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
国研网2009.10.19 ，被《领导者》官方网站转载
提要：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研究，分析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和原因。发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各自适用范围：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但是要求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外部性、消除信息不对称影响等三件事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政府机制适用于二次分配领域，在资金分配方面要实行近乎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但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率的特性。
关键字：国民收入 分配理论 效率与公平 机制 改革研究
一、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
国民收入分配划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一般来说总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国民收入是由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或个人创造出来的，所以首先围绕着这些企业和个人进行初次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五部分：⒈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财政，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⒉企业留用的利润；⒊员工工资；⒋股东的分红；⒌地租（或者房租及其他自然资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最终形成了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等三大收入，这三大收入是经济社会的三大基本的原始收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是对初次分配中的国家收入进行分配，主要通过国家预算渠道进行，国家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将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用于重点建设、文教卫生、国防建设、行政管理、国家储备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等等。国民收入分配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指标：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指标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1、效率与公平的含义。效率对社会来讲，就是社会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对于具体的微观经济体来说，其效率即把其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后，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公平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平均主义，公平简单的说可以分成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i]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要注重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这里的公平体现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是要依靠市场进行分配。由于垄断、外部性的存在会破坏市场机制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所以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依靠市场机制外，还需要主动消灭和管制垄断、外部性，确保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蛋糕才能做大。尽管如此，初次分配的结果往往还是不公平，因此，需要二次分配结果的公平来修复初次分配的结果不公平。因此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注重结果的公平，对每个国民来说都要实现结果的平均主义。这样，二次分配的公平又可以为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提供基础。
3、效率与公平的对策。将来我国社会发展必须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的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发展400来，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几乎是每隔几十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到了7~8年就爆发一次的地步。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只注重效率、机会和过程的公平，不注重整个社会的结果公平，甚至后来由于垄断和外部性的产生，连效率、机会与过程的公平也没有了造成的。凯恩斯主义之后（二战之后），政府开始对市场的干预，这些干预对修复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过多干预，特别是一些不恰当的干预，又导致了市场的效率和社会的机会与过程的公平的缺失，在西方国家引发了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经济危机。完全由政府管理经济的东欧社会主义（政府主义）国家甚至出现国民经济体系解体的危机。目前的欧美主要经济体爆发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是对一些所有者缺失（股东非常分散，企业被内部人控制）的企业监管不力。我国现在就处于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时期，面临爆发“滞涨”性经济危机风险非常大，因此，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引发“滞涨”性经济危机，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机会与程序的公平，在再分配中注重结果的公平，而不是相反。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中国初次分配存在着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我国GDP实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万亿元（约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过非工资渠道分掉了。除此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2004年、2005年两年，财政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中国初次分配为什么会出现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呢？
政府错误的干预导致初次分配中存在大量过程的不公正。（1）、政府的不当干预制造了大量的穷人。比如中国的农民为什么穷？就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政府制定的很多政策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政府也清楚这一点。政府一方面规定农民种什么，另一方面限制种植作物的价格，这使得农民的收入不断恶化。[ii]（2）、垄断造成严重分配不公。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电力、铁路、电信等等，粗略地估算一下，他们每年都能多拿几万亿的国民收入。政府还使得有些不该垄断的部门出现垄断，这些垄断部门存在大量的冗员，而且工资还比一般部门高。只有加强国家垄断，才能保障国家安全的错误思想导致政府对一些国有企业百般呵护，大力扶植，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拨给和授予国有企业，通过租金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把资源要素通过租金变成垄断者的超额利润，有的还要对其所谓的“亏损”给予补贴。一些垄断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已经富甲天下，称雄四方，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假冒伪劣也不少，然而，我们还要给其注资，让其做大再做大。例如，粮食安全成为一些（利益？）用来骗取国家资金的有力借口，每年国家投入3000~4000亿元的资金，但是没有做出一点有利于粮食安全的事情。[iii]
2、预算外资金多、地下经济多、灰色收入多。在很多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能够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而中国的情况非常奇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没法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大蛋糕。中国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为什么缺了一大块？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2005年各级政府预算外收入达1.3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0.5万亿元，社保收入0.8万亿元，三项合计达2.6万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收入为3.2万亿元。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年均占GDP的13.2%至16.8%。也就是说，很大一块国民收入“蛋糕”，是以腐败的方式、灰色收入的方式流进了个人腰包，而这不会反映到统计数字上。[iv]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预算外收入、地下经济、灰色收入呢？
⑴很多机关（甚至包括很多没有收费职能）都参与到乱收费的行列，有许多部门与其监管对象形成了一种当地党委政府默许的分赃机制。比如说，山西省有个县城的检察院，盖了一栋非常豪华的大楼，而资金来源就是参与公路的滞超罚没收入。从法律上讲，检察院是没有这个职能的，没有罚没的职能，没有公路治理的职能。之所以形成这种当地党委政府默许的分赃机制，表面上是当地财政给予这些部门的不足以支持这些部门工作的正常开展，实际上，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机制有问题，导致大量财政收入流失造成的。
⑵再分配（国家预算）中直接调控初次分配的比例过大，直接投向政府和生产领域项目资金太多。2009年国家预算投向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项目资金在1万亿元以上，占预算数的25%以上，这些项目资金就是地方“跑部进钱”的重点，也是产生灰色收入重要源泉。另外，出口退税政策是一个成本高，效率低的政策，2009年达8000亿左右，除了产生腐败、灰色收入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外毫无用处。还有一些补贴资金都是产生腐败和灰色收入的源泉。
⑶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偏低，并且缺乏公平。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投入资金比例过小，中央预算在教育、医疗、社保三方面的投入总共6500亿元。（应补上哪一年、占的比例）另一方面目前社保和养老保险体制、医疗保险体制等都实行交得多就补得多政策，结果是越有钱的人享受得越多，这样的机制不但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扩大贫富差距。
造成上述三大问题的原因在于：
⑴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一是没有真正认识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行业一出问题主管部门就把责任往市场机制上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典型，实际上医疗体制问题正是药品、卫生、价格三个主管部门错误管理的结果，市场机制只是替罪羊而已[v]。二是宏观调控本应以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而我国却更多地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我国最近出台十大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就充满了计划经济色彩，有太多的行政干预措施。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干预可能还会比规划严重得多。
⑵错误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当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是长官意志的别名，是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借口，是实施不必要行政干预的托辞。比如，政府要举办一项公共工程，包括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机场，或者城市中的大学城、大广场或者政府办公大楼之类，有关负责人大笔一挥，在地图上一圈，于是，按照政府制定的管理办法，征地拆迁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农民和业主只有签字同意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以至强行拆迁中发生种种恶性事件。再如，我国为了集中力量创建世界一流的名校，不仅展开了大规模的合校并校，而且搞了211工程、985工程，一期不行二期，二期不行三期，钱花了不少，教育质量没有提高多少，有的反而下降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大学完全纳入了行政系列，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使得大学失去了起码的独立性，整个大学教育走上了行政化、商业化、技术化的道路。[vi]
三、和谐共赢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
确立国民收入分配的两大原则。原则一：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但是要求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三件事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原则二：政府机制适用于二次分配领域，在资金分配实行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但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率的特性。根据这两个原则就解决了“市场还是政府”的国民经济发展理论难题，弄清了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