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追悼会上的政治总结
《改革之死》总论，修改版
共识
改革共识的开头，应该从反思文革开始。反思文革与改革有极大关系，可以说，维权运动星期之前，整个精神都在反思文革的大背景之下。告别反思文革，是自由主义从精英走向草根的过程。
从毛泽东精神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到邓小平的市民社会，文革之后的市民社会，是由政治德行解放到欲望中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其实在文革之后，法治之路就开出来了。巴金的“讲真话”里面，就有反省“长官意志”，要求“民主法制”的内容。还有例如邓小平和彭真这类的共产党领导，在文革之中体验到了“人对人是狼”的暴死危险以后，很真诚地相信法治对于他们也是最不坏的，对于他们政治上的敌人“四人帮”，不再是政治上解决，而是法庭审判，意图带来永久的法治与和平。还有例如1982年制定宪法的时候，人们真诚地相信，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能够避免再来一次文革。我认为文革之后的法治追求，相当于霍布斯对“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的克服，形成市民社会的国家和秩序。毛泽东的政治，把中国带到“人对人是狼”的状态，而邓小平致力于终结政治，或者缓和政治。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循环，又把人民带到改革之初的社会心理条件来。整个市民社会的形成都在告别文革。维权运动之前，都没有走出告别文革，因为都是思想运动。从告别文革到正视文革，都是形成的改革社会心理条件。
如今回头来看文革反思。反思文革受制于毛泽东的“开天辟地”的新天地意识或者胡风“时间开始了”，其肉身和精神都处在这种规定性之中，其提出的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被这种谎言磁化污染。可是良好的意图带来了灾难，如此良好的意图即使“原教旨”了，回到当初的乌托邦想象中，还是会带来灾难。
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行走或爬行，是幕僚还是批判？评价改革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本来应该的；一种是好不容易这样了。后者是被“土地上的污染物拖累”的，而“匍匐”的。我们应该行走，而不是匍匐爬行。当主人就并不需要为政府考虑什么，政府做不好，就滚蛋。
四五一代文革反思的思考起点，并不是直立行走，而是匍匐于被当局污染的大地，被吸附着，他们不是同现实和解，而是屈从于现实，并且把这种屈从当作和解。他们替当局考虑，站在所谓的现实之上，来想对策，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建策。如此就被落后的力量裹挟了去，代表了去。例如王绍光所建议的中央汲取能力，带来巨大的问题。还有例如经济学家的教育产业化、国有业改革等等措施。文革反思一代的知识分子自己堵塞了民主化的道路。
进入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拒绝下降，拒绝替当局考虑，不做幕僚知识分子，做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原则是世界文明主流价值，也是在民国就奠基的。因此有着超越四五一代的眼界，直接抵达民国，宪政文明降临和奠基的民国，从而摧毁胡风“时间开始”和新天地的谎言。进入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拒绝替当局考虑，当局的难处。
四五一代反思文革的思考框架，有一个内在的时间感，那就是将来革命之前。革命就等于黑暗虚无。他们的这种时间规定性，是因为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来自他们文革死亡体验，进一步移植到将来的暴力革命中去。而且这种恐惧和焦虑，还有中国近一百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来“背书”。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强化了恐惧和焦虑。避免革命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是良好的意图。可是良好的意图也被用来掩盖或者强化。
他们反对将革命美学化，进一步连被迫发生的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密切联系的，例如广场政治的正当性也顺手勾销。不管是过去发生的革命，还是将来发生的，只要是革命，或者与革命有密切关联，引起他们联想和警惕，他们就把他扔到地狱中去，壁虎自断尾巴，离得远远的，担心被辐射。有一点点可能，他们就开始围追堵截。
反思文革从社会主义长出，例如反“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反思文革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共享一套思维方式。他们展开精英的替代：有一个家国和统治秩序，有同一舞台，他们是新旧精英，就是争夺和表演的人。
反思文革有着政治体改革焦虑。他们倾向于无止境延长改良那革命之前，唯一的拯救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没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了，或者已经被拒绝，还死死抱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放。
在改革时代，从意识形态上已经消灭了国内敌人（实际上还在镇压），形成比毛时代共识多的政治统一体。资本家由敌人，变为富起来的先驱，甚至是领导人。而目前维权时代要做到，最大的团结，最大统一战线，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盟友，把权贵和垄断集团当作敌人。
极权主义因子的减少和市民社会因子的增加，是总体性的瓦解、放松，同时是共产党统治正当性的延续。这个过程中，主要有邓小平线路取代毛泽东线路，80年代初的精神大讨论，农村改革、89年之后大发工资和92年的市场经济，“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嫁接民族主义、到现在的胡温新政把底层带回政治中心。
统治正当性不断的延续，也同时是不断消解。那么就可以具体阶段做出评估，体现为公民社会的生长的各种阶段。改革共识是如何破裂进行描述。其基础性条件，例如平等感与相对公平感，民族主义，是如何遭到威胁的。如此一来，去政治化与反政治的生长，被放到公民社会中去。重点和目标在于消解和反政治，就是为未来作如何准备。
从未来的宪政，来审查改革时代准备了什么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整理改革时代的遗物。这样就消解了对改革的赞美。改革本身在世界文明底线以下，它是靠近，它是赎罪，并不值得赞美。所以只能从整理遗物的角度来看改革历史，就看改革为未来宪政准备了什么好的，形成什么坏的。
如果不在这个角度下，改革就不值得谈。不管是从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半拉子工程。因为不值得赞美，都是历史素材，改革本身并不是价值方向。改革本身的价值，来自在改革之前的，被改革共识所背书的“共同富裕和宪政”。评估改革，并不依赖于改革本身作为标准，而是依赖于元价值：共同富裕和宪政。
这样把未来待到当下的眼光，就不是对现实进行赞美，不是保守主义的：“我们本来应该这样的”，而不是说“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绝对不能适用。“已经很不错了”保守视野和“本来就应该那样”未来视野的对立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展开改革时代的阶级分析，进行描述共产党统治基础或统一战线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从农民到工人都抛出去开始，然后抛出去右派，物权法颁布之后中左也被抛弃了。这样的过程，也是中产阶级作为主导阶层梦想的失败。当然中产阶级作为主导阶层历史上从来也没成功过。
从整体上来说，改革时代只有两个阶层：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这一点对后改革的维权时代非常重要。社资之争或左右之争，到了维权时代，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争论。
党内开明人士的改革史，体现为党内左右之争史，民间社会也被依附在党内斗争，当作帮手，从而把道统法统留在党内。道统从来不在党内，在人民处。党内左派，不应该出现，而党内右派，只有有助于民间的时候，才出现。党内右派是公民社会的帮手。这样彻底推翻改革的意识形态，包括开明人士的改革史意识形态。
整个改革是民间推动的，共产党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的地位，就像人大对共产党当的决断的盖章一样。放到几千年反封建的背景下来谈市民社会自己的成长，民间推动是第一动力，从农村改革到市场经济，都是共产党的同意或默认。
民间才是推手。判定为民间推动完全可以成立，人民是决断者，共产党执行。人民说了，作了决断，办事的共产党一开始不听，并且压制，但是后来听了，共产党都慢一步。共产党看起来，就像一个拖后腿的。
改革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来完成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革时代或者当代的。作为共产主义旗帜的替代品，它承载了从民国孙中山民生主义以来的努力、失败以及期待，甚至包括共产革命所携带的几千年来底层“均贫富”的自然权利。所有几千年的历史债务，都压在改革时代的“共同富裕”之上，所有的“宝”都压在改革上。如果能解决，那么几千年的历史负债都可能还清。
另外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把共产党的统治，作为训政呈现出来。在此之前，是模糊不清的，什么时候要终结一党专政，没有时间表。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清晰了很大部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终结训政，实行宪政。如此一来，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民国以来宪政诉求的背书。
政治体制改革是附条件的合同。作为革命的改革，为终结训政准备条件。宪政法治的条件走向成熟，国家和社会出现界限，完成依赖于市民社会自己的成长。改革时代带有把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味道，例如共同富裕，例如人治与法治。改革是共同富裕和宪政理想的最后决战。
如此一来，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共识。开端证明着结果，而结果终将证明开端。
民国革命的开始就不再是一种“任意”的开始，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开始，一种缔造性的开始，一种奠基性的开始。阿伦特说，起始行动有自身内涵的原则，它的意义才不会暧昧不清。说得更准确一些，起始(principium)和原则(principle)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共存。原则使得起始具有正当性，并且意义清晰。
阿伦特说，即使是成功后败坏的革命也可能有相当辉煌的开篇。如此，奔向未来的宪政中华，与回归源头民国浑然一体。向前的乌托邦冲动，同时也是回归的时间之箭。回归的时间之箭，同时也是向前的乌托邦冲动。保守主义的诉求和现代性的不断进步的渴望，拥抱共振在一起。
阿伦特以政治自由为价值标准来衡量革命是否成功,。她强调，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原初的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要求和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因此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是革命最大的败坏和失败。维权运动可以恢复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去掉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可以拯救共和。维权运动体现了奠基-衰落-复活的历史运动。
卢梭《社会契约论》说，倘若立法者错误地领会了他的目标，在源于事物本性的原则之外建立起别的原则，国家就将纷乱不止，知道这一原则被消灭或改变，直到不可抗拒的自然重新恢复她的领地。维权运动就是自然重新恢复她的领地。
连阿伦特最赞扬的美国革命最初也没有能为政治自由提供一个完全充分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在革命后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公共政治事件中不断开拓和完善的。维权运动就是不断的开拓和完善。维权运动为反政治的政治出现，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进入现实和市民社会，甚至不排斥进入政治领域，是一种过去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开拓了反政治与政治思想史以来崭新的领域。
如果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贫困民生）的关系来分析，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思路，就变得很清楚，而且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极权手段实现政治自由，而邓小平加以改变，知道社会问题政治无法解决，只能转化。邓小平让解决社会问题先行一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是辩证法式历史展开，从合题出发，到毛泽东的正题，再到邓小平的反题，如今又到正反合一。可以保障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好成果，抛弃坏结果的维权运动，是这种历史展开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他同时具有政治自由的革命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性，两种特征水乳交融。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将在维权运动手上完成。维权运动具有政治理性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能量。
美国一个学者索维坦说，是给未来时代带来最伟大的政治贡献。或者放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是根本性变化，在政治和底层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中间，产生一个从来没有的领域，改变了知识分子/民众结构。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民众，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现在是知识分子进入公民社会。这里其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按照葛兰西的解读，马克思也是要让知识分子进入公民社会。葛兰西说是有机知识分子。维权运动是现代性的产物，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的下面，地表地下发生的现代性进步，有一种延续作用。
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下降到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运动，再到维权运动的人权运动，是从思想到物质，从乌托邦到现实，是立宪的过程。文革中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专制也在时代洪流中，黑暗中为宪政准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