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前途，好像牵动了历史的进程。写《历史的终结》而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福山关注了中国。他最近著文《中国的强大与软弱》，提出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

　　这是一个很奇妙很矛盾的想法。综观我们中国的政局，应该说显形地侵犯人民的权益，是地方政府，或者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政治力量，而隐性的，来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让人民痛并快乐着，一种隐性的，并且巨大的侵犯，不过被掩盖起来。在这里，中央政府不仅仅要包庇地方政府，还要用军队和宣传，以及最后残余的权威，来为地方政府行凶背书，

　　对地方政府咬牙切齿的是人民，对中央政府咬牙切齿的是民主自由人士。中央政府明显的侵犯，是对政治权利的侵犯，而对于人民来说，政治权利的侵害，并不足以让其刻骨铭心，而只有入侵其生活的侵害，在民权和民生方面，才是他们关心的。

　　所以用人民或者民主自由人士的观点，来提出中国政治解决方案，都是片面的。用人民的，觉得还必须赞美依靠甚至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目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救人民。用民主自由人士的，只有打倒中央政府，才能一揽子解决，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打倒之前，人民现实的救济手段是什么。

　　当打倒是一厢情愿，或者绝望得遥不可及，这时候从民主自由人士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来，中国新左派新权威主义，认为自己要立足于政治现实，既然打不倒，那么就赞美依靠强大之，顺服于当下的在位权威，因为人民需要，已经分裂化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因此认为自己政治成熟。新左派在政治层面是极其幼稚的，虽然对市场经济的批判非常卓越。新权威主义根本连甘蔗渣都不是。

　　很奇怪的是，这种思考问题，好象有临界点，到了这里，就是禁区。可是我要问一问，这种政治设想，能达到其所需要的目的？

　　在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眼里，如果没有最不坏的政体，一种独裁专制但是有序的君主制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严厉的苛政，胜于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因为这样比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更能保障秩序和生命安全。只有更能保障秩序和生命安全这种前提下，独裁专制但是有序的君主制，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是当独裁专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的本原，永不停息的制造者，这时候，还是政治成熟的选择么？

　　邓小平以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力，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治于一炉。这种阴阳二气，在强大的时候，都支撑。再其弱小的时候，都撕裂。得失之间，在于时运。这时候，如果从政治来看，社会主义是主要的，所谓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作为政治自由的组成要件的特征。

　　当然从经济决定论来看，似乎是资本主义。可是经济决定论，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政治行动。也就说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决定论，是想让经济决定政治，这是其政治筹划的一个部分，是形成中政治行动，而不是已经成为事实本身。所以经济决定论，根本无从作为判定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状态，就象不能用无形的手来判断一样。

　　当新左派沿袭庸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决定政治，就掩盖了独裁专制是永不停息的制造者的真相，对于用政治来推行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分裂和冲突，他们归咎于市场经济。可是明明是用政治来推行市场经济。独裁专制是个大老爷，而市场经济不过是二奶，二奶能决定什么，能污染什么？如果怪罪于二奶，不外乎是大老婆的逻辑，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害了老爷。这是那门子的政治解决？那门子的政治成熟？

　　一些新左派，例如甘阳，对市场经济的暧昧，也颇有意思。一方面批判，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却当作大国崛起的信心来源。经济大国的崛起，其呈现出来盛世景象，并不是政治的，而是东方文化的复兴。从政体科学来看，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大国崛起，是一个古怪的跳跃，再从大国崛起，到东方文化的复兴，还是古怪的跳跃。把发臭的长马褂，套在市场经济二奶身上，呈现出来的线条感，再抹上一些西方香水，当作勾引的软实力。这里只能说要串成一串“烧烤”，至于能否串成，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我承认很多的新左派，例如汪晖，是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汪晖与八九之间，有一种继承关系。汪晖的起点，就是天安门广场。不管后来，偏离有多远。

　　而且他的言说和政治选择，确实代表了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运动上的雷击，让这些人看到，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这是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例如梅尼克等，都认可赞同的。因此以前基于道德批判的敌对情绪，在他们心中再站不住了。

　　没有基督教的政治精神的临在，当被政治打击之后，被容纳入一种必然性中之后，必然产生对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认同。这种认同，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因此对国家产生敬畏，这并不是国家权力本身所蕴涵的，而是自己投射附加上去的，所谓的天命感，也是如此。当然这种恐惧和敬畏中，也蕴涵着渴望。

　　这就决定了新左派对共和自由的终极追求，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的选择，是人格分裂的。现实政治立场，依附于中央集权，希望中央集权越加集权，以此保障人民的权益，维护稳定，但是新左派心理隐隐约约的，还是追求共和自由。可是其手段与目的之间，根本挂不上钩。如果致力于共和自由的追求，那么就应该消解中央集权。

　　这种中央集权，是政治自由的对立面，此消彼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并不存在中央集权与自由一同增长的局面。这样通过对现实政治立场的选择，新左派把对共和自由的追求，推到了彼岸，于此地只有乌托邦意义上的号召，只有微弱的意图伦理。

　　那么新左派可以用直接民主和平等来辩护自己的正当性，毫无疑问，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不管有没有偏离，新左派把直接民主和平等的价值重新带回来，意义很重大。

　　间接民主是不得不的，并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必然性的，所以不能用来否定直接民主。政治精英的正当性，也是一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用来否定平等。当下能不能，并不等于应不应该。

　　当下能不能实现直接民主和平等，并不是价值上冲突。当下应该实现到什么地步，并不是敌我之分。新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于对现实政治的态度，而且把这个当作核心，让其他属于自己的主义言说，都被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所绑架。

　　新左派对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认同，自己也不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是私器，而不是公器。在尴尬和脸红中提出。所以新左派，必须用直接民主和平等来辩护现有国家权力，这首先是对自己选择政治立场的辩护。为了自己不脸红，再取寻找1949年之后，符合自己的东西。例如文革进入了他们的法眼。

　　为了说明差异，我必须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政治自由是首要的。政治自由就意味着不是基于恐惧和敬畏的屈从，而是理性的妥协。

　　而且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可以看到直接民主和平等，实实在在是政治自由的镜像。熊彼特说，马克思为什么不分析工人阶级的心理，马克思说了，工人阶级不外乎想成为小资产阶级。每一个阶层的人，其上升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眼中的上一层，所谓“人上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不外乎是想成为贵族，贵族门开的不够大。直接民主和平等，就是说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贵族，进入政治。直接民主和平等，还是希腊政治自由理想在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心中的投射。希腊政治自由理想，按照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来表达，就是直接民主和平等。马克思说，希腊政治自由理想从贵族阶层，放大到资产阶级，现在应该到了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

　　新左派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并且把他们所需要的，当作共产党的政治神学，把共产党当作十字军。他们可以回到当时被普遍赞美的委员会制，回到毛泽东文革的意图伦理。他们阐述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都有超越资本主义，形成前所未有的美好新秩序的冲动，可是失败了。正如失败之前鲁迅就说了，没有可靠的新的，就不要唤起人民。

　　未来是现在之母。自由主义所嵌入的政治自由精神思潮，从民初五四以来，必然走向未来。它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关切。这种体认从清末到今天，甚至到未来，坚定如磐石。对于我们，要的并不是现在就如何，而是中国的未来。在于打开未来美好的可能性，不在于对政权的渴望。这样的政治态度，要切断社会主义与这个专制国家党之间的巫术性联系，丝毫不承认这个符号，以及这个组织具有垄断性的代表权。社会主义和平等，不能好像除此一家，此外别无分号。

　　在其社会主义学说中，有着炽热的直接民主和平等，可是其政治行动和展开的政治秩序中，确是至寒至冷的暴政与平等。如果直接民主和平等就是空想，那么后者就是真实的。这种状态，就想绝食死亡前的幻觉，理想看起来极度真实，确是彼岸天堂的，遥不可及。可见左派和新左派，几十年来都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火热的精神，忘记了寒冷与温饱，相当于吸食海洛因。

　　可以说认为当下政治属于人民，完全是被骗的。就从警卫员和首长这个结构来看，在革命战争中，几乎很少下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首长死亡，死的都是农民。真诚地相信其社会主义品质，是个糊涂蛋。而民众的社会主义情绪，也只会被利用，用于形左实右，根本不成气候，无法遏住权贵的喉咙。小骂大帮忙，根本没有反制的实力力。当没有反制的实力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小骂大帮忙。

　　切断社会主义与专制的联系，在于指向摧毁，来为更加底层的民众铺路，更为逼近社会主义和平等价值。所谓资产阶级的间接民主也比其更接近社会主义和平等。选票是毛泽东民主的目前合适的替代物。

　　知识分子别以为自己可以隐形地主宰天下，能做的，就是自己不为恶，促进善。在目前政局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基本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不要以为赞美依赖提携中央政府，就提携了起来。反对抵制中央政府就被反对抵制了。中央政府是很次要的，强大与否，有自己的逻辑，想不遵守都很难。重要的不是对当下的政治选择，而是自己面对未来，面对历史法庭的选择。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当下的政治立场选择，当然也有面对未来，面对历史法庭的层面，不过被自己当下遮蔽了。沉沦了，还以为自己在上升。

　　政治立场的选择，不见得在于一定要顺服于当下的在位权威。保守当下的在位权威，根本就不能要达到新左派的目标。八九之后，在新左派代表承认其事实上的统治地位。这种承认，新权威主义还上升为价值，把即成事实升华为政治价值，对压迫和必然性进行肯定，当作内在规定性，当作普遍性，甚至演变为：还从孙中山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超越努力中，获得背书，认为当下的政体就是最好的。不要以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很聪明很现实，其实是很傻。

　　新左派的心理基础，在于恐惧感，在于屈从。如此是把必然性当作自由，是奴隶伦理的体现。这相当于强奸之后，要形成恩爱无比的夫妻，我不排除这种渺小的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微小的可能性，一定要当作极大可能性，甚至是必然实现。我不得不对这种白日梦激情异常佩服。这种意志力，已经罔故现实，地球都要围绕着这个伟大理想运行。如此强大而腐败的力量，也好象必然跟着他们走，必然被他们改造过来，此外没有出路。这已经是精神偏执狂。

　　附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的强大与软弱

　　（吴万伟 译）

　　北京政府还没有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侵犯普通人的人权。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风波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但当今中国人权侵犯的源头是什么呢？

　　许多人认为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专制国家，人权侵犯的出现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忽视公民的权益。说到西藏和镇压法轮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

　　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一九七八年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是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地方政府被给予自由来建立企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政府机构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发了大财，势力强大。他们和私营开发商和公司串通一气，创造出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魔鬼工厂那样的悲惨条件。

　　中央政府通过一切手段试图严厉制裁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

　　中国共产党很清楚自己骑虎难下。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

　　传统上看，美国人不相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鼓吹把权力分配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主义。希望把政府和人民更接近的逻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地方寡头和中央寡头权势集团一样可以实行独裁统治。在英语国家历史上，不是地方当局来制衡中央政府的能力，而是地方当局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才是产生自由的摇篮。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Sumner Maine）在他的书《古代法律与风俗》的非常好的文章“法国和英国”中指出了这个事实。他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写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的流传最广的内容是农民对于庄园主法庭对于他们财产的侵占。按照梅因的说法，法国司法权是下放到地方的，控制在当地贵族的手中。

　　相反，从诺曼征服开始，英国君主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司法体制。国王的法庭来保护非精英群体免受地方贵族的蹂躏。法国君主对于地方精英群体实行类似限制的失败是革命期间洗劫领主家园的农民径直来到放置他们认为被掠夺的财产所有权状的房间的原因。

　　国家软弱伤害到自由的事业。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能够强迫君主接受类似大宪章（Magna Carta）一样的东西。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不同，在后来几代中仍然软弱不堪，不能保护农民免受地方势力的侵害，更不要说保护整个国家不受外敌入侵了。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内战前后，“州政府的权力”和联邦主义是南方地方精英能够压迫美国黑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自由是权力下放的政府得到强大的中央政府平衡的结果，正是这样的中央政府才能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小石城保护黑人小孩上学的权利。

　　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自由能否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如果能，又会在什么时间到来。中国可能是第一个人们出于对环境污染的担心要求建立问责政府的国家，但是民众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十分强大，足以强制地方精英遵守国家的规定。

　　译自：“China’s powerful weakness”By Francis Fukuyama

　　http://www.latimes.com/news/opinion/la-oe-fukuyama29apr29,0,5914495.story

　　作者简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