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2009年11月13日东方早报社评

 

地处南国的广州向来是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就在前天，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一副主任带队到该市环保局调研，针对LPG公交车尾气排放是否存在“更污染”的质疑，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与环保局长丁红因话不投机发生争执，导致邓成明中途离席而去。于是，原本寻常的民主监督（质询）实践即刻被放大为一宗可供舆论多角度剖析、质疑和评判的公共事件。

 

争执始于LPG是否属于清洁能源？答案很明确，国外不必说，单就与广州为邻的香港，公交车几乎全烧LPG，却重未闹腾出“更污染”的争执来。丁局长回应邓代表质疑本可娓娓道来，但其稍显生硬的“社会又在争论LPG是否为清洁能源，我认为没有必要......”的说话方式显然有点儿问题。其实LPG的确没问题，而是公交投入体有问题。烧LPG的公交车须加装三元催化装置方可有效降低尾气排放污染，问题是每辆车都得增加营运成本，这个成本财政不出而让公交企业自行消化，适才导致了是否“更污染”的质疑。

 

邓代表中途“出走”，利害关系环保局并不糊涂，补救工作紧随而至......亡羊补牢环保局做得还不算太被动,但作为一级政府的职能机构及主事官员,当透过“出走”事件本身作更深入的思考:怎样与人大代表平等对话？怎样与民众平等对话？再进一步，则是怎样与社会平等对话？话说到这份上，所有政府机构和所有主事官员，都得逐步学会与公民社会作平等对话的本领。在这个意义上，邓代表与丁局长的“争执”，是一个值得大小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们认真解剖并共同引以为鉴的案例。

 

如此要求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与圆滑无关，与尊重和敬畏民权有关。这是一种理念更新，更系习惯养成。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近些年来，政府出台初衷不错的民生政策，每每先遭致舆论的一顿质疑。这样的“不信任”通常与决策程序不当、决策科学性及可操作性欠缺有关，甚至还与决策挟带着或隐或暗的部门利益有关，可人们也须看到，许多时候好政策不受欢迎甚至遭致莫名的质疑，往往还与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不会说话”大有干系。

 

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若能养成官民平等（坦诚）对话的习惯，以往公共决策信息不透明，内部人操作，刻意回避“敏感问题”等诸多浸淫着传统官场文化的种种劣习才有可能逐步消解。仍以广州为例，公交车烧LPG从尝试到普及已历时10年整，三元催化装置缺失的问题由来已久，人大代表和民众的质疑也多次发生，客观地说，这的确不是环保部门的责任，而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背后则涉及公共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乃至残缺。可是，受传统官场文化制约，环保部门若一开始就把话儿挑开说，显然触犯了传统官场文化的大忌。

 

公民社会民权为大，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养成尊重和敬畏民权的理念和习惯，不能靠说教，运动式的机关作风整治也疗效有限。以个案呈现并演变为公共事件的具体冲突与摩擦，才是理念更新、习惯养成的最好催化剂。仍以广州为例，从上个月延续至今，交通拥堵之困，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之争，公交车烧LPG是否“更污染”之辩，部门预算养了公务员还养公务员子女之义愤、最牛“官腔”风波......一系列关乎民生、事涉政府决策是否得当的热点焦点话题，引发持续的“舆论风暴”，一次次令涉事政府机构和主事官员陷入尴尬、被动与难堪。显而易见，这是“公民参与性和干预性民主”的有益实践，是社会各界推进民主政治的可贵操练。参与加干预，身份各异的市民、企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纷纷登台亮相，争相介入发声，共同影响着、制衡着政府决策或决策的更改与完善。话到此转个弯，要求官员学会与民众平等对话并非目的，目的是在事关公共决策及决策执行监督和执行效果反馈的各个环节，逐步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官与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及相应互动机制的形成。

 

以上愿景乃传统形态的管制社会向对话形态的公民社会转身的起步路径，沿着此路径拾阶攀行，从官员学会与民众平行对话做起，路途也许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