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门”与“举报门”

  ---举报人的渴望

编者按：据《民主与法制》与《民主与法制网》的系列报道文章，“举报人建言举报保护机制”文中列举了共和国反腐过程个人的悲惨与壮丽，再次证实了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中，就有9个人曾经遭遇过打击报复的痛苦历程。

    活生生的严峻事实，说明了我们政府对举报人的保护与法律的事后救济，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失，不但让广大民众对反腐的前景难免丧失信心，而且会让许多举报人和后继者寒心，产生一种“兔死狗烹”的悲哀！

   《民主与法制》杂志，充分用事实说话，系列报道《举报人的渴望》专题，本博特地推荐给网民朋友们。

《民主与法制》杂志：

  举报人建言举报保护机制
    《举报人的渴望》专题报道之一

               记者：王 健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04日 11:43

　　【编者按】近年来，贪官背后的“深喉”现象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大约80%的被查办的贪官，都是被举报人扳倒的。

　　当人们为贪官落马击掌相庆时，却往往忘记：在中国现实语境下“举报”一直打着一层苦涩的底色。“秦香莲”的举报信总是辗转落到“陈士美”手中，举报人遭到疯狂报复。在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中，就有9个人曾经遭遇过打击报复。

　　举报人现实的生存环境，触发了我们对保护举报人问题的关注。举报者如果一再不能被妥善保护，将会使举报人和后继者寒心，让人难免产生“兔死狗烹”的悲哀！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继开通网上举报中心后，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也正陆续在各省级检察院开通。就举报保护提出立法建议，也被提上了最高检的日程。

　　一系列的举措是否意味着举报人的“春天”到来了？

　　让我们一起走近曾经因为举报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举报人，倾听他们发自肺腑的对举报制度的心声，共同思考如何从制度建构上彻底堵死各种可能出现的打击报复行为。

　　2009年6月22日，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以及之后的举报网正式启动，承诺件件举报有回音，且设有严格保密措施。

　　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后推出的一项举报新举措，它意味着举报贪污腐败又多了一条重要途径。在举报电话与新网站启动的第一天，由于点击人数太多，网站瘫痪，而举报电话12309也几近被打爆。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宣布开通“12388”统一举报电话的“火爆”场面再次浮现。

　　然而，“12309”能火多久，举报者真能因此不受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吗？民间仍心存疑虑。

　　李泽江、林国奋、王培荣等曾经因为举报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举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举报保护制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让追求正义的公众更有举报底气的长远举措。

  林国奋：设立举报人 保护机构

　　 “在举报人权益长期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我很寒心。”

　　 林国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凄凉和沧桑，充满悲情的味道。

　　 林国奋今年58岁，中央党校政治管理本科班毕业，年轻时当过法官，做过宣传干事，担任过福建省莆田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梧塘镇党委书记等官职，可以说是仕途一帆风顺。然而，现在的他已经在上海、重庆、山西、南昌等地流浪打工多年。

　　 一次未设防的举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3年11月，从莆田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到基层锻炼任职的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 1996年7月，向中央等有关部门匿名举报莆田民愤极大的陈少勇、许开瑞、郑海雄等人的种种劣迹，并附上当地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

　　 一次，当他将一份举报材料面交福建省委组织部有关信访人员时，一位同志心情沉重地说：“关于莆田问题的反映很多，北京也转来许多反映莆田腐败的材料，有些问题一时半刻是无法解决的。你要有不怕打击报复的思想准备！”当时，林国奋只觉得十分悲凉，却没有想到一张大网早已将他悄悄罩住。

      此事被当成了莆田当年重特大政治案件来严厉查办。当时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莆田市委副书记陈少勇亲自督办，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亲自导演指挥，组建重案专案组。全市张开大网盯住所有值得怀疑的举报者，大查制造民谣顺口溜的团伙，大查写举报信的嫌疑人、大查笔迹、大查向北京通话的电话记录；组织人员进行排查、盯梢、跟踪、监视嫌疑人及电话等等。

　　  1996年11月6日，林国奋被关进了拘留所。接下来是3天3夜通宵达旦的审讯。阵容强大的专案组成员轮番讯问，要他招出举报的同伙、后台、经费来源等。当林国奋据理为自己的行为辩白时，办案人员抛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别张狂，这是奉市委领导的命令抓你！”当林国奋不按他们的旨意作答时，办案人员就威胁说：“不配合就给你苦头吃，叫你一天换一个号房，让犯人来整死你！”

　　 林国奋说，自己当时如果不明不白地死了，将来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忍着满肚子的冤屈，违心地按办案人员的旨意作答或画押。

　　 1996年12月27日，莆田县检察院指控林“对现实不满、诽谤县、市主要领导人”，并以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诽谤等罪名提起公诉。按市委领导指示，“50天内迅速走完一审、二审、投监”全部程序，林国奋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莆田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公然滥用公权以“诽谤领导”罪名，打击迫害举报人的先河。

　　13年后，林国奋回想当时举报的经历时说：“我当时有点麻痹，尽管书面举报都是匿名举报，但是最后几次，却动用了家里的电话向中央纪委、中组部举报。”

　　 如今，被林国奋举报的“贪官”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2009年1月，已经官至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的陈少勇因严重违纪违法和收受贿赂数额巨大，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交司法机关惩办。林国奋入狱后的第二年，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率队来到莆田，对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进行查处并就地免职。而中央查处“远华案”消息，早早就让莆田市长助理、县委书记、北岸工委书记的郑海雄，自动弃职举家悄悄离开莆田。

　　 而林国奋因言获罪却没有任何说法，他对此不解，反问记者，为什么贪官告倒了，却没有人抚平我们的伤口？“我做这件事是正义的，受到委屈，应当得到国家的保护。”

　　 然而，作为举报人，林国奋应当向哪个部门申请保护呢？“多头举报保护”让他再一次陷入迷茫。

　　“我们举报人所举报的案件，有的是公安机关管辖，有的是检察机关管辖，还有的是纪检监察机关管辖。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都有保障举报人安全的义务，然而，由于各部门权限义务不明，部门多了，反而会造成多方推诿的情况。而且，目前只有检察机关相对来说比较重视对举报人的保护，公安、纪检机关基本没有举报人安全保护措施。”林国奋说。

　　林国奋曾经设想，整合资源，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举报人的保护机构，负责对举报人的保护。但是，在他的设想还没有实现前，他能做到的只能是，在搜狐、新浪等网站上开设自己的博客，将自己遭遇打击报复的悲情遭遇公布于世。“我希望能引起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实实在在地出台维护我们举报人权利的措施。”

   李泽江：举报转批 应隔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党的事业而战斗，为商业银行利益而奋斗，永不后悔。”在一份举报信上，举报人李泽江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自己的铮铮誓言，并签名。

　　 然而，这份发往上上一级商业银行党委的举报信不久便被“打回原籍”，在转了一个圈后回到了某商业银行重庆市分行领导的办公桌上。于是，李泽江的噩梦开始了。

　　 这场噩梦开始于一场审计风暴。2000年6月，按照该行总行统一部署，李泽江所在的重庆市分行总审计室驻涪陵办事处对重庆黔江分行核销呆账贷款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显示，该行重庆黔江分行“违法核销贷款3000多万元”，并“私设巨额‘小金库’”。然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引起重庆市分行有关领导的重视。

　　 一向性格耿直、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李泽江开始越级向总行纪委监察部实名举报。不久，重庆市分行总审计室驻涪陵办事处撤销，李泽江同另一名同事被派往重庆黔江分行工作。很快，他的那位同事又被调回某商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总审计室。

“这是给我一个下马威，是打击报复的第一步。”李泽江说，举报人到被举报人手下工作，能有好果子吃？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李泽江。他又接连向总行发出了第二封、第三封实名举报信。这些举报信通过批转程序这样一个“流水线”，统统回到了重庆市分行。

　　 2002年3月，重庆市分行对李泽江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查证核实，但是没有任何处理结果。因为对商业银行内部的违规违纪行为深恶痛绝，为了表明自己的反腐决心，李泽江甚至晚上闯入重庆黔江分行行长尚春辉的办公室，跟尚春辉当面对质。

　　 李泽江的行为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8月14日，尚春辉被以违规核销贷款为由免去了重庆黔江分行行长的职务。在尚被免职的同时，将小金库中的69万元资金如数上缴重庆市分行。

　　 但是，李泽江很快为自己的反腐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2年9月9日，重庆黔江分行通知李泽江，因其擅自闯入行长办公室，造成恶劣影响。决定从2002年9月10日起，在行里指定场所及规定的作息时间待岗学习。待岗期限暂不作具体规定。

　　 对于单位作出的待岗学习决定，李泽江并没有屈服。他表现出了最大的抗争。“我向商业银行领导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表示既然已经失去工作了，下岗至今50天了，那就请求解除劳动关系吧，以消除我冒犯的领导们的心头之恨。”

　　 2002年12月23日，李泽江被迫解除了和重庆黔江分行的劳动合同。但是，他的举报行为依然在继续。

　　 如今，5年多过去了，李泽江依然在失业中，现在的他一贫如洗。因为女儿要上高中，李泽江决定将家里唯一的商品房出售，然后租房以维持生计。

　　 对于举报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他有时候会感到后悔，但一想到自己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笑容又重新堆积到李泽江的脸上：“作为党员，这点委屈算什么？”

　　 但是李泽江也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上演。他认为自己遭遇打击报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举报材料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举报单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是层层批转将他“逼上了绝路”。

　　 “层层转批并非一无是处。”李泽江说，绝大多数举报人都想自己的举报能到最高反腐机构手里，而囿于精力，最高反腐机构不可能对每一个举报都派人查办，这就必然产生层层转批。但是，层层转批不能直接到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单位的上级，上下级之间往往联系紧密，保密性不够，起码应该隔一级。

　　 “当然，如果举报人能与上上一级的某领导挂钩联系、结对保护更好。”李泽江建议说，结对领导自然会过问举报事件的落实，关心举报人的权益保护。很多被举报人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上面有人”。即使举报人暴露，这时举报人“背后有人”，被举报人想要打击报复还得掂量掂量。如果举报人受到打击了，那只能证明被举报人确实有问题，如果被举报人“上面的人”插手了，则可以顺藤摸瓜。

     王培荣：公开举报 反而是一种保护

　　 “中国从来都不缺举报人，缺的是举报环境。”王培荣总结自己9年来的举报经历时这样说。

　　 王培荣的正式职业是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然而，他却几乎放弃本职的科研工作，义无反顾地走上举报之路。

　　 王培荣的第一次举报经历和他的家事有关。

　　 2000年，王培荣搬进江苏省徐州市风华园小区，这是闻名全省的科教小区，是徐州市政府专为知识分子建造的“民心工程”。但是，住进新家没多久，他就发现小区的单元防盗门都是伪劣产品。

　　 业主们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王培荣决定写信给当时的各个主管部门以及市委反映情况。经过了4年的漫长历程，在他不断的坚持下，经销商终于因防盗门造假而被绳之以法，小区业主获赔全额防盗门本金共计150多万元。

    当时王培荣的举报还是最原始的信件邮寄，这种举报方式留给他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他的举报信有几封居然到了举报人的手里；他所举报的经销商扬言花10万块钱买他的人头，并且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他告上法庭。

　　 这次举报成功后，王培荣一发不可收。此后发生的事，更加坚定了他走上举报之路的决心。

　　 在风华园小区，有近1700平方米的门面房、物业楼等没有进行产权登记，属公共用房，这些产权、收益归小区全体业主。因业委会不能开设账户，就一直委托风华园居委会代收代管这笔公共收益。2006年，身为风华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的王培荣发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居委会名义代收的约35万元的业主公共收益，其中有10万元收益去向不明，王培荣要求居委会有关领导交出这笔收益，但是遭到拒绝。

　　 带着有1800多户居民签字的举报材料，王培荣再次实名向各级政府部门举报该小区居委会有关领导涉嫌侵吞业主公共收益的违法行为。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举报却招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2006年9月6日晚，王培荣在风华园小区张贴告示时，突然被几个人用棍棒劈头盖脸地打倒在地，边打边说：“看你还敢再告！”由于失血过多，王培荣很快就昏迷了过去。他的手机、手表以及一张银行卡也不知去向。

　　 被举报人的嚣张气焰没有吓倒王培荣。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举报行为：既然不想将公开的举报材料以及领导的批示落到被举报人手中，那么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在网络上举报。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王培荣将举报的重点转移到了网络论坛和个人博客上，他公开将举报材料连同手中的证据全部贴在了网上，在举报材料的末尾他还特别注明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2008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培荣得知，自己所任教的中国矿业大学的名誉副教授董锋（董锋时任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生活作风糜烂，经济问题严重。他骨子里的正义感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王培荣以“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为题，开始在网络论坛及个人博客中发布董锋的“事迹”。

　　 公开举报所带来的后果是王培荣所始料不及的。

　　 在2008年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王培荣意外接到理学院院长口头通知，希望他离开徐州去外地进修，“不要问原因，反正不是学院定的。”三天后，王培荣给院领导写信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安排，但课程或取消或另有他人代课。学院教师重新聘岗后，他得到的结果是：“不服从2008年上半年工作安排，缓聘。”

　　 在据理力争无效后，王培荣还是未能留在中国矿业大学教课，不得不到上海进修。“学校保护过我，这次可能是顶不住了。”他无奈地说。

　　 王培荣的公开举报最终引起了纪检部门的重视，董锋“落马”了。在离开教师岗位一年后，王培荣重新回到了中国矿业大学。

　　 “如果不是举报董锋得到社会公认，我什么时候能走上讲台、能不能再走上讲台，可能就难说了。”王培荣说，即使现在他重新回到学校，依然前途未知。

　　 “无论怎样，我都会继续举报。即使因为举报丢了工作也在所不惜。”王培荣肯定地告诉记者。

　　 王培荣说，其实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合法举报的道路。他选择公开举报，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现有举报制度不能有效保护举报人权益的情况下，公开举报反而是一种保护。”

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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