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美国时间13日），世界上一位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在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的家中辞世，享年94岁。全世界的萨氏粉丝和凯恩斯——萨缪尔森主义者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悼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197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缪尔森，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萨缪尔森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几乎涉及经济理论一切领域，而特点则是推导重要的新定理和为现有定理发现新的用途的非凡能力。由于著作等身，他在提高经济理论科学分析水平上所作的努力，当代经济学家中其余任何一位概莫能比。

　　他最著名的著作当属其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在这部著作以及在大量论文中，他改写了核心经济理论的很多重要部分且在几个领域取得了现在属于经济学经典定理的成果。例如，他以其“对应原理”促成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一体化；他以一个经济波动模型把乘数机制与加速数机制结合在一起；他以其“显示性偏好”理论改造了消费理论的基础；他导出并改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几个重要定理，如“要素补偿定理”；他创立了一种跨时效率理论和系统阐述了决定尽可能高增长率的“高速公路”定理，以及最后，他阐明了集体财产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中的作用。

　　

　　萨缪尔森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有甚者，他还是世界上最有良心最善良的经济学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政府干预主义、穷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凯恩斯古典综合理论优良传统基础上发展了新古典综合的创新原理。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三版（1955年）中首次提出了“新古典综合”的概念。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看似矛盾、实则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统一的必要和统一的可能。他认为，新古典综合固然解释非自愿失业和大萧条现象，但一旦经济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必然重新适用了。具体地说，“新古典综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此为“新古典综合”的现实基础；这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个国家正确选择本国实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在搞活经济和政府干预之间作出最优化选择，避免经济上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保障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收入、穷人有相对稳定的就业权和基本生活保障，无疑是一剂良药。这种理论，上一届即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称之为“最优体制理论”——最优体制的选择决定于各行业的社会团体的性质，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需要集权，因此，最优体制应当是多方位的。结论是：最优体制存在于完全的自由市场化与彻底的计划经济两个极端之间。

　　联想到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从彻底的计划经济过渡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化经济模式，结果，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资源耗费巨大、产权交易频繁、公有制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严重、新三座大山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凸显出来了，就是市场化经济祸害了中国，就是不符合萨缪尔森、丁伯根“最优体制理论”，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结果。

　　

　　其二，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的结合，此为“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和基石。

　　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就是古典经济学派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当代经济学派，也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国有化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个影响最大最深远的经济理论政策体系。针对西方世界各种矛盾激化，企业开工不足、大量失业和空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状况，凯恩斯提出借助市场调节来达到充分就业，挽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同时挽救工人阶级的一线命运。

　　凯恩斯的代表作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又译作《国富论》，简称《通论》。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所谓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投资者带来最大利润量的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而有效需求最终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与货币量决定的。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的利润率，而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则决定投资需求。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在某一货币工资水平下，所有愿意工作的都得到了就业，不包括自愿失业的人在内。

　　由此看来，凯恩斯主义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整合作用，这对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解围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微观经济的研究略显不足。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在继承凯恩斯优良传统的同时，着力将动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原理添加到静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来。萨缪尔森用加速原理补充乘数论，用过程分析补充均衡分析，将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的动态分析，提出各种经济波动论和经济增长论，寻求国民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的途径。

　　

　　其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和萨缪尔森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经济政策的共同点。

　　尽管萨缪尔森著作等身，在科学的道路上也是崎岖坎坷的。好在他能够认真接受专家意见，不断地改进研究工作。早期的萨缪尔森曾经遭遇内外交困的境地。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罗宾逊夫人等人，50年代曾指责他的理论忽视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经济不稳定性和预期不确定性、历史局限性的强调，甚至断言“新古典综合”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在凯氏反对派阵营中，货币主义、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领导了反“新古典综合”的论争，集中于经济经验计量基础上的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其他的批评意见也很多。萨缪尔森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各方面的意见，从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

　　1953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第3版发行时，成为美国政府预算局的高参。1964年，肯尼迪总统当权时，吸收了萨缪尔森的减税方案，促成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高增长时期。1996年7月26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向萨缪尔森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

　　后来，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1970年）中用“主流经济学”代替“新古典综合”一词，在经济学大宗分类上开了先河。

　　而在中国，事情刚好恰恰相反。一些反凯恩斯主义、反萨缪尔森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派别，反而自诩为“主流经济学”。不仅仅如此，萨缪尔森毕生做学术完全是凭悟性和良心，这一点，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被多个利益集团豢养，昧着良心说胡话正好也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正统的主流经济学，不需要假冒的“主流经济学”。

　　

　　崇拜、学习萨缪尔森，不仅仅是崇拜、学习他那经济学泰斗的渊博的知识，更加重要的是崇拜、学习他那作一名经济学家的良心。因为经济学家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影响力特别大。没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是人民公敌，可以将整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是政府、企业和工人的良师益友，可以将整个国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

　　

　　萨缪尔森是世界上最有良心的经济学泰斗。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如一个勇敢的斗牛士一样，一场场一次次同犍牛们作斗争，尽管身上的伤痕累累，而所有的庞然大物均栽倒在他的剑锋之下。在拜金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和说客如云的美国，他并没有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一辈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凯恩斯主义，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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