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与“后改革”时代

              ——【未名沙龙】第一期座谈纪要

　　很高兴和大家座谈，就我自己而言，也很需要和校园里的青年聊聊。

　　我首先从改革30年和断代问题开始说起吧。

　　改革30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代是文革后主导致中国知识界的“四五”一代，包括陈子明、徐友渔、朱学勤等等，在“四五”天安门广场上成长起来的、介入改革历程的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毛时代的困苦，因此觉得改革好。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这些70一代也都受他们的影响，在他们开拓的思想领域中思考。可以说，我们的脑袋瓜就是他们的跑马场。直到1998年，汪晖开始批判“四五”一代的改革方案，才开始对市场经济理论、党的一元领导等问题进行反思，试图走出改革理论框架。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都还是在“后文革”的阴影之中。

　　而80后一代则完全不同。80后生于“改革”之中，对“文革”苦难没有直接体验。80后与前代不同在于，大家对改革带来的成果认为理所当然的，对解决温饱、初步小康，并不感恩戴德。80后有自己的生活事实，和四五一代截然不同。80后从一出现就引起社会关注，有明显的标识，宣告新的一代产生，宣告与前代人完全不同。80后和“四五”一代之间有明显的断裂，曾有人撰文说，50后即“四五”一代，是“风云”，而80后，则是“风月”。而夹在中间的60后和70后则基本跟在“四五”一代后面，面目不清。

　　“四五”一代甚至70后都享受了“改革”带来的好处，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其精英对“改革”的信心是有来由的。但对你们“80后”而言就不一样了，你们还面临着代际的挤压。为了获得同样的利益和回报，你们要付出更多的奋斗。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现在只是有了快感你就喊、有了痛苦就哭，但没有整体性的普遍话语，无法把自己具体的生活焦虑无法提炼出有效的理论表达，没有上升到“主义”的层面。例如韩寒，我觉得还没真正提出80后特有的立场、理论，他代表不了80后。

　　现在，你们可能是先有行动的渴望，觉得行动是首要的，要马上做点事情。但你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情势，如果按照“四五”一代他们的理论去行动恐怕就有问题。那么，“80后”的真正意见领袖要负担起这个责任，站在你们自己的阵地上，提出新的方案，用我的话说就是“后改革”方案。

　　改革30年，中国已经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所面对的语境形势和“四五”一代完全不同了。

　　“四五”一代对权贵进行启蒙，会把希望放在上层主动进行改革，或者开明专制。对于反腐、贫富差距等问题，“四五”一代会认为政治改革就能实现，茅于轼先生还提出要培养中产阶级。就像一个小伙子结婚。他们不认为这是急迫的问题。那么上层能不能改革呢？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抱着这种幻想，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做维权，做社会调查，走自己的道路。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该如何面对现在校园中现在有去政治化的倾向？

　　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慢慢建设公共空间，不进入体制，也不和体制对抗，游走在体制外，可以实现独立的生活。但之所以这个理论当时有说服力，是因为当初的体制在文革之后的对外开放中合法性削弱，意识形态最为虚弱。而89之后，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公共政治的追求，部分人转向学术，更多的人下海去兑现经济利益，获得自身满足。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还是要面对公共性的问题：你到底为公共利益做出了什么贡献，为社会提供了什么思想资源。（即使是古代的晋商富可敌国，他们中很多人内心仍有未实现科考正途而经世济民的隐秘缺憾。）

　　与80年代试图突破一元专制领导不同，90年代激起的新左派中，旷新年、黄纪苏等人不碰一元领导的问题，而甘阳和汪晖等人将其作为立论的前提，反过来将此合理化。的确，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起有效改革都要经过党的最终认定。所以，所有偏离这个方向的运动就被压抑。怕死，趴下来，很正常。但还要拉着大家往下趴，说站着是不对的。所以校园中的师生开始普遍逃避政治。

　　但不主动触碰政治，不思考政治，就无法反思市场体制的消极方面，最终会受总体政治的影响。就像挤公交车一样，80年代整体还是开放的，有一定机会，而到了90年代就挤不上车了——农村的很多学生已经放弃高考，公务员体系也很难再吸纳青年人，没有上升通道。

　　总而言之，80后谁来代表？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今后中国更需要80后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掌声，结束）

　　陈永苗：“80后”与“后改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