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摆脱来自“奥巴马的压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自2008年8月以美国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和这场金融风波有紧密关联的三大类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三是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就会造成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而且，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三大类问题互相之间又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虽然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于是，对这三类问题的性质诠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冲突局面。比如，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法等，这次，奥巴马出访亚洲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很多目前存在的“认识冲突”中来寻找亚洲所能接受的“共赢”的解决方法，甚至，在某些暂时存在与美国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会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中日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为此，我想中国的国情会让负责任的中国政府采取不卑不亢的应对姿态。但是，不管怎样，作为目前世界经济体的第三大国（赶超日本经济规模的格局成为世界第而经济大国也是近在咫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对外依赖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金融体系健全、深化的“保障”。

所谓“被动”的状态，可以从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与上述这三大类问题的关系中找到，它也主要体现在相对应的三大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30年为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宝贵的财富，因为我们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让我们的货币参与到财富积累过程中，从而导致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给我们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客观上让我们失去了自身管理自己财富的国内舞台；另一方面，又因为我们自身人才和经验的缺乏和美国政府的投资限制，所以造成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方式非常单一，要么买美国国债，要么购买华尔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信用级别”最好的金融债，于是，在危机面前，无论哪一种投资方式都让我们失去了活用财富的主动权，我们只能投资于美国流动性最强、收益最低的“安全资产”，但今天却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倒塌”、美国政府“救市”急需用钱而无法有效地偿还对外债务，从而使我们自己巨大的外汇储备失去了“流动性”。

第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只要经济全球化能够给世界带来比“锁国经济”更多、更多的财富，那么，世界经济“失衡”就不可能在这种有效地“国际分工”的市场格局下被消除，但是，我们看到欧美方面要求中国解决贸易顺差的行动一浪高过一浪，贸易保护主义也像这场金融危机一样来自于庞大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也更加感到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内需市场的培育，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欧美人称之为“大国的责任”）也已经刻不容缓。而要想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真正解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迈向高附加价值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开拓的领域，它们不像制造业那么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创业的风险），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的支撑。在这方面，我们的“转型成本”——从制造业向技术研发和服务业转变过程，比美国现在摆脱危机所承担的“转型成本”——从金融业向制造业“回归”的过程要高得多。

第三，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过度的开放和金融资产价格自由的波动都会影响中国经济有限资源的配置方向，又加上利率和汇率对制造业来讲是金融资源的要素价格，和原油铁矿石一样是“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技术低端（平均意义上的判断）的中国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这样，在没有充分的内需市场来支撑中国企业的就业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后盾的情况下，贸然加速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自由波动，以及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都会有可能断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丰硕成果。90年开始日本金融危机、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这类受过伤害的国家这次抵御美国金融风暴的脆弱表现上，都充分证明了以制造业为发展支柱的国家，金融体系很难做到和欧美国家那样的“发达”程度，因此，所有这方面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的尝试都会让自己的实体经济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汇率（利率）的刚性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紧密程度，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中国更加感到通过自己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增加来加强国际政策之间协调性以减少“金融外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出这种被动的受外部“货币政策绑架”的格局，比如，不能轻易地在美国升息之前提前行动（这样会造成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进出的不稳定）等，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自主的货币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经济好的时候，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会加速我们资本市场的泡沫，会产生国内“滞胀”的风险；而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寻求像美国这样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所提供的“避风港”，大量的资本外逃会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乃至发生金融和经济的“双危机”状况。

如何做强我们的金融，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走出上述这类“被动的局面”，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付诸行动、努力在探索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

一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们民族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因为缺少强大的研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认可的专利等“杀手锏”的“拳头企业”（大企业往往做不到），而使我们在国际商务中无法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定价权”、“谈判的主动权”和“货币主导权”这样尴尬的局面，当然也谈不上具备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所以，最近政府推出的扶持和培育这类高增长高附加价值企业的“创业板”，就是想强化自主创新，以此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二是通过“做强金融”，来试图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格局，以提高我们自己管理财富的主动权和专业化能力。最近，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金融发展为产业资本和个人财富提供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源泉”这一大国的发展战略。尽管这方面的目标实现确实让人感到“任重道远”，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则是通过参与或推动更广范围的国际金融合作，来弥补自己眼下“单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过“做强金融”，让我们的投资团队和优质企业“走出去”，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存在和制造业的集聚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舞台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而这些财富价值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人民币这一国际货币的新成员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并为我们企业的做强和大众消费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这可能也是当前“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的课题之一。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现在所推进的上述这些“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发展战略，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因为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暂时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我们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价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这类尝试会不会出现由于我们自己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97年东亚遭遇过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而且，创业板因为没有很好的专业化投资团队的支持和缺乏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的商业环境，世界上除了美国纳斯达克和英国的AIM外，成功的案例确实很少。另外，东亚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即使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它标准化程度高，需要资金等生产成本相对稳定和低廉的发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它差异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资产价格自由变动）运行模式！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上个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的崩溃，都说明了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强盛的战略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今天日本还是担心放弃“零利率政策” 会导致汇率的增值压力过大而使自己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而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方，而努力维持自己国家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最近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的破产和与之对照的新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视都说明了美国政府在进一步寻找自己下一轮增长模式上的“技术优势”。当然，美国今天的“苦恼”是技术没有跟上，金融没有稳定，所以，奥巴马只能用增加国内投资和积极出口的短视行为来间接地向外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国内大众由于就业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对现任政府的抱怨情绪。

总之，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抓紧时间、共同探讨，拿出打破垄断和变革制度的勇气，去尽快探索出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