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不再“死不认错、丑上加丑”？！

何时不再“死不认错、丑上加丑”？！

【文摘版编者按】柏杨指出有一种人“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又指出“喜欢装腔作势……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我们大家又看到这样一个丑陋的典型人物，就是余某。

说起余某，本博并不想再写这个名字。但由于其人继续不断地“装腔作势……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丑陋面目还在戴上新的面具演出。我们抱着“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荐并转录北京方雨教授的新文章,供大家参考。谢谢！

余秋雨参与的

是什么样的“文化重建事业”？

——《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之九

北京方雨

余秋雨《寻觅中华》这本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到寒舍坐一会儿》。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在该书中，余秋雨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在为自己吹嘘，并含沙射影攻击批评者。而在最后这篇文章中，他似乎是发起了一场总攻，集中为自己的文革经历涂脂抹粉，并不惜制造谎言来证明自己不仅不是“文革余孽”，反而是中国文化的救星。

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实证意识。到处喜欢谣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辟谣的功能和程序，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那好，我就满足一下余秋雨的愿望，对他这篇文章进行一次“实证”，也对他的所谓参与“文化重建事业”进行一下“辨伪”。

1、余秋雨为什么说文革不是10年而是5年甚至3年？

众所周知，1966年《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终结。在这十年中，广大干部群众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经济发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对于这一点，连文革的一些风云人物也没有表示过什么异议。

但是，余秋雨却在很多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文革并不是十年，而是三年或五年。在《到寒舍坐一会儿》中，余秋雨又写道： “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 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说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文革’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

显然，余秋雨觉得这说法太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加了一句：“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请问余秋雨：你能否光明正大地表明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你的观点就是你的，何必这样遮遮掩掩！其实余秋雨的倾向性很明显，那就是：文革只有3到5年。

余秋雨提到的张爱玲那篇文章又是怎么回事？1972年5月，张爱玲的确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文革的结束》寄给朋友夏志清，但该文没有发表，并早就遗失了，海外研究张爱玲的学者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张爱玲到底写了些什么，是否提出文革结束于一九七一年，现在已经无从查考。台湾学者苏伟贞根据那篇文章的标题评论道：“文革结束于一九七七年，张爱玲一九七二年即打出‘文革结束’的名词。这是预言了”。此前张爱玲曾受陈世襄聘任，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过文革词汇，但成果甚微，陈世襄一气之下将她解雇（见苏伟贞：《张爱玲与名词荒——关于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的故事》，《上海文学》2004年09期）。余秋雨对这句话如获至宝，马上加以发挥。但是，一来张爱玲对文革的研究根本就很肤浅，二来怎么能够根据她一篇文章的标题就肯定她赞同文革结束于一九七一年？连苏伟贞也只是说“这是预言”。既然余秋雨对张爱玲这样有研究，就请他说一说张爱玲到底是怎么赞同这个说法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余秋雨又在蒙骗读者。

那么，余秋雨为什么对文革到底是几年这么热衷？为什么强调“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其实原因很简单：余秋雨正是1971年夏天后进入了上海市写作组（据当时上海写作组头头胡锡涛证明，余秋雨初期在外围，即“石一歌”，后来进入核心层，即康平路89号上海写作组本部，并于1975年单独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如果1971年文革就结束了，那他在写作组的活动就根本不是在“四人帮”的操控之下进行了，他1971年以后在康平路的活动与文革无涉，怎么还能称为文革余孽？他简直就是拨乱反正的英雄了！

但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岂容余秋雨篡改！1971年到1976年，虽然有周恩来、邓小平的短暂整顿，但没过多久，周恩来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批判，邓小平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到，直至发生了反抗“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难道这一切居然是文革后发生的？

余秋雨如果不健忘的话，他一定记得，在此期间，自己就在上海市写作组负责修改了那篇臭名昭著、直接攻击周总理的文章《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他也因此在文革后的清查中写了检查。

2、余秋雨不惜为所谓“编教材”制造伪证

接着，余秋雨要表达的是：即使文革是10年，那1971年以后的“文化重建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至今无法逾越。为此，余秋雨不仅拉出他曾批判过的周总理做大旗，还制造了很多伪证。先看看余秋雨的这一段话：“由于全面复课，这一类教材编写组大量成立。……于是，着手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再集中力量编撰浩大的《英汉大词典》，重编《辞海》，开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翻译国际间的各种人文、历史、科学著作，恢复各大学学报，一时如火如荼。”

首先，余秋雨说的那些书和词典的编写工作，大多数不是文革中开始的，个别文革中开始的也并非都是周恩来建议的，而且，很多古籍和工具书当时并不是作为教材编写，而主要是为了满足毛泽东个人的喜好而编写或编辑的。

比如，据顾颉刚之女顾潮的介绍，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就是姚文元为了迎合毛泽东对于历史的偏爱而首先提出的。1971年4月，姚文元在北京出版会议上提出了标点《二十四史》的任务。4月2日，姚文元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又提出此时应继续完成其他未标点的史书，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当日周总理即在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当然，尽管姚文元的目的是供大批判用和讨好毛泽东，但这部古籍的标点者大师云集，而且是作为政治任务压下去的，所以质量的确很高，不仅满足了高层的政治需要，同时也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著作。

再如，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也缘于喜爱历史的毛泽东。早在1954年秋，毛泽东与吴晗提到读历史的时候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建议以现时的地图为底图，重编改绘《历代舆地图》，获得毛泽东的肯定。当年11月，成立了由吴晗、范文澜等组成的委员会，由复旦大学谭其骧到北京主持地图集的编制工作。1966年5月底，图集绝大部分初稿和资料已确定，但因“文革”中断了工作。1969年，可能因为是毛泽东所关心的书，周总理指示恢复编制工作，1970年底，部分样图送交国务院、外交部组织的专家小组审查，并将图集名称定为《中国历史地图》， 1972年底这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1974年底，图集第八册(清朝时期)出版，内部发行供高层领导和专业部门使用。所以，这本书并非“发生转机”的1971年后才由周恩来亲点谭其骧编绘，其时这本书早已基本完成，而且大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出版后也不是公开发行，怎么能算作1971年以后上海复旦大学“编教材”的成果？

至于《辞海》，更是从1936年的两卷本、1961年的试行本、1963年的试排本，一直到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两卷本，大批专家学者早就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2月到1983年2月出版的《辞海》新一版基本上是过去工作的恢复和延续，成绩怎么能算到文革的账上？这个版本有很多在“四人帮”淫威下塞进去的极“左”内容，只有那些垃圾内容才是文革的“成果”！

余秋雨提到的《汉语大词典》，的确是邓小平主政的1975年列入计划，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但虽然是1976年上马，却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召开第一次编委会，1986年才出版。（详见罗竹风：《回顾与展望——记〈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辞书研究》，1986年第6期）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余秋雨竟然把《英汉大词典》也算作他们“编教材”的成果！据资料介绍，编写《英汉大词典》的设想1975年由邓小平提出，但从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编写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文革结束10年后的1986年11月才正式任命陆谷孙担任这部词典的主编，使这部词典的编写正式启动。1987年5月由吕叔湘、许国璋推荐，《英汉大词典》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89年词典上卷出版，1990年词典下卷出版。这明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成果，余秋雨凭什么说成是文革“编教材”的功劳？（见陆谷孙等：《〈英汉大词典〉之源起》，《外语研究》，2006年第2期）

1971年至1975年，余秋雨在复旦大学“石一歌”和上海市写作组时，这本词典根本连编写计划都没有，陆谷孙这位余秋雨的余姚老乡当时还不过是一名30刚出头的青年助教！不过，陆谷孙当时倒是参加了他老师主编的《新英汉词典》的编写。1970年，青年助教陆谷孙调入《新英汉词典》编写组，协助自己的老师葛传槼（复旦大学英语教授，钱其琛的舅舅）工作，但1976年12月词典第一次出版时，没有个人署名，署名为“《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看来余秋雨知道《新英汉词典》是1970年在工宣队领导下就开始编写了，所以没有算作1971年“转机”后开始编写的“教材”。请看，他对“1971年”这个时间界限的划定有多么严格。

附带说一句：余秋雨特别喜欢对英汉词典造假，他曾说自己小时候“天天翻弄”《林语堂英汉大词典》，那更是一本子虚乌有的书。从这一点来看，余秋雨自称上中学时“还把英文学得不错”，上大学时“读了大量外文原著”也是在吹嘘。

【按：余秋雨1965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根本没有好好上过什么专业课、也根本没有好好念过什么业务书。且看他此后多少年中，连基本的“平仄”（文科一年级常识）都一窍不通，这难道像是一个学戏剧编导的大学生吗？他这个“教授、博导”根本就不够格。】

3、余秋雨参与炮制的《鲁迅传》是教材吗？

读者可能感到困惑：上述那些书籍，即便真的像余秋雨所说的是那个时期完成的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又和他有何关系？其实，余秋雨是“借人表己”。请看，他马上就开始宣布自己参与的不是大批判写作组，而是参加了所谓 “编教材”的工作：“我自己也终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泥坑中被点到名字，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

余秋雨上面列举的那些古籍、工具书，尽管时间上驴唇不对马嘴，但毕竟都是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但是，余秋雨本人在70年代进入所谓“教材编写组”以后做了什么呢？他除了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四人帮”刊物发表过数篇大批判文章，还参与编写了一本冠名石一歌的《鲁迅传》（未完成，另出一本用于愚弄青少年的通俗读物《鲁迅的故事》）。这本书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授意编写的，充满了对鲁迅的歪曲和对历史的捏造，完全是极“左”的产物。事实上，据写作组头头胡锡涛介绍，明确提出“写鲁迅传，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的不是周总理，而正是张春桥（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今日名流》，2000年6期）。但余秋雨为了开脱自己，竟然偷天换日，在多个场合把炮制《鲁迅传》说成“编教材”！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工农兵学员入学，国家的确组织编写了一批教材，但绝不会把一本人物传记当作教材来编写。当时周恩来的确说过“可以先用鲁迅的作品当作教材”，但“用鲁迅的作品”当教材，并不等于“用《鲁迅传》”当教材！事实上，当时大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确有大量鲁迅作品，但从未听说有哪所学校用这本《鲁迅传》做教材！况且，如果余秋雨们当时真的计划用《鲁迅传》来取代鲁迅的作品当教材，岂不正是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很多读者都对余秋雨的表白莫名其妙。其实，余秋雨应该说：“我们是落实张春桥的指示，先写鲁迅传，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如果他这样说，就符合事实也符合逻辑了，但可惜的是，余秋雨不敢把话说全。

余秋雨还无中生有地说：“后来，‘文革’终于被否定，但编教材、编词典也算成了‘文革写作’。”事实上，除了余秋雨等写作组成员，那些真正编词典的专家学者，哪个受到清查了？如果说余秋雨1971年刚刚进入石一歌写作班子写鲁迅传时，还和编教材沾点儿边，因为根据张春桥的计划，他们将先写鲁迅传，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但那必将是一本贯穿四人帮反动历史观的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本现代文学史对胡适、老舍、巴金、沈从文、田汉等一大批文学家会有怎样的描述！而且，1973年余秋雨因表现突出进入康平路89号上海写作组内围后，那就跟编写四人帮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也不沾边了——他成了专业的批判文章写手，而且“成果丰硕”，否则也不会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单独接见。文革后对他的清查，难道冤枉了他？

姚文元（左）张春桥（右），余秋雨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单独接见

余秋雨还在另外一篇文章《天下学宫》中写到：“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并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这篇文章后来改为《稷下》，收入《寻觅中华》，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删去了这句话。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有些太无耻了？

4、余秋雨为什么说文革保护了历史文物？

余秋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不惜把历史的黑白进行颠倒。他先是暗示1971年文革已经结束，但可能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觉得站不住脚，于是把“编教材”当作自己在文革中立下的功劳。可他还是觉得不够，于是他试图在根本上为文革翻案。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居心叵测地说：“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个时间发掘和保护的？”

我说过，余秋雨很善于采用进可供退可守的战术，他总是用“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这样无法证实来源的话来宣示某些敏感的观点。其实，我十分怀疑余秋雨所谓“海外朋友经常问”的话是他自己编造的。否则，我就认定余秋雨只挑选文革中发现的古迹给外国朋友们看——难道外国朋友没有看过长城、敦煌、殷墟和北京猿人遗址？他例举的河姆渡（1973）、马王堆（1972）、兵马俑（1974）、妇好墓（1975）这些古迹，的确都是1972年至1975年之间发现和发掘的。但是我注意到，余秋雨绝口不提1966年至1971年间同样重要的考古发现，如1968年发掘的满城县西汉墓（出土“金缕玉衣”）、1969年发掘的武威县雷台东汉墓（出土“马踏飞燕”）等。因为正是在1971到1976年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市写作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参与了所谓“文化重建”，他要证明那段时间是多么重视文化的好时光！显然，余秋雨又在精心地以1971年划线，暗自与前面的“文革5年论”做呼应。这真是煞费苦心！

在这里，余秋雨要传递的信息显然是：文革期间其实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特别是在“文化工程”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在说“文革是革文化的命”，但余秋雨偏不这样看，他认为发掘和保护历史文物是文革的一大功绩！但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连孔庙都被完全捣毁，连岳飞的陵墓都被夷平，甚至连稍有些历史的清华大学二校门都被砸得粉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所谓古迹其实已经是复制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文革中后期的确有很多考古发现（有些是得益于“农业学大寨”，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偶然发掘出的）。但是，决不能因为有重大考古发现就证明这个时期文化受到重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连风雨飘摇的清末和军阀混战的1921年也有殷墟和北京猿人遗址那样的发现。

而且，文革中那些古迹如果今天发掘，受到的损毁一定会小得多。我在马王堆汉墓参观时，解说员就说：当时为了向中央“献礼”抢进度，常常根本不顾科学规律，很多地下发掘出的纺织品和衣物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见到空气后立即变色或破碎，现在有些看上去很精美的展品其实已经是复制品。

余秋雨曾经为红卫兵鸣冤叫屈，也曾经把文革冤案归因于“缺乏证伪机制”，现在又宣称“四人帮”当道的1971年到1976年期间文革已经结束——即便没结束也是开展了“重大的文化工程”。他这样执着地要证明这些，原因无非是他自己在文革的这个时间段参加了上海写作组，而且在1978年因此接受清查，从而被人称为“文革余孽”。现在他作为 “文化大师”，岂能承认曾经干过破坏文化的事！所以他越来越耿耿于怀，终于不顾一切地开始反攻倒算。

北京方雨已发表的《解剖余秋雨<寻觅中华>》系列文章（点击链接阅读）：

1、余秋雨读书的地方是蒋介石的藏书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