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提出来的，这是对日本文化模式的概称，所对应的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罪感文化”。

　　先谈谈“罪感文化”。所谓“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解释的：“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P.222）这句话的意思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对于道德存在着绝对标准，即这个标准是由上帝建立的，其绝对性表现为不受时间与地域及是否被人发现等条件的影响。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在上帝的监视之下。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上帝的法眼。要使我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绝对标准，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良心，靠我们自己的内省。中国人所谓的“神不知鬼不觉”，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能的。当然，犯了罪错，只要向仁慈的上帝忏悔，就可以得到赦免，从而获得解脱。因此西方人基本是靠对神的畏惧来自动约束行为的。在他们眼里，无神论者一定是胆大妄为之徒，是没有罪恶感与羞耻感的恶棍。在这种“罪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即使做了某些笨事，尽管这并不是罪恶（穿着不合时宜或口误）也会极度懊恼，令其有负罪感。

　　那么，什么是“耻感文化”呢？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上书P.222）根据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零零碎碎的介绍，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与“罪感文化”借助于上帝并靠信徒的自我约束不同，“耻感文化”是靠社会、他人对你言行的批评或表扬来实现的。你做了一件错事，但没人知道，在日本，你不会因此感到羞耻。在这种“耻感文化”的环境中，有了罪错的人，只要能掩盖住罪错不为人知，就可以摆脱耻感对良心的折磨。因此相对于西方“罪感文化”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耻感文化”的道德标准是相对的——最主要是恶行是否为人知晓。

　　毫无疑问，不论是“罪感文化”还是“耻感文化”，它们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不论是相对还是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罪错，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但是，这两种文化在“劝人向善”的作用机制上，却又有重大的不同。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同上书P.223）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良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同上书P.222-223）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有力。

　　由于这种导向机制的不同，所以，在“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之下，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景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德日两国对自己在二战中罪行的态度。德国总理可以跪在犹太人的受难碑前向犹太民族真诚道歉，而日本人，从上到下至今仍不肯爽快认罪——即使承认，也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与日本人完全相同，因为我们都属于“耻感文化”。日本人是对二战罪行抽象承认、具体否认，中国人则是对“三年灾害”与“文革”等错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所不同的是日本人对加害外族人不认错，对本国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则是对加害本国人不认错。抽象承认、具体否认是摆脱羞耻感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另一种方法则是使用暴力不许他人谈论此事，或千方百计地掩盖证据。

　　关于“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还可以有许多话题，譬如这两种文化的哲学根源、对历史的影响等等，但本文重点在揭示剖析“耻感文化”在今天网络时代的表现，故无法对这个很有意思的比较文化的话题做深入言说。

　　网络时代，由于网民可以匿名上网，“耻感文化”的问题再次凸显。如果没有网络掩盖我们每个人的真实面貌，网络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道德水平应该与社会其他领域无所差别。然而由于网络对网民真实身份的掩盖，处于“耻感文化”中的国人道德水平再次大幅下滑，使不少人慨叹——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在“罪感文化”盛行的社会，不会因为网络而增加或减少网民的非道德倾向，但在“耻感文化”的社会，网络既能增加网民说真话的勇气，也能增加他们非道德的倾向。这里着重谈谈网络是如何消解“耻感文化”的。

　　网民说的好，没有人知道电脑前敲字的是人还是狗，所以真实社会中他人对自己的道德制约消失了，这对于“耻感文化”无疑是釜底抽薪。于是有了“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的“无耻竞赛”。

　　在这场“无耻竞赛”中，最令网民痛恨的是所谓“五毛党”。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写一帖才拿五毛，而有文章披露，即使这可怜的五毛中，还要被扣去二毛（曰设备场地费）。可见这伙人收入之低微，谋生之艰难。然而这种职业本身就要求从业者必须站在损害其利益者的立场上，充当鹰犬与猴蛇，去撕咬、讨伐自己的阶级弟兄。

　　林语堂的时代没有网络，中国已经有了这弱智的一群，如今有了网络，更为这群人找到了规避“耻感文化”制约的盾牌。因为网络的遮蔽，使这伙五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裂的人格。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也与屁民一样，对于专制强权处处与民争利啧有烦言。但一旦进入导引舆论的五毛角色，马上便转换了立场，想着法子编造谎言粉饰现实，讨伐意见人士。其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虚构、编造臆想中的敌人，于是美帝与西方成为了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举凡贪污腐败、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市民被拆迁，似乎都是西方反华势力所为。实在无法骗人，又以“下一盘很大的棋”来搪塞、忽悠。

　　这里介绍一个真实的五毛。老夫在凯迪网络“中间地带”发帖，宣扬社民主义与理性主义，批评经验主义与专制主义。于是有一网名路漫漫1的家伙跳出来对老夫进行人身攻击，辱骂老夫是“葫芦僧”，是美帝中央情报局的喉舌。这家伙坦言，中国当下之要务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批判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经众网友与我合力反击，才发现这厮很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躁狂症患者。当然，以这厮作为五毛党的代表确实不够典型，因为大部分五毛从业人员并非精神病患者。但要指出的是路漫漫1罹患的不是那种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而是不能免除法律责任的一种心理变态。 变态因为有了网络的遮蔽，行为者更无“耻感文化”的制约，于是言辞更放肆、逻辑更乖张。

　　五毛的雇佣者当然不懂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只是觉得此类人（具有躁狂、偏执、妄想、分裂倾向者）在网上更有战斗力，就如城管当局更愿意雇佣有暴力攻击倾向的人来对付小商小贩一样。可以设想，假使没有网络的遮蔽，即使这厮患有躁狂症，他也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瞎编乱造、胡搅蛮缠。很明显，是网络消解了“耻感文化”，令一些肮脏卑鄙的行为得以在网上泛滥。如果是“罪感文化”或如果没有网络，这些丑恶现象很难生存。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网络在部分消除了我们对专制的恐惧、使我们敢于在网上讲真话、发牢骚的同时，我们也无法避免地受到来自邪恶势力的骚扰与纠缠，这或许是我们享受网络自由必须承担的代价。写此文的目的并非是要我们对此现象消极忍受，而是呼吁网络管理者与网民，要勇于承担我们的道德责任，不要让我们的网络环境再这样无耻下去了，毕竟我们是人而不是畜牲！

　　200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