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带着“寻找文化的根，拯救文化的魂”的使命，30年前的1978年王纪言拍摄了邓小平批复并寄予厚望的《丝绸之路》，30年后，王纪言在内蒙古策划、组建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这一次，他意在从最弱小、最奇缺的草原深处、戈壁深处、森林深处通过寻找童谣找回民族的童年，找回人类的童年，进而拯救心灵生态。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由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个少数民族及布里亚特、巴尔虎两个草原部落的37名孩子组成，小的5岁，大的13岁。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牧区、森林和农庄。他们是驯服过野马的小骑手，他们是根本不识谱的乡下孩子，他们是来自草原深处的普通牧人的后代。用5种自己民族的语言演唱代代相传的童谣。
王纪言：拯救心灵生态
□刘海铭 王月 杨迪
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应邀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两会”。1月12日晚10点，记者对王台长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
王纪言：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1949年2月出生，共和国同龄人。出生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6岁前成长于内蒙古海拉尔，中学毕业曾到农村插队四年，后在呼和浩特日报当了两年记者，1974年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专攻电视新闻摄影。此后留校在电视系任教。先后任电视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从1995年起参与创立凤凰卫视。因为长年干电视，说出来的话全是一个连着一个的画面和镜头。其想法每一个都是超一流的，但实行的难度也超一流。撰写专著《电视摄制的艺术》（25万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电视报道的艺术》（24万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并发表各类电视评论文章多篇。曾参与多部电视节目制作，其中早期代表性作品有系列片《丝绸之路》和《一个小小的世界》、《马背上的民族》、《诗画中的民族》等。
当农民是沾了赫鲁晓夫的光
记者：据我们调查，王台长在呼和浩特干过记者这行?
王纪言:1972到1974在呼和浩特日报社当过两年记者，在当记者之前当过四年农民，但是没在内蒙古当农民，因为父亲曾接受过赫鲁晓夫的“领导”，我受了家庭的影响，最后没办法辗转到辽宁海城当了四年农民。当农民之后，钻空子当了记者。本来我是喜欢经济新闻的，但由于我有过农民身份和农村经验，所以报社安排我负责呼和浩特郊区、土默特左旗、托县等地的报道，当时我可是高产量的发稿记者。另外，我当记者是有根儿的，因为父亲也曾当过记者。
记者：听说您父亲是个传奇人物，能说说您父亲的故事吗？
王纪言:父亲喜欢骑马游牧，当过小学教员，在"9.18事变"前考上了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选修蒙古语。班里30个人只有两人选择蒙古语，一个后来当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一个是我父亲。父亲上学时常在草原上搞社会调查，“9.18事变”后东北大学南迁到北平。“1.29运动”结束后，父亲辗转到了延安，上了延安抗日大学。其间曾经3次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到鄂尔多斯地区考察。
1942年，参与创建延安民族学院，任教育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带领少数民族的孩子穿越过荒原，学习、调查、实践、锻炼。父亲深刻体察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风情风俗，所以，后来之所以在我国成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当时就参考了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萌生于那个时期的初步构想。建立内蒙古自治区以后到65年，老爷子一直在东部区当党委书记，这段时期正好包含了我的童年，就在那时，我与骑马游牧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扬性格成就了凤凰卫视
记者:那么，您又是如何与电视结下缘的?
王纪言:1974年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习，后留校当教员，1979到1989年当了10年的电视系主任。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电视业才开始有了大发展。发展初期，没有孩子愿意学习电视，当初电视系招生有一大部分是农村的，还有一部分是艺术家子女，我当系主任时带出来的学生都是当今社会上的精英。比如内蒙古电视台的王世英。
1989年当了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一当就是6年。因为1997香港回归等因素，1994年底，刘长乐（现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邀我参与在香港创办电视台，1995年我一激动就离开了北京广播学院。当时我是先离开学院后，才去香港创办凤凰电视台的，这是不容易的，离开前我是广播电视学院第一副院长，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电视界教授，毅然离开了这个很优越的岗位，去开创新的领域，成败难料，可见我的魄力。凤凰卫视1996年3月开播的，到今年整整过了12年。
记者：听说在凤凰卫视，许多人管您叫“王院长”，这是怎么回事？
王纪言:在凤凰当了12年的台长，凤凰的人们都管我叫“王院长”。因为先期我们创办凤凰时，就有一些北京广播学院的孩子跟过来，习惯叫我王院长，还有一部分人跟着学着不叫王总也叫王院长，所以“王院长”一头衔一品牌一代号在凤凰延续了下来。如今，在台里，例如你们去香港去凤凰台里找“王台长”或王纪言，一般人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有一年过春节，香港同仁猜谜有奖，其中一个问题是“院长叫什么名字？”，结果香港同仁都蒙了，他们知道我叫院长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就一直叫到今天。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我这个院长让蒋介石自愧不如，他是黄埔军校校长，但是抗日军团的学生就不能管他叫校长，只有国军才叫。我呢？在凤凰，在两岸三地、海外全球均管我叫院长。因为凤凰卫视就是由两岸三地以及外籍华人传媒人组合在一起的大家园。
记者：那么，王院长，您作为电视人，在采访采风中，有遇到过难忘和遗憾的事吗？
王纪言:有，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千禧之旅。公元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香港维多利亚海滩，一艘很普通的渔船上，按照纯中国式的壮行习俗，供着香炉，压着一串串吉祥符，摆着一头烤得金黄的乳猪，我们的勇士们在这里焚香告祖，敬祈佑护，远航壮行。《千禧之旅》是一部历时四个多月，跨越四万多公里，踏遍全球10个国家的世纪力作，我们带引观众重游了四大古文明发源地和三大宗教发祥地，一起探索、破译了古文明的演变和兴衰。当时千禧队伍，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前，就在以大脚印为典型标志的尼泊尔酒吧吃饭，其中还有余秋雨先生，这个酒吧记录着许多登山者自己的脚印。突然旁边有个外国老太太看到这些华人就问秋雨先生“你们是哪一部分中国人？”秋雨先生不假思索地说，“全部”。这位老太太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因为她对中国历史很了解，能问出“是那一部分”这样的话，说明她懂“政治”。
记者：请您谈谈您早期代表作《丝绸之路》拍摄的情况？
王纪言:《丝绸之路》这个节目的拍摄，扩充了我们对于草原高原状态的向往和认识，过去草原高原民族的文化形态主要集中在我们内蒙古。丝绸之路1978年采访，1979年开始拍摄，距今已有30年。我研究认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文化改革开放的开始，是邓小平亲自批复要求的，它打开了与世界交往的文化舞台。当时到新疆与军区和当地对接时，我们拿的就是中央的批件，上面写着小平同志的几句话。这个舞台一定意义上扩充和填充了中华民族先人，甚至包括草原民族，张骞、班超、玄奘包括不知名的先行者，以及成吉思汗这些人他们的活动形态。日本人始终认为丝绸之路是到达敦煌的，与我们同行有井上靖先生、辽太郎先生、冈崎净先生，那次就让他们开了眼界。这次活动对刚刚开放的中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的制约，包括我本人在内，这样的大制作人的经历一下子就和国际水准拉近了距离，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后面策划和制作的《话说运河》，《话说长江》。这是电视工作者对电视反省之后的升华，后来出现的电视互动，像《长江之歌》请许多人来唱、主持人按章回体主持的形式等，这样才使中国电视出现了“奇迹”，边拍摄、边编辑、边播出的形式。而我个人，这样的经历和我的血缘影响、生存经历的影响，就决定了我在中国西部要不断发生故事。
记者：电视节目《丝绸之路》的完成，您的收获是什么？
王纪言:节目完成后我再招的学生，就要求他们毕业后必须到中国的西部锻炼，像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我和他们说，作为电视电影人，你没有把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走过是不行的，你没有看见喜马拉雅山、祁连山是不行的，人生的心胸就开阔不起来。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强调与其说是教知识和技术，而不如说教其性格，一个学校的一个系最主要的是性格，技术层面是不可缺失的，但性格更加重要。包括你看凤凰卫视，我们推崇精神状态出类拔萃的人，我们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凤凰卫视要出类拔萃，就要张扬性格。崔永元说：凤凰没别的，就是张扬性格！
现在，沿着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我们都走了，而今天这些地方就无法走了，阿富汗等地都无法穿过，所以可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是火炬传递的最好线路，全世界的文明有这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就全代表了。现在还有一个草原之路没有走，在丝绸之路的旁边，从长城脚下一直到克拉克夫，第二条是人类从太平洋穿过到欧洲。我希望《内蒙古商报》与我们一起去走走这两条路！
记者：您在去凤凰之前，有很高的待遇与地位，当时您是如何想的？
王纪言:一种期望改变自我、超越自我、挑战自我的力量。当了4年农民，20年老师，当时我已经45岁。在香港回归前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不可以挑战一下，做一下自己的事，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有人生思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我的爱挑战喜张扬的心态，事情还没有不成熟的时候，永不言弃。还有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当时99%的人都认为我做不成，做电视的人都不知道凤凰是怎么做成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是纸上谈兵。20世纪末凤凰是一个新的模式，我们是用国际商业惯例的方法，当时是和美国新闻集团亚洲总裁凯瑞先生谈的，凯瑞先生是报童出生，最讨厌教授和院长，他认为教授和院长只能坐在办公室喝个茶，谈个学问，根本就不能干实事，是做不成的。当我们快谈成的时候，凯瑞先生听到要交给一个教授来办电视台，非常惊讶。最后实践证明我和凯瑞成了好朋友，证明了我不是像那些办公室里的教授。哈哈！我以前在呼市日报发出的文章可是踏踏实实的社会调查，和报童有相同的经历。
王纪言“炮轰”内蒙古文化节
记者：您是在内蒙古出生的，30年后以“两会”代表的身份回来，其中的意义在哪里？
王纪言:倒着说，11号晚上，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礼堂，任何一个北大的学生面对获奖者都要放低心思放轻语气。在那里，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文化名片“荣誉。
我与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结缘，其实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做的一件事，我在香港呆着常常听不到家乡的声音，有了家乡的声音也不一定纯正，有的演唱团去了都是假唱，对口型，然而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全是真唱。一是在香港看不到这些，二是在香港看不到蒙古民族的品牌。你没有让它成为品牌，像欧洲归来、像格鲁吉亚的神奇、像美国的印第安娜等都是世界的牌子，而我们没有啊！胡锦涛主席出国访问带着艺术团，带了两次“云南印象”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代表中国状态的东西，那我就想了，我是港、澳、侨、内蒙古海外联谊会会长，我也是港、澳、侨、内蒙古同乡会会长。这些事使我思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与其说让香港的朋友回来建一个什么希望小学，不如帮着做点真正文化层面的事，做文化从哪里着手，在香港有特别好的国际儿童合唱的交往惯例，世界的孩子合唱童谣是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你只要让孩子在香港或海外上中学，包括上小学，你的孩子一来，音乐老师先上来问会什么乐器，我女儿是英国皇家钢琴八级，小提琴会吗？不会就去合唱团学习去。因为只有会另外一种乐器才能在一个集体中完成一个合奏创作，这是西方音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合唱团，可以把一代一代西方的童谣和民谣通过这样传承下来。而我们国家的音乐教育是相对失败的，我们的孩子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几乎没有真正音乐教育的。人家世界有一个儿童音乐的状态，而我们没有自己的或民族的东西。
记者：您说您这次回来，主要是为内蒙古的文化做事，具体指什么？
王纪言:我们的这个家乡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牌子，为什么呢？我们草原民族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草原活动的舞台是世界性的，大草原，大戈壁是世界性的景观。民族是世界的，舞台是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的。咱们怎么就好像出了什么毛病，我们的民族要进步了，第一个在酒桌上，端着酒唱着歌站起来了，开心了，旁边的朋友又唱了一遍同样的歌曲，跑调了，更加开心了，喝得昏天黑地。这难道就是文化。第二个是当代传媒劣根性的影响，主要就是电视，速食快餐，有巨大的台子，有电视短暂的传播。宏大的舞台和小型的播出样式，把钱财都浪费了。乌海黄河草原文化节、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文化节、包头鹿回头文化节、呼和浩特乳都文化节、赤峰红山文化节等，参加文化节的状态主要是一顿文化大餐，有大餐，没文化。台上乌兰牧骑不停地跳，跳了不到十分钟，台下就大乱。而且主要的几个人是参加完这个文化节，又要去另一个文化节，赶场子。我们办了什么文化节，在哪里了，留下了什么文化？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以为在电视台播出一下，民族就留下了文化吗？结果失去了。在这种浮躁的文化状态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消亡，就这么消亡。真正最弱小最奇缺的东西在那里？在草原深处，在森林深出，在戈壁深处。草原文化，大文化，目前只有在我们的家乡内蒙古的舞台上，还遗存着一点，别的地方找不见了，于是你得回头想呀吧，要有一个品牌，要有一个与国际文化的接轨方式，要有一种事半功倍的穿透力和打击力，那么就要从孩子入手，要来一个文化拯救。同样的一个民谣或童谣由孩子唱出来和大人唱出来完全不一样，从孩子入手，因为咱们草原的孩子好，因为咱们草原的孩子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有取之不尽的童谣和唱不完的英雄史诗。在草原的孩子中，从稀缺的稀少的草原文化的孩子入手比较好，于是童年的记忆中，我的家乡的童谣就跃然而出。中国唯一的三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就在呼伦贝尔。蒙古族英雄的部落有二十多个，而那里有布里亚特和巴尔虎的两个部落。呼伦贝尔也是成吉思汗的娘家，所以我在国际上宣称：这些童谣也许你大概完全没有听过，但是成吉思汗你听过。这就是为什么启动在呼伦贝尔的原因了。这些童谣都是口传下来的，也是在口传历史，如果这些语言消失了，历史也就不完全了。
王纪言与刘海铭对草原文化之根之魂进行了深刻交流和探讨
我们这个家乡需要
有自己的国际文化牌子
记者：您出品组建的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王纪言:这件事情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它成为亚洲的流行线上的一道风景，对北京的、香港的音乐界打击特别大，而对内蒙古的打击不大，这就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忘记了人类的童年，忘记了大自然的童年。这样的一个东西绝对是可以做给孩子的，而是从孩子的心灵拯救开始的，是从民族儿童的文化工程的创办开始的。它做的是什么呢？打动当代人，打击当代的成功人士，打击当代浮躁的文化人，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人们看得热泪盈眶。内蒙古自治区6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说服了文化厅，在呼和浩特连演四场，在谢幕的时候，内蒙古人民大会堂看门老头看了20年大门，他很奇怪，节目结束了怎么没有人出来，就进去看，人们都在站着鼓掌。它的这个穿透力相当大，但是它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界，目前还没有高度重视它，没有认识到它的珍贵性，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世界性，没有注意到它的品牌战略性。我找过内蒙古的大企业，伊利和蒙牛，我说你们能不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把你们在中央投的几亿的广告支持一下草原的孩子们，把你们在户外几千块广告牌上的超女快男的头像换成孩子们的。你们成功了，我们的民族也成功了。他们居然没有同意。
童谣是取之不尽的清泉，我们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童谣是没有作者的，一代一代口传下来，它是一种文化的海洋，几千年的沉淀。它独特的表达状态，独特的心灵状态，在内蒙古草原上，在内蒙古草原的舞台上，这个心灵状态表现的又宏大、又细腻、又壮阔、又张扬。所以这个表达我们把他定位为心灵生态，现在讲原生态，然而原生态中最高端的是心灵生态。这个心灵状态在当代是很少有的。冯小刚看完孩子们的演出留了一句话：这些孩子站在舞台上，像个爷们儿似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痴迷状态，这些人的祖先曾经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那样地驰骋，而几百年来在世界的舞台上那样傲慢地呆着，而又最后悄悄地回到了草原上，唱着英雄的史歌。这些孩子不论是家里有什么状况，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状态从来没有像我们那样随时可能出现胆怯、腼腆。因为有一种文化产生在他们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和他们血液中的那股冲劲。他们的喜悦是：他们太向往这个大舞台了。他们的收获是：他们祖先的东西。这些童谣不是学校教他们的。演出完，给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给姐姐交学费、给奶奶看病等。
草原清泉、森林清泉、戈壁清泉的要素好，但清泉虽然清澈，而去打击当代人的心灵，要有方式，要进行当代音乐包装，我们是要为孩子们改写和声的，是要为孩子们找艺术家的，而我们是要给人家钱的，文化是需要经济支持的。我们为孩子找的改曲子的艺术家，都是从世界各国请回来的，没有一个是本地内蒙古的，这是为什么？不是我们不请他们，同样的一个清泉，拿他们的茶一泡就不好喝了，就变味了，因为我们有时把文化太商业化和太浮泛化了。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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