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成立后，到至今近60年的历史中，在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历经几次修改）中始终都公开宣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按照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那是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正如大家不断称颂的改革，都认为是我们国家自1978年起在农业、工业、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开始的变革，迄今已经30年了。经历过这30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在经济上和工农业生产上，无论是总量还是单产都有了不小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尤甚。从那时的几百亿元，到现在的大库（中央）小库（地方）再加上负债，在2007年就突破了10万亿元。然而，这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变革是否是那么完美无暇呢？事实却也不那么尽如人意吧！！作为一个执政群体，在鹦歌燕舞中，到是应该更清醒地看到那些失误的层面，不然总是大叫形势大好，可在社会的最下层怎么老是出现那么多“不和谐的声音”呢？最典型且突出是当今社会流行的怀念歌颂毛泽东的声音呢？如果都像那些“主流派”的专家们的论调，好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近60年，前30年似乎是异常黑暗，而后30年才是阳光大道？前3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错误中走过，而后30年在被冠以“中国特色”才是真正地社会主义道路？我看似乎不那么尽然，至少在不少方面都是有相当的不那么社会主义。

    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总纲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不是写给世人看的，而应该是国家一切大政方针制定施行的基本原则。可现实却与宪法的规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先看看农村经过这30年的变革后的现状！要改革自1978年起，那首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联合起来冲破原来的管理体制，率先搞起了农业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由此拉开了农业改革的序幕。的确在那个年代，这个方法的确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及各类作物的积极性。而后，经时任安徽省长的万里在省内推广，接着就推向了全国。期间虽有反复，但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所有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开始自己经营耕种。30年过去了，农村是像当年改革后那样都迅速地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了么？小岗村的那18户农民今天怎么样呢？就在2006年，还是这18户农民，又携起手来，立志要走集体化的道路，把已经分成各个小块的土地重新整合成大片土地，个体单干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个地少人多的国家，不少村子里分地，一家一户分不到二亩地，而且你家种东，他家种西，不说机械化不好施行，就是各种农作物间相互配合不合理，都会严重制约产量。不少农户只得把地廉价出租，而且分散生产经营，失去了规模，生产成本也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集体的事情再无人关心，什么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原来集体积累的一点家当，不是被彻底分光就是被少数人利用职权占有，而且这个农村的人心都处于涣散状态，只有自己而不再顾其他。什么烈军属、五保户都成了包袱而被弃之。当然也有由此而发家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其中不乏一些握有行政权力的基层村干部。相当多的村民（昔时称社员）仍维持在温饱或勉强度日的水平。农业耕地被肆无忌惮地蚕食，农村土地价格以超低价被任意出租，租期一定就是50年、70年。由此而引发的矛盾各地均不时发生。就在最近，海口市郊某乡，农民在事先一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被圈走土地54000亩（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规模不断迅速拓展，农村被占用的可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而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各地已不鲜见）每亩地仅做价2万多元，圈地时间为50年，平均每亩每年仅500多元。大批的经济作物被毁掉，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激愤异常，找到乡长，却被答曰：这么多的地不是我能说了算的，而且每亩地补偿了2万多元已经很高了！这背后的交易真是只有鬼知道。而实际情况呢？农民原本种植的荔枝、蔬菜等经济作物，哪年的亩产收入也不止几百元啊！如此行经，我们能说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吗？这样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农民就是做这样的主人吗？“仆人”私下一纸协议，主人则必须遵从；而主人的生存权利则完全要看“仆人”的眼色。真是主仆颠倒，是非混淆！原本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在其土地被乡（村）长出租后，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很大富裕，于是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出现在国内各大城市的地平线上。可这个群体在城市里所从事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所得的报酬却是最低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所谓“繁荣娼盛”带来的一批青年妇女，她们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自己的身体，用以满足那些“饱暖思淫欲”的家伙们，来换取生存所需的金钱和物质。这就是农村经过了30年改革后的现状。同时，据有关统计：目前农村富裕的劳动力有近30000万人，而实际有组织就业的农民工约有15000万人，就业率仅为50%。当然也有一些不信这个单干风的地区，一些原生产大队，尽管不再沿用历史的名称，也随潮流改为XX村，但仍然是一个处于有组织的整体，经过30年的拼搏，也闯出了自己本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样的典型还决不是一两个。

    再说工业改革，对工业企业的改革，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统统向着私有制上发展。再不就是打着什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大力推行股份制。在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下，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取代了原来的职工代表大会；然后是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日常企业管理机构行使着对企业人、财、物的生杀大权；还有一个监事会，是所谓来监督董事会能否正常行使权力，但他们的作用却是要董事会最大限度上保证股东的权益。至于普通职工，只能每天战战兢兢上班去，筋疲力尽下班回。因为在他们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利剑：你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去努力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的国家主人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自身生存所的金钱。还有保留的一些原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国有独资公司。而在这个国有，已经是国家所有，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彻底脱节，其发展也是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机器进行疯狂消费欲望。就数量来说，私有制企业已经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把那些昔日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队伍沦为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以谋生并为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实际是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打工崽”。更有什么 “减员增效”政策下来，给中国大地平添了5000万名下岗工人，所谓下岗，还不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也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失业者，给资本带来了创造剩余价值（财富）的自由劳动力。还有一些被冠以“专家”帽子的无耻文人墨客，特别是以那个什么茅于轼为代表的家伙，公开赤裸裸地宣称：下岗工人是一批非常之大的财富。什么财富？给那些权贵、豪绅能创造财富的廉价劳动力！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年薪达到6000多万，而一线推销保险的业务员的收入则只有600元/月保底，要想挣到多一点，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推销。而推销的绝大部分都被各级老总笑纳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啊！这位如此年薪的老总真是比一线业务员的水平高出那么多吗？没有那些一线业务员的拼死推销保险，他连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更别提什么年薪几千万了！

    再看看社会福利保障，宪法上说，每个中国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可这个义务教育在哪里呢？别说城市里见不到，边远山区辍学的孩子已经成千上万就更是没有哪个政府来过问了！就在今年开学前夕，郑州爆料：一大批孩子连小学都没有地方上，教育欠帐达到7个亿。这还是省会，还是一个在国内算的上比较大的城市，这样的城市都如此，河南山区的义务教育就可以想象到了！要说国家财政收入年年高攀，教育经费支出也年年再涨，连省会这个地方都欠帐这么多，那边远地区大概欠帐已经是需要几代人都还不起了！实际上某著名高校，连后几代执政者的钱（欠银行20亿，无力偿还）都花完了。如此，为了填补窟窿，为了自己在任期间能享受（某高校校长办公室面积有几百平米，内还专门设置了卧室和桑拿室）只能拼命向学生收钱。不怪教育在近几年被列入中国百姓身上现实的三座大山之首。另外两座山就是百姓住房和医疗。据了解，连西方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都是属于全民的，是最基本的保障。在我们的改革后，整个医疗体系全部实行市场化，城市大医院成了权贵们修养的俱乐部，普通市民连生病都不敢了！一个感冒发烧，没有几百元是看不下来的！医院本身在其利益和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医疗价格，而同时把原本应置于第一位的救死扶伤已经弃之脑后，要来看病，先缴钱，其他一概免谈。而原本就初步建立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现在几乎荡然无存。不说村里有医疗点，就是乡镇这一级的医院（卫生院）又有几个还存在呢？原本建成的也都改换门庭，变成了餐饮、娱乐等。乡村农民一旦有病，至少就要到县城，甚至到中心城市才能得到医治。人力、物力、财力那样也少不得。而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手段的发展，可一些原本都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和西方传过来的恶性病怎么越来越多呢？比如霍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了，然最近几年却不乏这样的疫情出现，更不比说那个令人毛孔悚然的艾滋了！如此现状比起什么改革前的光景都不如，我们怎么能说这也是巨大成就吗？也是中国特色吗？现时下流传着不少顺口溜，对当今社会现象予以无情地揭露和嘲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应该有的吗？

    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一个应该先进的社会制度，其现状怎么连以前都不如，连资本主义社会都放弃了的破烂我们的某些专家还拿起来当宝贝！我们社会经济基础都大步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而上层建筑还能不为之服务？就看现在这个那个的什么会议“代表”的人员构成，不是政府大员，就是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什么民营“企业家”（实际就是老板资本家），而基层普通工农的代表真是凤毛麟角，被作为一个点缀。在这个所谓最高权力机构上，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就是说几句大实话，也被没淹没在更加庞大嘈杂的声音中。这不就很清楚地表明各级政权的服务在向哪个方向倾斜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我们走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更贴切些。在公认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不是具有什么特色,也和我们的现实相差甚远。

（理由请参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