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会长：党金国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从历史上看， 中国的发展史既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农业、农村、农民的变迁史。可以说，农业兴则国家盛、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国家幸。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由于农业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因此，梳理百年农村变革、理清农村问题的发展脉络、找出其中的演变规律、理清不同时期农村问题的主要矛盾及实施政策。是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钥匙。中国只有解决了“三农”问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富强。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理论实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麦等农产品，中国农业经济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整个中国农村社会一片衰落破败。一时间，“农村破产”的呼声遍布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知识界研究农业经济骤然成风，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农村改良派别。他们以“ 农村复兴”为宗旨，提出 救治中国农村的种种办法，并在较小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农村建设”的实验，时称“乡建运动”。到1935年左右，全国已有乡村建设实验区193处，人员达到2000多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荷泽搞了名噪一时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提纲》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邹平，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创办“乡农学校”，这是梁漱溟乡建实验的出发点。在促兴农业经济方面，主要是组织“农村合作社”，如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等。陶冶精神是指对乡民的礼俗教育。以晏阳初为首的一班提倡平民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1923年前后，在中国搞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平民教育”运动。他的观点是：中国农村有四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农民的“愚、穷、弱、私”。治疗的药方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四大教育”。当时国内其他各式样的乡村教育实验和民众教育机构团体不断出现。较有影响的有以蔡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合作，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办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郊外杜桥村的乡村实验等等。虽然这些中国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农村的发展探索了新的道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起到一定的改良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农村的面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劳动人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高潮。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同时也走了一段弯路。但从总体上讲、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农村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解放初期中共中央确立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制定的《共同纲领》及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根据规定，在约3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解放农业生产力和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作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使所有制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建设与发展表现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中国又开展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以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铸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挫折。1976年全国经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沿，全国人均占有粮食除去种子、饲料、每人平均只有400斤左右原粮。人均收入只有60元。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粮、油、肉、蛋、奶、鱼、菜、果以及布、衣、锅等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建设与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得到第二次解放。经过20多年的徘徊，中国的农村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河南新乡、洛阳，河北张家口地区和安徽、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卷土重来的迹象。可谓“几经野火未燃尽，今遇春风吹又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上，比较一致地认为农业的命运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关键是放宽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要给农民自主权，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好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革命干啥。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他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确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和合法的地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它对中国整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极其重要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三中全会前后一段历程，可以看出这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是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党和政府给予试点实验的宽容的政策环境，经过农民自行选择，然后再由党的领导加以总结，用中央文件这样一种有权威的形式，进行推广和规范，促使农村改革健康地向前发展。
总体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 中国。我国农产品的供应已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在农村建设方面，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更是上升到“一号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从1982年到1986年短短的五年间就有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从农村发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城市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然而，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中心转向城市。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却缺乏整体的政策着力，中国农村改革成了“未完成的工程”。20世纪结束之际，中国面临严重的乡村治理危机。“大包干”对农业生产的推动力到1985年左右已经释放完毕。从这年开始，农民增收困难，1988年以后，农民负担增长超过收入增长。“七五”期间，全国农民上缴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年均增长20.1%，增长速度比国家税金高2.8%、比农民人均收入高16.4%。2006年以前，中国是唯一专门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实际上20世纪末到21世纪处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不能纠正扭曲的分配格局，让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成功”，于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至今又连续下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响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号召，并制定了许多支农惠农强农的政策，特别是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决策。这就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消除 改革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一场最深刻最彻底的农业改革，坚定不移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扎实的推进新农村建设，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必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企业化、法制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以及政治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几千年来一场最深刻最彻底农业改革浪潮已经形成，它将从根本上摘掉几千年来戴在大多数中国人头上的帽子“农民”。2008年9月8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河南“体民情察民意谈改革论发展”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200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2008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０月９日至１２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2008年9月30日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安徽农村考察。2008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针对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停地来往于农业大省之间，并且是具有中国“三农问题”风向标的农业大省河南和农村改革开放发源地安徽，就足以看出中共高层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视程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的。甚至近百年来据我所知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的最高任职领导者，这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举动，也不曾见到 。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更是高瞻远瞩，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号召，中国农村改革的航船已经起航，让我们大家能高举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乘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和煦春风，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共同携手、共同努力、共同谱写农村改革发展的新篇章！历史不会忘记为祖国和人民辛勤工作的人们！我们的子孙更不会忘了曾几何时他们的长辈曾经站在了中国农业最深刻彻底变改的潮头，为他们谋取了永久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