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
李建新
一、引言
2007年初，随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历时两年多由上百名专家学者参与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终于“尘埃落定”，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新阶段，而在《报告》基础之上形成的《决定》也被认为是指导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成为目前认识我国人口问题，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的重要基础。
在有关我国人口问题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上，《决定》指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1。这样深刻的认识、这种统筹解决问题的长远思路不可谓不精辟。
然而，通观《报告》与《决定》，笔者认为都还存在着一些瑕疵，一些判断和论证不够充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特别是在关于中国数量问题的认识上，许多观点还没有彻底摆脱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孩”政策出台前后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的范式，依然存在着许多主观“建构”的因素。而在应对各种不同人口问题的措施上，也未真正体现出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事实上，面对我国人口现实，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还存在对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而科学发展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观似乎还只停留在文件中。本文通过解读《报告》与《决定》，结合当前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践与导向中的一些问题，讨论我们在人口数量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建构与误导”，反思我国的现行生育政策。相信这些反思与再思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
二、人口数量危机与人口数量问题化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指出，社会问题跟人类社会中的其他现象一样，既有其主观性方面，也有其客观性方面，前者表现在社会中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之中，他们明确肯定或 者否定某些东西为社会问题；而后者表现在被评价的实际对象之中。（默顿，2001，p62）人口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也是如此。中国人口问题的形成 一方面有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过去较快增长的客观社会事实，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如何认识如何判定的主观因素。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20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与界定。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秉持马尔萨斯人口观，认为并判定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其本质是因为庞大的人口数量问题无法解决。毛泽东对其悲观观点进 行了坚决而有力的回击，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不是问题，而是宝贵的财富；解决中国人口贫困落后问题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即制度变革与发展经济。20 世纪50年代初期，一方面我们秉持马克思人口观和前苏联的人口理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都使人们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 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担。在这个辉煌的时期，“人多力量大”成为了主流的人口观。这是后来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一个历史背景，也是“人手”论 战胜“人口”论的一个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陷入了“混乱和停顿”之中，其直接的人口学后果是使庞大的人口资源“无用 武之地”。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转变形成了我国人口数量的高增长期。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庞大人口数量压力的局 面，中央高层认识到人口数量问题的存在并且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 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一时期尽管认识到人口数量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认识到了人的生产要与物的生产相适应，但在人口生育行为的干预上，以及处理政 策实施者（国家）与被实施者（个人）的关系上都富有弹性。这时期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是渐进趋于明朗，由过去不认为人口数量是个问题转向了人口数量必 须控制，但是并没有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化。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目标，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数量目标则是 力争到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 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带头终生只要一个孩子，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一孩 ”政策的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一孩”政策出台的背后一方面有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洋跃进”的“急躁情绪”（梁中堂，2006、2007）；另一方面，有着 所谓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合作的有力论证（Susan，2003）。从此，中国人口数量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最大包袱！“一孩” 政策的出台是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理性”战胜了社会科学家“人文关怀”的标志，是我国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是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彻底危 机化的标志！与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相比，“人多是包袱”则成为这个时期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界定，所以我国出台 了世界人口史上最严厉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虽然其后由于无法在农村地区实现这一“天下第一难”事，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均未跳出“人多是包袱”的认识 理念，依旧是围绕着“以数为中心”开展工作。“一孩”政策背后所形成“人口认识范式”对以后二十多年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再认识以及生育政策制定调整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
三、人口数量问题的持续“建构”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包括人口在内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中国 人口问题再认识以及生育政策是否要调整的论战再次“复燃”。为统一思想，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 生育水平的决定”重要文件，为我国今后10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制定了目标和方针。2001年12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 年9月1日起施行。从2004年起，国家政府组织了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之上，2007年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可以看出，从2000年稳定低生育率的决定，再到2007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无不显示出 中央政府对于我国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不过，无论是2000年的稳定低生育率《决定》，还是目前统筹解决问题的《决定》，从本质上看，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 的认识和判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我国人口数量之谜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与人口规模有关的指标和数值就越来越成为难解之谜。中国人口数量究竟是 多少？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数字问题。有关中国人口数量统计的真实性一直为学者所诟病。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总量的真实性问题就存在了。 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在总人口部分指出：“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 ” 但这个数字与各省直接登记到的人口之和124261万人以及加上250万的现役军人并不相等，全国总人数高出2072万人。为了使各省公布人口之和与全国 人口一致，国务院普查办不得不“分配衔接”这2072万人，其中分配给省里1967万人，未能分配下去105万人，这样“高估”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许多省份 数据的混乱（乔晓春，2002）。关于这2000多万人来自何处，恐怕永远是个谜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致所以这样调整主要是依照以往的“漏登”经验，通常 人口数量都存在着一定的瞒报、漏报现象，所以，调整公布的数据总是高于实际调查得出的数据。一些当年基层普查员高报虚报数字的“故事”（易富 贤，2007，p373）以及统计部门利用普查数据对过去人口增长率调整（见表1）都证实我国人口数量规模的“水分”，在如此重视“数量”的年代，“高报 ”比“低估”总是更安全。
与我国人口数量“测不准”相关的是人口生育率水平。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生育率水平 到底是多少也是众说纷纭。从2000年普查数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22到专家利用其他数据估计的2.3，相差如此之大。如果承认国家统计局的结 果，那么，我国就处在超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了，这其实是国家计生委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因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国家计生委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也就 失去了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接受总和生育率2.3的水平，那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因为，如果2000年人口 普查的总数是准确的，那么反推过去十多年的生育水平就应该是2.3左右（梁中堂，2006）。这个结果同样也是计划生育部门不愿接受的。这样看来，接受我 国人口数量不准确且有高报现象的事实，应该是合理的。
2、人口净增规模之“建构”
对于我国人口总量，我们普查不清楚，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和现实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个流动人口 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度来说更是如此。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里，在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节中，有这样的判断：“ 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2试问，做出这样结论依据何在？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 每年净增长量就逐年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每年净增人口降到了1500万以下；2000年又降到了1000万以下，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了800万 以下。其实，在2003年时，我国人口每年净增就已经低于800万了，这些年人口净增数量都低于官方估计的区间最小值即800万（见图1），2006年净 增人口“跌破”了700万，仅为692万。那么未来十几年又会是怎样一个增长趋势？利用联合国2005年出版的世界人口预测数据，可以看到（见表2），从 2005到2020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的生育水平回升并保持在1.85的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现实的生育水平，接近二孩水平），十五年间平均每年净 增人口为720多万，低于官方估计的最小值800万；如果是更低的总和生育率1.4低方案，那么每年净增人口仅为340多万。由于人口生育水平不大可能保 持在1.85的水平，所以，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每年将净增350-700万。所谓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为 什么相关部门会不顾事实（如2005年年初13亿人口日中的宣传），不断地“杜撰”出这样一个人口增长的数字呢？，为什么要严重偏离未来变化趋势持续“建 构”这样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口增长压力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的危机，从而凸现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此同样，时下所谓“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也有数量建构之嫌。虽然今后十多年我国育龄妇女特 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有所增加，但由于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所以根本形成不了所谓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陈友华，2007）。即便是在 这个时期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达到1.8、1.9的水平，出生人数会随育龄人群的增多而增多，但是，如表2数据所显示，中国人口平均每年净增人口 也不会超过800万，而这个净增数字较之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200多万的数字低多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出生高峰”数字的建构和炒作，一方面 混淆了“出生高峰”与人口增长“高峰”之概念，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宣传，也在加重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潜力不可掉以轻心的危机感。
资料来源：《2006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3、“生育水平不稳定论”之夸大
在有关部门“建构”人口数量增长危机的同时，也对我国当前的生育水平波动进行了不适当的夸 大。在《报告》开篇，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有关部门 也一再表示，民众生育愿望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存在着反弹的风险。这些判断成为我国需要继续千方百计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因为，目 前中国人口低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之覆辙，断送中国 二、三十年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事实果然会如此吗？不错，我们承认中国人口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在不少地区由于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稳定的 因素，但是能否成为我们继续维护现行生育政策的理由，则还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实际上，今天我国的现实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 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 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 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现在不稳定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不稳定有 着根本的不同。更何况调整生育政策不意味着没有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制约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的制度底线。
相信所有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的人都不会否认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包括生育文化，以及人口形势 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巨变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述基本判断何以能够立论呢？其实，这种立论的背后是这样一套推理逻辑：现在是一孩政策大家都生两 孩，如果给两孩政策岂不就生三孩了（注意既违背事实又是不真实的假设），所以一旦调整政策，生育水平就会反弹，且超过更替水平导致人口数量增长失控。从逻 辑推论上讲，这种结论是必然的。但是，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这是在一个违背事实和一个不真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结果， 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我们今天不能进行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有力”论据。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 如“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
4、“名人富人超生”等事件之误导
在2007年初中央公布《决定》不久后，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 要严加惩罚，除此之外，还要记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国家计生委认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 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3。紧随其后，许多省份也相继出台了严惩名人富人超生的地方法规，新一轮的“秋后算账”也在公众媒体的介入之下“大张旗鼓” 地展开。2007年9月中组部、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惩治“超生 ”现象的力度。不过，我们需要质疑的是，这场由国家计生委“主动” 曝光的“问题”，即所谓“超生”问题真的有如此严重吗？名人富人超生真的会影响计划生育的成果、会影响社会公平吗？其实稍有统计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首 先，我们要清楚谁是名人富人，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其次，在这个群体中，又有多大的比例超生了？这些基本信息致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这些数据就不能得出“超 生”对总体水平有多大程度影响的判断。奇怪的是，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所有给这问题定性（严重性）的人对这样一个基本数据都是语焉不详，而权威部门人口 计生委也常常在“问题总体”这个关键数字上大玩数字游戏4，只见“吓人”的百分比，不见“问题人群”的总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日趋民主日趋开放的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选择，这是社会宽 容、进步的表现！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1990年，每户家庭人口下降到3.97人，而 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3.6人左右。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无须否认，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独居“单身”者、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家庭，整个社会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宽容性。为什 么在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今天，我们却不能容忍部分名人富人的“超生”呢？须知这个所谓的“超生”还仅仅是以二孩为主，这是个问题吗？无怪乎制度经济学 家茅于轼尖锐地质疑到：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这种做法不仅让人们对政府应 有的公正执法原则产生怀疑，而且还有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之嫌（茅于轼，2007）。所谓“特殊人群超生抬头，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 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种印象，实际上是由计生委牵头“界定”出了这样一个名人富人加部分党员超生的“问题”，“建构”出了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各级政府在问题“严重性”的“预言”下，也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寻找“问题”对策，如湖南省已出台了惩治名人富人“超生”的办法，现在又进一步出台 禁止违法生育者进入人大、政协候选代表的行列，并且通过奖励方式，动员群众举报5！在全民追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何须以这种方式制造不和谐之音，引发新 的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今人口计划生育部门针对这一少部分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出台这些严紧的措施，不仅是“小题大做”，而且是今日社会不和谐之 源。
五、当前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的症结及后果
无论是对人口总量和净增人口的“高估”，对生育水平反弹的“夸大”，还是对一小部分人群“合 理超生”的“小题大做”，都显示出相关部门对数量的过度敏感。为什么相关部门会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建构”出种种人口数量问题危机 呢？并以此成为继续实施现行人口政策、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理由呢？对于这一现象有许多不同视角的解释，比如“建构”危机、维护部门利益和扩张权力等等。本 文则从认识范式着眼进行分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库 恩，2003，p157），范式是一组信念、是对事物的看法，是认识论上的见解（野家启一，2002，p190）。那么，当前主导我们认识判定我国人口数 量问题的“范式”是怎样的特征呢？我们是如何认识如何判定我国人口数量成为“问题”的，其认识和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形成的关于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以及问题判定背离了我们今 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而一孩政策生育政策恰恰是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的一个错误选择！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错误认识错误选择，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地反 思，今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及判定依旧没有彻底摆脱旧有“范式”。具体表现在：其一，目前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界定的背后依然是由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发 展观来支持。这种发展观以“数”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这种效用主义的发展观，即为了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完 全没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追求发展目标过程中，在判定人口数量问题中，宏观上的人口数量完全被当作为发展的手段，微观上每个个体的生育意愿生育选择不 仅被大大忽视了，而且最基本的生育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些都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二、在认识人口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在判断人口 数量“问题”的性质上，都是以静态的数量观和“人均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我们看到，这种基于“人均分母效应”论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定，一方面忽略了 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如人口数量与内部结构之动态关系；另一方面，也完全“庸俗化”了人口变量与发展之间的动态的、能动的本质关系，通过简单静态的“ 人均”对比，片面地夸大了人口数量的负面作用。在经过二、三十年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的“洗脑”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是一个大包袱”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已 成为判断“问题”的范式。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平民，人人都会算笔人口帐！在这个人口账中，人口数量无论是作为分子（如小问题由于庞大人口数量乘积而 变大），还是作为分母（如巨大成就由于庞大人口数量除商而化小），都被当作“负担”而彻底的“妖魔”化了。人口数量的问题这种界定的简单化以及“人均分母 效应”方法的滥用，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是问题之源、万恶之源的荒谬结论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这种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判定存在着严重问题，所以导致了现行生育政策实施日趋 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旧有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指导下的现行生育政策，依旧以数位本，漠视广大群众的基本生育权利，片面追求人均指标的发展观，不仅背离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而且干群关系无法和谐，国家和个人也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样，没有摆脱传统发展观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依然是以牺 牲结构为代价换取人口数量的控制。其后果是，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控制，但却引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直接导致了人口自身再生产严重失调，导致了年龄性 别结构的失衡，由此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如性别歧视（女婴死亡率反弹就是明证）、婚姻挤压、社会不稳定以及许多潜在的问题。再如人口年龄结构的急 剧老化也将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最终是破坏了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遏制了我国人口长远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令人遗憾的是，新出台的《决定》 由于还没有彻底摆脱旧有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范式，所以在解决我国诸多人口问题中，并没有任何突破。相反，围绕着我国人口数量问题，还有“变本加厉”之 势。《决定》对策中首条即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现实中不少地区已经演变成一种“不择手段”地降低已经很低的生育率了！《决定》之后相关部门提 出的各种所谓影响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以及出台的各项对策，无一不显示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片面性。
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中印两国人口问题时，列举了两个非常富有启发的例子：其一，是毛泽东时代 给我国留下宝贵人口遗产的事例。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我们在控制人口数量问题上有所失误，但是在教育以及健康上比起印度大有收获，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教育普 及和“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一 个明证，而这一切又为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这是令阿马蒂亚.森所“望洋兴叹”的。森指出，毛泽东本人也许并没有考虑到他领导下的 这些社会变革会有这样一种特定效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因为这些社会变革（普及识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确实能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 和更有保障的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2002，p260）；其二，是印度在人口问题上的“无为而治”与中国政府“一孩”政策强干预效果比较的 事例。森用印度克拉拉邦的例子与中国作对比，指出即使不采用强制的人口政策，而依靠增强妇女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可以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生育率降低的结 果，这是阿马蒂亚.森引以自豪的。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两个人口大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智慧。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一孩”政策以来（虽然有关部门坚持认为现行生育政策不是“一孩” 政策，但笔者认为，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基础与“一孩”政策并没有本质差别），世界（包括世界人口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 化，中国人口同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什么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人口数量问题极端片面的“旧范式”认识之中，依旧没有彻底摆脱“马尔萨斯 人口悲观论的阴影”，依旧在“以数为中心”的圈圈里“修修补补”。20多年人口计划生育的强势宣传，全国上下形成了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固有成见，遮蔽了 我们对人类自身发展意义的认识，扭曲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诚如库恩所言，认识范式的改变，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认识范式的革 命，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库恩，2003，p101）。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认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旧范式，迫切需要改变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在党的十七大中，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对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需要对旧有认识范 式基础上现行生育政策进行深入反思。在新的人口认识“范式”中首先应该突出以人为本、尊重公民基本生育权利、倡导社会公平、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人 类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观；其次，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新的人口认识“范式”要满足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数量与结构的协 调，二是表现在人口与外部发展的协调（前者是后者的的必要前提），以及体现当代与未来的协调可持续。最后，新的人口认识范式在解决各类人口问题的方略中体 现统筹思想。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我们的确需要重温毛泽东人口思想对唱衰中国的艾奇逊之流进行的有利批判和论证，我们需要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彻底解放 思想。在制定中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中，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我们需要全球化的大视野、需要高瞻远瞩的大智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错过了终结以往对 人口数量问题认识的“旧范式”、错过了终结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机遇，但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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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Greenhalgh “Science,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DR Vol.29, No.2, June 2003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国人口报，2007-1-24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国人口报，2007-1-24
3 有关内容见相关网站，如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
4 相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 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 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60%以上。2007/11/14 来自:新华网
5 2007-11-24 新京报，A第14版 “湖南禁违法生育者候选人大代表”
注：本文首发于《学海》2008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