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甚至否定公有制优先而张扬私有制优先、甚至张扬外资所有制优先，全面主张“国退民进”和“公退私进”，主张用所谓的“反垄断法”来消灭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改变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型，实现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和事业单位产业化。重点是对于大中型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因为其中有“去政治”化的成份，有人也称“现代”经济学派为“资改派”。这一派的核心理念是，以市场化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自由化经济取代制约化经济，以夷族化经济取代民族化经济，以私有化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以非平衡化经济代替平衡化经济，以效率化经济取代公平化经济，以精英经济取代平民经济。故此，“现代”经济学派，又可以称之为“权贵经济学派”、“精英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抽象主义经济学派”、“市场教旨主义经济学派”。
这一派的成员较多，也较复杂，在主流经济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吴敬琏、厉以宁等，代表作是《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此书的总撰写人、责任人是吴敬琏。
第一个焦点：“现代”经济学派否定改革开放没有“资”与“社”的区别，封杀关键性实质性问题的大讨论，而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是不怕鬼不信邪的。
在《制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叙述：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冲破思想禁区。对于一个改革措施，我们不要问什么姓‘资’姓‘社’，而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评论任何生产关系的利弊得失，不是根据道德标准，而要根据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经济的经验，消极地排斥、恐惧和否定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留下来的最重要遗产，我们应当有发展地加以继承。”
上段文字，所发出的信号，无非是要让人们放弃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放弃传统的伦理学原理，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搞改革，搞生产，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按照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来搞，也不管是否存在政治风险、社会风险、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也不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会产生自相矛盾，一切向钱看，哪管向前看？
上段文字，唯生产力论、“去政治”化论、拥资灭无论、虚无主义论占上风，同时存在虚假推理的成份。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一定要全盘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吗？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管理方法，一无是处、非要全部摧毁吗？热烈拥护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吗？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衡量经济社会的唯一考量对象吗？所有这些，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改革国有企业制度的指导方针吗？
《制度》一书，发表于1993年12月，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此后的一次大讨论，以“郎顾之争”为标志，将“姓资姓社”大讨论（又称“三次改革大讨论”）推向高潮。
第一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邓小平主持的以推翻华国锋中央政府的“两个凡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推动改革进程。应该说，这些讨论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过于偏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指导方针，否定计划经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有些过火。
比如，毛刘周时代长期实行计划供给制即票证制，影响了居民消费，可以通过取消票证制来解决；职工长期未增加工资，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解决。其实，华国锋政府就开始了增加职工工资，此后，赵紫阳政府在全国陆续取消了票证制度。毛刘周时代对外开放，仅限于香港、澳门，在华尔街炒股、炒期货仅投入几百万英镑，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经济条件决定的。有市场经济，而不充分，对私有制和外资经济开放不够。所有这些，都应当是“缺什么，补什么”而不应当“一锅端”。
第一次大讨论，是利于推进改革，但遗留下来一些后遗症。主要有两个：一是去毛化、去政治化、去计划经济化，有可能将原来一些优良传统作风去掉了；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不严谨，既然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这就会见仁见智，各说各理。
第二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说是“姓资姓社”大讨论，实质上是学习邓小平讲话大讨论，几乎是“一边倒”。
第二次大讨论，是第一次大讨论的继续，也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讲话的继续。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视察广州、深圳、珠海、顺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要给予广东省以特殊政策来扶持。这是第一次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已经离休后的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携家人十数口乘专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谈话。谈话内容，包括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要胆子放大一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改革开放不要争论，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信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等等。这是第二次南巡讲话。
邓小平讲话之所以发挥了巨大威力，因为邓小平是后毛时代最有威望的老同志，而当时的江朱政府组阁人员都是后起之秀，对于改革开放政策拿不定主意，于是出现了“孔明借东风”这一幕。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形成，经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由于缺乏经验，缺乏配套措施，改革开放的成本非常巨大，黄赌毒和贪污腐化开始盛行，公退私进和国退民进、国退外进形成浪潮。
据《广东改革开放30件大事评选结果》载，1995年11月22日，广东省政府批准原省体改委《关于加快我省小企业改革的意见》，认可以合并、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经营、出售转让、嫁接改造、抵押承包、破产拍卖等8种改革形式，加快小企业改革步伐。全省国有小企业据此在几年内基本上完成了改制改革。
广东省是全国一个缩影，可见一斑。改革的动力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的第二次南方讲话。
第一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有争论的，它的命题，是一个哲学的二元论，很有煽动性。在“政治决定学术”的氛围里，不“统一认识”也得“统一认识”。
第二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一边倒，几乎听不到多少另类声音。这是因为政治时局不饶人。在过去的10余年间，知识分子们见证了“反异化学术运动”、“天安门事件”等诸多不幸事件，为了洁身自好，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处于经济成长期，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最活跃的时期，许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偃了旗，息了鼓。
第三次“姓资姓社”大讨论则是白热化。
第三次“姓资姓社”大讨论，不是由境内学者挑起的，而是由境外学者提起的。这是因为，国内学者受饭碗所限，受政治家钳制，明知某些改革措施不妥，也只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在大陆非常时期非常政治环境里，发表个人不同言论，无异于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十分危险——轻则饭碗不保，重则身陷囹圄。
郎咸平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争论当时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长江商学院教授，后为首席教授。他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以拯救中国经济于水火为已任，他没有任何顾虑。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揭发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挽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其技法为：顾雏军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半年时间进驻目标公司，担任董事长并炮制巨额亏损，然后以亏损为由与地方国资管理部门谈判压低收购价格，最终达至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此文一经网络刊载，即刻引进社会关注，一片哗然。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问题，推上了台面。这场争论，触及到几个要害问题：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国企改制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国企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
争论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张维迎、郭小年等人，有的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批判郎咸平。顾雏军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料，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
（以上资料，见经济学阶梯教室《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郎咸平是改开以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造反有理”的人，第一个“动真格”不怕鬼的人，第一个在“姓资姓社”中大获全胜的人。可惜的是，这么好一个经济学家仍然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许多抱负未能如愿。郎咸平教授是个亲民、爱民和爱国的忠义型经济学家，在全国广受欢迎。他在全国各地受邀讲课，所讲内容，全部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难点问题，很有水平。近几年来，他接连不断地发表多部著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郎咸平才是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家，要说他属于什么学派，笔者难以准确定义，姑且称之为“左派经济学家”、“亲民经济学家”或“丁伯根式经济学家”吧。
为什么有的人要坚持“国退民进”？笔者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也只能作些猜测。
一是，社会矛盾白热化使然。自从改开以后，各种矛盾越陷越深，利益争夺化加剧。
如实行财政包干制、分税制以来，大量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政府级别越低，财政就越吃紧，为了完成GDP任务，同时为了本届政府过上好日子，就通过大量出卖土地、出卖国有、集体企业来滥竽充数。
又如，国营、国有企业由上交利润制，转变为财政包干制和一次、二次“利改税”，高税制、拨改贷、金融产业化等，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甩手不管了，银行也不管企业的死活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扩大再生产相对困难重重，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良资产，于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不采取救市、救企的办法，将国企改制了。为什么中央国有企业搞得比较活而很少关闭破产呢？一来，中央企业大多数是垄断型企业，稳赚不赔，中央国有企业年利润达1万多亿元，而地方国有企业才不到3千亿元，差距很大。二来，中央财政资金非常充裕，投放中企的资金绰绰有余，对于炼油企业等巨亏央企给予百亿弥补，对于民航企业投入千亿巨资给予救济等，使得这些企业起死回生。但是，地方政府普遍缺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二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关注引进外资，而不怎么关心国有、集体企业的生存。许多地方政府将引进外资当作第一要务，下死命令、硬指标，完成任务的重奖，完不成任务的停职。还有居心不良的政府官员和企管、富人，巴不得公企早些死亡，这样可以用低价、超低价甚至“一元价”、“零价格”买来公企，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还可以将国家划拨的土地变成开发房地产的超低价土地，其利润更是大得惊人。
“顾雏军现象”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普遍性现象，而是有官商合流的现象，也有主流经济学家的背影。
三是，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在探索阶段，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经验。
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政府在赤字9万亿美元的严峻条件下，仍然表示借贷8500亿美元救市，这一点很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许多国企，不是因为效率低而出现亏损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抓管理，上等级”运动中大量购置、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暂时负债，而银行向企业逼债，政府袖手旁观，企业怎么维持呢？又如，给企业减税、松绑，美国政府就比较灵活，中国政府在08年《企业所得税法》和金融危机风暴以前，就比较死板。在此之前，国企的税务负担特别重，无法承受，有关政府官员不听两会代表的劝告，结果可想而知。胡温政府比较务实，统一所得税，减免农业税，减免中小企业税，减轻出口税等，这些是好的开端，可惜实施得太晚了些，代价太大了些。
四是，1990年代，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每亩的税费超过350元，农村乡镇冗员太多，财政亏损严重，导致政府破产危机。为偿还债务，县市和乡镇通过出卖土地、转让国有和集体企业以渡难关。
五是，迄今为止，一些左的理论，即主流经济学家的偏激理论，没有矫枉过正，影响法制公平化，影响改革开放的方向与目标。
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论，是缺乏物权法正规则的理论，没有公开纠正过，这会影响物权法、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法的质量与效力；在上述两法中，没有将人大代表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列为国有资产的主人，仍然由国资管理部门独揽大权，没有将企业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作为合资、合股和转让的条件，同样地会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国企高管的超高薪、股权激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影响公平与效率；“国退民进”论仍然发挥着不良影响，国有资产流失仍然防不胜防，堵不胜堵。
在国企改制和三次大讨论过程中，我相信，主流经济学家们，有些是身不由己的，有些是受人指令的，有些是随波逐流的，有些是左右逢源的，也不排除有些是心叵测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于这种人，多以肯定为主，有些非主流媒体则多以否定为主。
如何看待发展的问题。“现代”经济学派老爱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强调的。而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应当从经济学角度来阐释，不应当人云亦云。
广东省委前书记任仲夷（1914——2005），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发言时说：“发展确实是硬道理，而客观规律是比它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就没道理。”“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再也不能做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
发展是综合性的大系统，有区域性发展，有板块性发展，有长期的有质量的发展，有短期的无质量的发展，有平衡性发展，有不平衡性发展，有野蛮的、非科学性发展，有持续的、科学性发展，有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有依赖外援外资排斥自力更生的发展，有外源性经济发展，有内功性经济发展，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发展，有以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发展，还有完全市场化经济排斥计划经济的发展，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也有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等等。总之，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和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
有些“现代”经济学派主张经济市场化、资源市场化、人才市场化、福利事业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产业私有化、产业外资化、事业单位产业化等，是不是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呢？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规律呢？是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呢？任仲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排头兵，为什么公开批评有些人做蠢事、违反客观规律呢？为什么敢于公开顶撞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呢？
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关系，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也是上一个问题即“发展”问题讨论的继续。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
先看以下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综合国力排名表
该表囊括了近现代历史上比较有意义的几个综合国力排名（主要是前十位，个别表可能包含更多的排名）
1955年 美国专家的排名
1 美国 2 苏联 3 英国 4 法国 5 中国 6 巴西 7 荷兰 8 联邦德国 9 伊朗 10 西班牙
1965年 美国专家的排名
1 苏联 2 美国 3 法国 4 中国 5 联邦德国 6 巴西 7 英国 8日本 9 印度 10 意大利
1973年 美国专家排名
1 苏联 2 美国 3 联邦德国 4 中国 5 法国 6 伊朗 7 英国 8 巴西 9 加拿大 10印度
1976年 日本专家排名
1 美国 2 苏联 3 中国 4 联邦德国 5 法国 6 沙特阿拉伯
1989年 国际公认的排名，此时综合国力的研究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当时的显学
1 美国 2 苏联 3 日本 4 联邦德国 5 法国 6 英国 7 中国 8 加拿大 9 意大利 10 印度 11 巴西 12 澳大利亚 13 韩国 14 墨西哥 15 南非
1997年 综合国力排名
1 美国 2 日本 3 德国 4 法国 5 英国 6 中国 7俄罗斯 8 加拿大 9 印度 10 意大利 11 巴西 12 澳大利亚 13 韩国 14 墨西哥 15 南非
2007年，最新综合国力排名
1 美国 2 日本 3 德国 4 法国 5 中国 6 俄罗斯 7 英国 8 印度 9 加拿大 10意大利 11巴西 12 澳大利亚 13 韩国 14 墨西哥 15南非
-2008年 现在
*G7国家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国，加拿大
*G20国家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
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意国
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萨特阿拉伯
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
*OECD-富裕24国家
欧洲18国家+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
*国防费10位国家
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意国，印度，韩国，巴西
*军事力10位国家
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日本，德国，韩国，意国
*2008年-综合国力
超级国家-美国，欧盟
强大国家-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俄罗斯，中国
发达中坚国家-意国，韩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
发达中中坚国家-印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
以上资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发展市场经济与综合国力没有必然关联。恰恰相反，因为中、苏（俄）搞体制改革，搞市场经济，不仅未使综合国力提高，反而总体上使综合国力处于降低地位。
以中、美、苏俄三国为例，省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可以看出其中问题。
中、美、苏俄综合国力比较表
|
项目 |
年份 |
名次 |
名次 |
名次 |
|
综合国力 |
1955 |
1美 |
2苏 |
5中 |
|
综合国力 |
1965 |
1苏 |
2美 |
4中 |
|
综合国力 |
1973 |
1苏 |
2美 |
4中 |
|
综合国力 |
1976 |
1美 |
2苏 |
3中 |
|
综合国力 |
1989 |
1美 |
2苏 |
7中 |
|
综合国力 |
1997 |
1美 |
6中 |
7俄 |
|
综合国力 |
2007 |
1美 |
5中 |
6俄 |
|
综合国力 |
2008 |
超级1美 |
强大5俄 |
强大6中（末） |
|
国防军费 |
2008 |
1美 |
2中 |
6俄 |
|
注：图表中，加黑色为原市场经济国家，蓝色为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浅黑色为计划经济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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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1）苏联在解体之前，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制度，1955——1989年的五个样本中，综合国力曾经排名世界第1名的1次，排名世界第2名的3次，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1997——2008的三个样本中，俄罗斯由1989年计划经济时的第2位降低至第7位、第6位、第5位。
（2）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1955——1976年的四个样本中，综合国力曾经排名世界第5名的1次，第4名的2次，第3名的1次，名次由第5名提高至第3名，逐步提高。1989——2008的四个样本中，属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后的样本，1989年一下子从计划经济的第3名跌落至第7名，1997年、2007年分别升至第6、第5名，2008年又跌落至第6名。
（3）2008年中国军费开支为世界第2名，但综合国力却是第6名，属于超级国家的最末尾一名。而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是第6名，综合国力为第5名，比中国高一阶。
（4）图表的数据资料是可信的。1955年、1965年、1973年均为美国专家排名，1976年为日本专家排名，1989年开始至今，均为国际公认的排名。
（5）我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发展确实较快。但是，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自然力资源、劳动力和技术资源，牺牲了大量的公有与民族产业资源、市场资源、库存的公有房产资源，久而久之，不但未提高综合国力，反而总体上削弱了综合国力。
2006年，我国以全球以4%的经济总量，结果我们消耗了全球32%的钢铁，40%的水泥，25%的铝，23%的铜，30%的锌，18%的镍，石油占新增长的31%。仅仅从这一组数字，就足以说明了我国的市场经济非常粗放，效率很低。
（6）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以后，30%的GDP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他们从中国分割了要素市场、产品与商品市场，主宰了中国龙头企业，拿走了中国境内大量利润，中国经济的水分和泡沫很大。
（7）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以后，用“买来主义”代替了自力更生，中国不但自主品牌十分缺乏，而且自主技术也很缺乏。虽然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的资金雄厚得多，但在世界上过硬的技术革新与发明，却比前三十年稍逊一筹。综合国力是创造出来的，不是靠花天价购买得来的。
“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所论断、所预测的，常常是天方夜谭，上述举出的是其中一二个例子。
第二个焦点：“现代”经济学派念念不忘的一句咒语和口头禅，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效率，国有企业低效率或无效率，以此作为国企改制的理论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家和传统派经济学家给予了最好的回答。
在《制度》的序言中，无效率论、僵化论、低效论，以无厘头的形式片面地张扬。
在“导论”中引用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的话，说“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奇谈怪论，可见一斑。
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批评前言不搭后语，论点、论证、论据前后矛盾
序言：
“第二，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堵塞市场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道路。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是用产品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脉络贯通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在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无效率的。实践证明，排斥商品经济，由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来塑造社会化大生产，是不成功的，传统体制用指令性计划配置社会资源，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难以适应社会日益复杂多样的需要，难以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因此，它必然僵化、低效。出路在于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学派的通病，就是喜欢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欲问以上观点是否站得住脚，能够自圆其说，不妨先看看他们自己写的观点：
“第一，传统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对于集中全国财力，统一资源配置，起了重要作用，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那时规模比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因此，由中央计划部门集中调配重要资源，尚可适应。尽管如此，经济效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国民经济在效益低下的情况下运行，即使在象原苏联这样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里，也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比较上述两段文字，作个比较试试，看看有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以序言的“第二”为A，以序言的“第一”为B，几个论点排列如下：
A：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堵塞市场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道路。（贬）
B：传统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对于集中全国财力，统一资源配置，起了重要作用，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褒）
A：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是用产品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脉络贯通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在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无效率的。（贬）
B：那时规模比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因此，由中央计划部门集中调配重要资源，尚可适应。（褒）
上述A——贬部分，理由不够充分，有主观臆测之感。B——褒部分，虽然是轻描淡写地褒，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为什么会产生前后褒贬不一的字眼呢，耐人寻味。
如果按照邓小平“不争论”的说法，暂时搁置一边吧。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胡耀邦、丁伯根的论述与中国“现代”经济学派是不同的
邓小平在第二次南巡讲话时，讲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是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不是没有市场，不是没有商品经济，也根本不存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所谓的“根本弊端”也是子虚乌有的。
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管理小组组长，他对于改开以前的三十年是非常熟悉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现代”经济学派说毛刘周邓时代“没有市场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不成功”、“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它必然僵化、低效”，甚至说“（传统体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无效率的”，邓小平能答应吗？全国的经济学者能答应吗？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答应吗？
确切地说，计划经济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开发与开放程度较小而已。“现代”经济学派特意将计划经济的缺点无限放大，将市场经济的优点无限夸大，从而添油加醋为资改方案提供理论依据。——这才是真正的“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1982年1月11至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
邓、胡二人从来都没有表态过，也没有说计划经济时期是如何的糟糕透顶，更没有说因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消灭计划经济”，更没有说“一定要消灭公有制经济”，更没有说“一定要消灭民族所有制经济”。胡耀邦的说法，是指过去的国内、国外市场比较封闭，需要放开。
其实，在华国锋政府时期，已经着手“开放市场”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华上任不久，就带领一个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访问取经，回来就开始试办农贸市场，发展养鸡、养猪业，并题词“发展养殖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并出租北京市昌平县郊区一块土地给美国人阳早、寒春作大型养鸡场。后来，北京鸡蛋成为中国名牌，销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东北北大荒地区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现代化农业机械，如大型玉米收割机、大豆收割机等等。也出租了几块耕地给美国的农业资本家耕种。
最能令人信服的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得主丁伯根。他说：“最优体制的选择决定于各行各业和社会团体的性质，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需要集权，因此，最优体制应该是多方位的。结论是，最优体制存在于完全的自由市场与彻底的计划经济两个极端之间。”
有些“现代”主流经济学派特别喜欢折腾，喜欢忽悠，常常用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的法术来玩学术，用对立、割裂和极端的方法来看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照一下丁伯根教授的语录，事情一目了然。
具体地说，如果我国市场经济的成分淡了些，就相应地增加一些市场经济的对象与项目，不必大动干戈，不必因为市场经济而将计划经济“一锅端”；如果我国的计划经济的成分淡了些，就应当相应地增加计划经济的对象与项目，但不必将市场经济全部“革命”。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以急于求成，草率从事，不可以大刀阔斧，砍这砍那，更不应当假借市场经济等各种名义，侵犯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正确做法，还是那句老话：“无论是计划经济机制，或者是市场经济机制，都应当使两者和平共处。各自的项目，缺什么补什么，多什么减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引进外资为辅”。
总之，指导方针应当是“循序渐进，小幅修补，见机行事，实事求是”十六字方针。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关于评价传统体制的“效率”问题，“现代”经济学派的理论许多难以令人信服
前面提到，“现代”经济学派总喜欢忽悠人，总喜欢故弄玄虚，总喜欢一鸣惊人。他们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都认为是言过其实，甚至是滥调文章，在耄耋之年的邓小平发表讲话，亲手撰文澄清事实。
“公有制低效论”是“现代”经济学派即资改派的一张王牌，打出这张王牌，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摧毁计划经济体制，摧毁公有制企业，对国企实施私有化“改革”就可以“名正言顺”了。厉以宁说：国企“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乌有之乡网2009-3-10悟宇《可笑的市场经济学家都怨看不见的手不按套路出拳》）
关于“效率”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二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这个定义是准确的，作为生产要素，两个概念都可以用在经济学领域作为计量的工具。当然，这是平民经济学的定义，不知主流经济学家们认同否？
如果将“效率”拆分一下，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如有个人效率、单位效率、社会效率之分；有实效率、虚效率之分；有有功效率与无功效率之分；有综合效率与单一效率之分；有非磨损效率与机械磨损效率、精神磨损之分；有纯洁效率与肮脏效率之分；有公平效率与非公平效率之分；有平衡式效率与非平衡式效率之分；有可持续增长效率与不可持续增长效率之分。
“效率”又可以分为内功性效率与外源性效率。内功性效率，是在公平竞争环境条件下，依靠自身的生产要素与用功程度所发挥出来的效率；外源性效率，是在特殊的政策制度扶持下，依靠外力推动而获得的效率。
效率的存在，是与效率的内因与外因结合而生成的可实现的效率。有人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当然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如果细究起来，还有商榷的余地。譬如，美国、日本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一流的，GDP和人均GDP在世界上是一流的，为什么日本会发生经济危机，连续十几年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会发生震惊中外的金融危机，发生了经济大衰退？说起来，这两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社会，按照“现代”经济学派的说法，市场经济体制是最优化的体制，实际情形是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每隔几年来一次经济衰退、经济危机，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却不会这样的折腾。
这么说来，市场经济机制的效率是短效层次的效率，计划经济的效率是长效层次的效率，整体来说主，计划经济体制是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为什么要舍本求末地拼命追求市场机制，而抛弃计划机制？
在中国，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一旦政策从紧时，一些有效率的企业突然变得没有效率了；当政策宽松时，一些无效率的企业突然变得有效率了。政策从紧时，向企业征收高额税费，向国有企业收取高利贷，甚至禁止银行向国有企业放贷。在这样的情势下，企业没有流动资金，没有钱更新技术设备，甚至没有钱开工资，效率从何而来？效率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效率能够从地上冒出来吗？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学者一个劲地责备企业无能，企业无效率，总是不从财政政策上找原因。你们想过企业的苦楚吗？你们同情过职工的痛苦吗？你们的空洞理论符合中国的国情吗？符合价值规律吗？
效率是贯穿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之中的，单从某个方面来下结论，可能会产生片面性。
相比较而言，在传统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公有制成分高，生产、交换领域的效率比较高，而流通、消费领域的效率比较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流通、消费领域的效率得以提高，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完全不行，应当完全抛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是优良传统是，是不可能擅自丢掉的。其实，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改善流通、消费领域这两个环节，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到后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以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央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政策也是正确的。这种做法，一个时期的增长速度不是那么显著，但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后劲肯定超过非自力更生模式。
先讲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市场经济前后期关于交通建设的效率问题之比较。
中国历年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载乌有之乡2008年10月22日历史视野，作者湘南子。
中国历年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
中国历年公路里程
年－－－公路总里程（万公里）
1952－－－12.67
1962－－－46.35
1970－－－63.67
1980－－－88.33
1990－－－102.83
1995－－－115.70
2000－－－140.27
2002－－－176.52
年代－－－－－－平均每年新增公路（万公里）
(1952-1962)－－－－3.37
(1962-1970)－－－－2.17
(1970-1980)－－－－2.47
(1980-1990)－－－－1.45（最低的十年）
(1990-1995)－－－－2.57
(1995-2000)－－－－4.91
(2000-2002)－－－－18.12
中国国家铁路线路长度
年份－－－－里程（万公里）
1949－－－－2.18
1950－－－－2.22
|－－－－－－|
1977－－－－4.74
1978－－－－4.86
1979－－－－4.98
1980－－－－4.99
1981－－－－5.02
1982－－－－5.05
1983－－－－5.16
1984－－－－5.17
1985－－－－5.21
1986－－－－5.25
1987－－－－5.26
1988－－－－5.28
1989－－－－5.32
1990－－－－5.34
1991－－－－5.34
1992－－－－5.36
1993－－－－5.38
1994－－－－5.40
1995－－－－5.46
从上面表格我们看出：
1950－1980年共修铁路2.77万公里，平均每年923公里。
1980－1995年共修铁路4700公里，平均每年313公里。
1950－1978年共修铁路2.64万公里，平均每年942公里。
1978－1995年共修铁路6000公里，平均每年353公里
以上交通建设里程的数据，说明了改开以后，特别是1994年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大量投资投向造价奇高、占地面积特多的公路建设上去了。这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中效率是最差的，铺张浪费是最惊人的，工程承包商的灰色利润是最高的，有的网站披露高速公路的承包工程利润竟然高达七八百万元至一千多万元。
再看一个资料，比较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如何。
题：从交通拥堵说开去——谈社会主义的交通事业。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载2009年3月19日乌有之乡。
一、先来看铁路与公路的造价。
建造铁路的成本，在网上查了一下（有权威的专业人士可以赐教），有这么几种说法：1、每公里造价33.4万元（50元人民币造50元人民币纸币的长度的铁路，50元人民币长 15公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667308.html；2、铁路设计专家陈世彬说：“宜万铁路将创中国铁路平均造价之最，平均每公里需耗资４５００万元左右。工程环境极为艰难的青藏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在１０００万元左右。” http://news.163.com/2004w02/12468/2004w02_1077248512685.html；3、据铁道部总工程师透露，我国铁路已经掌握了时速在 200公里 及以上的列车的成套技术，包括8个方面、26项创新成果。为此， 第六次铁路提速总投入296亿元，时速 200公里 及以上的线路资源达到了 6003公里 ，平均每公里造价495万元，http://tieba.baidu.com/f?kz=494088433。可以看出，普通铁路每公里造价低于500万元是相对客观的。
公路造价，也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多种说法：1、百度知道的内容为，高速公路每公里5000万——1亿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4184790.html；2、广东一篇2001年的论文称高速公路平均造价为3800——3900万元/公里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2001-GDSJ200108005.htm；3、新华网2002年有文章写道“目前我国建设４车道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东部地区为３０００万至５０００万元，中部地区为２０００万元至３５００万元，西部地区为２０００万至２５００万元” http://www.nx.xinhuanet.com/nxwz/news/07.htm。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和高等级收费公路，尽管公路的等级不同、地形地质不同使公路造价差异很大，但综合我国近三十年的公路发展来看，每公里的公路造价绝对远远高于50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
二、占地面积。
铁路占地面积（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785074.html）网上信息为我国每公里普通铁路占地25亩,每公里复线铁路占地40亩。
公路占地面积（http://iask.sina.com.cn/b/11584282.html?from=difi）查到的信息为：公路与占地面积之间的计算公式：20万公里的二级公路需要占地1千万亩，20万公里的一级公路约需要占地2.10千万亩；20万公里的三级公路约需要占地0.78千万亩；20万公里的四级公路约需要占地0.56千万亩。我换算了一下，每公里公路占地面积为：一级105亩，二级50亩，三级39亩，四级28亩。
目前我国新建公路大多为二级以上公路，平均占地为每公里80亩以上，是复线铁路占地面积的2倍。在我国耕地极其需要保护的情况下，交通发展的政策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截至2004年底，我国公路的总占地面积已经超过整个山东省的国土面积！
三、养护费用。
铁路建成后，由于轨道运输对钢轨的磨损很小，以及轨道铺筑在石子上，不存在象公路一样的路面开裂、坑槽填补、车辙改造、塌陷、中修、大修等等现象，使用周期长，后续投入低，而且铁路的日常维护也不象公路那样必须有养路工每天清扫路面，所需人员少；所以各方面的养护费用也比公路少的多。
四、能耗与环保。
铁路运输的能源耗用决定于火车机车的能耗。火车有两种，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目前，在我国铁路线上运行着17000台机车，有5000台是电力机车，其余大部分是内燃机车。以耗能更重的内燃机耗能来看，单位耗煤大约为 24.5千克 /万吨公里，以煤价500元计为12.25元/万吨公里，而公路运输以普通10吨货车每百公里耗油 20升 计，每万吨公里耗油 200升 ，合1000元/万吨公里（每升5元计），是铁路运输的80多倍（故而铁路的运费要低很多）。而且，我国的煤炭储量远远超过石油储量，我国的石油还要大量进口，在能源上受制于人——目前我国的石油消耗一半依赖进口。这种能源的严重受制约，导致我国的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被动，不能不是交通发展方向不当的一个重要后果。
汽车的尾气排放和火车机车对环境的污染也有着天壤之别。
在能耗与环保问题上，铁路运输的优势是公路运输无法比拟的！
五、运力。
陆路运输中，火车与载货汽车运力的比较哪个更优实在是常识问题，这里就不细述了。
六、安全性
铁路无疑是最安全可靠的运输方式。环顾全球，每年火车能出几次事故？即便很小的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也会作为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正说明其发生事故是很少见的，是火车安全性极高的佐证。而公路运输出现的安全事故则是惊人的，公路交通事故成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凶手。
七、管理的复杂与运输的便捷
铁路运输，由于其运行于轨道上的特点，必须设计完善的运行时刻表，一方面体现了其准时性，另一方面其设计和管理是复杂的，而且铁路运输必须从站到站，相比于公路从门到门的便捷无疑是一个缺点。这也是公路交通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从上述的分析比较很容易看到铁路运输的绝对优势，所以，从国家的建设和长远发展着眼，铁路交通的建设应该放在交通发展的首要地位。
在建国后到开放前我国的确是按此方向发展的。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交通的发展逐渐侧重了公路尤其高速公路发展。现在应该反思这种政策的消极作用。
为什么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廉洁型社会和可持续增长型社会举步维艰？为什么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效率低下？为什么公路建设中屡次三番前腐后继？这根子在哪里？根子就在承包经济、市场经济和权贵经济上面。
再看投资效益。
（1）投资建设的假GDP与严重亏损怪圈
以下文章《“要想富，先修路”的深层思虑——恢复基建工程兵》载中国价值网陈绪国个人网站2009年3月7日财政专栏，作者陈绪国。
在昨日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刘革新直言：“对4万亿投资，立项一定要有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审查”，并痛心地说“我所处的街道就有过这个情况，每一年都要‘开膛破肚’，修一次带动100万的GDP，挖一次再带动100万的GDP，然后再修又带动100万的GDP。事实上，这300万元的GDP对社会没有增加太多效益！”
无独有偶。2月9日，民盟广东省委向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交议案，分析广东公路建设债台高筑的几大原因，并建议加强公路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严格招标操作，加强政府部门监管。议案提到，截至2007年底，广东省公路收费里程约1.22万公里。然而，2006年底，广东省公路建设债务达2037亿元。其中，收费公路1769亿元，非收费公路268亿元；政府性负债772亿元，其中省级政府负债149亿元。广州珠江黄埔大桥投资41.15亿元，设计最大流量是8万辆/天。大桥一年的贷款利息为3亿元，建成后管理成本一年也有1亿元。如果一天的车流量是3万辆，每辆车收三四十元，一天总收费100万元，一年3.65亿元只够利息和维护成本。
议案分析，有四大原因导致债台高筑：首先，广东省地理条件复杂，高速公路中光是大型桥梁、隧道的投资就约占总投资的比例的1/3；其次，公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估算不足；第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变更、物价上涨等原因也增大了投资规模；第四，工程招标活动中的串标案件手法隐蔽，屡禁不止。省民盟建议有两条：一是要加强公路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二是须严格招标操作，加强政府部门监管。
广东省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而已。请再看以下数据：（载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2月28日张宏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
全国公路收费站多到什么程度呢？来自于官方和网络的2个数字相差极其悬殊。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机会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两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审计署统计的是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包括全部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一个收费站会有多个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二是审计署统计的只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未包括非正规收费站特别是县乡设置的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全部收费站。
暂且不考虑google地图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按照审计署官方资料来看，情况也足够惊人。全国19万公里收费公路，意味着二级以上公路半数都在收费，收费公路历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就在不久前社会还抱怨“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世界收费公路总长不过14万公里，中国就有10万公里。”可是话音未落，中国收费公路就由10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比重也由71%提高到82%，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审计署对全国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收费5100亿，以此折算19万公里收费将超过1.1万亿。每公里收费接近6百万，每米收费接近6千元，如果把每米收费用百元大钞连接起来接近一公里。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百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
“市场经济——高额投资——高额收费——高额亏损”，还有300万的虚假的GDP。中国收费公路，高达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82%。归根结蒂，就是因为有贪腐利益集团操纵，利用了“市场经济”。为了利益集团的“利润最大化”，牺牲了最好的投资方案，选择了最差的投资方案，浪费投资，浪费土地，浪费人力物力。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恶性循环。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有这种怪事出现吗？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所在吗？这不但没有效率，而且完全是负效率！
（2）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投资省钱，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的建设投资省钱？
以下文章段落，也在陈绪国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之中。
回顾我军光荣的建军史，铁道兵、基建工程兵这两支光荣的革命队伍，在国防和民用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这两支队伍，真正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特别能吃苦的队伍，特别能奉献的队伍。
铁道兵的队伍，兵力最多时达40余万。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抢修抢建铁路，保障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在建设国家铁路的多个项目上举世瞩目，先后抢建了成昆、贵昆、襄渝、东北林区、新疆南疆、青藏等高难险大型铁路线。1982年12月6日，中央决定铁道兵转业，并入铁道部。
基建工程兵于1966年8月1日组建，1982年因裁军被撤销。先后担负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132项，工业和民用建筑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所属的水文地质部队，共完成水文普查面积224万平方公里，钻井工作量近80万米，查明了我国许多地区的水文地质面貌和地下水资源。黄金、铀矿、勘探、地质等部队也都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以上资料，有些数据一时难以搜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在计划经济时期，三线建设、边防建设、国防建设、重点人防和重点经济建设的投资效率与效益是最好的，特别是利用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建设的工程，无疑是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
（3）市场体制改革以后，建设投资的损失浪费和腐败怵目惊心。
经济学胡鞍钢曾说过，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并说，这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他举出的腐败类型有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共四大类。其中，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每年高达1300亿——2020亿元！（载南方网2001年3月23日《胡鞍钢：腐败每年给中国造成1万亿元损失》）
从以上时段看，90年代后半期，正是实施市场经济的阶段。就是说，严重的腐败，与市场经济是正相关的。腐败不能带来任何效率和效益，只会给政府和纳税人增加负担，只会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今年3月17日，人民网转载了光明日报刘国光发表的题为《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的长篇文章，在谈到关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偏见时，刘国光秉笔直书：“现在国有央企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公有制企业必然效率低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老工业基地，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到了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竟被作包袱撒手不管。垮掉之后，就归罪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现在回头调整是明智的。”
以上这番话，是吴市场同志的老战友最近说的，不知吴市场同志有何感想？吴市场同志不但经常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且总说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要革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国企的命。为什么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呢？
关于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早已有良知的学者进行了批判。
（价值中国网陈绪国个人网站《漫谈“国家法人基本物权”建议立法的N个为什么之八》引用）
什么叫做“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大家看一看《经济展望》杂志2004年第12期谭根林同志《现代企业制度是怎样摧毁国有经济的》一文。文中写道：（全文如下）
有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人的眼里，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好的企业制度，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其实，现代企业制度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制度，更不一定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什么是产权明晰的制度，指的是以自然人为最终产权单位的企业制度。实际上，产权单位权利虚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民所有制由于产权单位过于分散，因而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是产权虚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把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混为一谈。政府这么做，做了它不该做的事，这使得企业政企不分。针对这些问题，有人提出了要对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
事实上，现代企业制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理论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操作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制度保证层面。
从理论层面来讲，一些理论工作者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以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清，进而认为这是企业没有效率的根本原因。产权不清和企业有没有效率是没有必然逻辑关系的，可是，在这些新制度经济学的追随者的眼里，产权不清是企业没有效率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认为？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们有什么理由来让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转变？新制度经济学的美国代表之一诺斯说得很明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技术上的差距，而是制度上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首先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
从操作层面看，一些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管理者为了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大为赞赏。他们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根据，对企业进行私有制改造。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而现代企业制度能不能担当拯救企业的重任呢？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清楚了。比如，美国既有破产的大企业，也有破产的小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我们理论家所说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同样会破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企业呢？
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的存在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按照他的逻辑，马克思说的公有制是最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了。因为公有制在一个国家之内几乎不存在交易。企业，作为人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分析，而分析的核心是人。
企业存在的前提是人，是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就不可能有企业。人的需要决定企业的存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所有的企业都是人设立的，没有人去设立企业，企业是不能存在的。至于人为什么要设立企业，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做分析。第二个方面是人的需要是由产品来满足的，满足人需要的产品有的来自于自然界（空气、水等），有的则需要生产，而生产是由“企业”来完成的。
从技术上看，企业存在的基础是产品的循环运动，没有循环运动就没有企业。我们知道，产品的循环运动就是环境要素不断转化为产品，产品不断退化为环境要素的过程。没有相关的技术，环境要素是转化不成产品的。当然，我说产品由环境要素转化而来，并不排除自然界里本身存在产品。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没有技术，环境要素是不能转化为产品的。技术因素不仅制约产品的规模和数量，也制约产品的种类和质量。技术是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也是资源稀缺的直接原因。如果技术能够把所有的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请问：还会存在有人所说的资源稀缺吗？那些认为价格是配置资源手段的人，一方面在夸大经济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贬低技术的作用。
产品的形成的基础是环境要素，没有环境要素，产品将由于没有载体而无法存在。那么，是什么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呢？是制度。制度是各种经济运行的基础。当人的思想水平进化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可以在没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其经济活动。私有制是人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对人类社会的破坏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从制度上看，企业的组织是一种制度。怎样看待企业制度？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考虑。从静态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制度越先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因为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技术水平的高低。从动态的角度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平均制度先进水平，同时，受这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
为什么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平均先进水平呢？因为技术是连续的，连续的技术水平受不同时期制度水平的影响。比如，美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今天的制度比中国的好呢？当然不能。但我们可以说美国近一百年的平均制度先进水平比我国先进。技术具有累积性的特点，今天的技术水平，是过去一段时间累积的结果，而不是一天形成的。
制度和企业的效率是有关系的，但前面推导的企业制度是不可能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的，所以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救不了企业。
行不通！拿谭根林同志的话来讲“制度和企业的效率是有关系的，但前面推导的企业制度是不可能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的，所以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救不了企业”。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现代”派主流经济学家的伪科学，已经昭然若揭了。改开三十年来，提倡市场经济15年来，充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发展中国。国有企业的寿命四五十年的比比皆是，而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不过3.5年，两者的效率是没法比的。
中国境内最无良企业，偷税漏税最严重的是外资企业和假外资企业，剥削劳动者最严重的是私营企业。大肆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的最无良企业，也是上述几类无良企业。国有企业那一点不如这些无良企业？
国有企业有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装备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企业文化与人文素质优势，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大多数是国家级先进企业和省市级先进企业，怎么可能效率低？怎么可能比私营企业还不如？
“现代”派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开放的目标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历了美国金融风暴以后，欧美国家争相选择银行、金融国有化以后，充分证明了“现代”派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多么不堪一击？
今后，迎接“现代”派主流经济学家的，是初升的太阳，还是朔弦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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