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晚上，我正在家里惬意地看书，突然，新闻联播里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啊，华国锋走了！我的心里顿时生出了一股惆怅和失落。对这位处于文革和改革开放之间的过渡领导人，这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不大提起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知道者更少。我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倒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山西人，也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功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当然，这一历史功勋是伟大的，中国近代史在其任内完成了其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而是他的那种政治品德——光明正大，朴实率直，宽容大度。在共和国的官场上，这种政治品德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想当年，华国锋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完全可以说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到湖南后，他先后担任了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可能他当时也没认识到这几个职位的重要性——那是毛泽东的父母官！因了这个，也因了他那纯朴的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而不是因了尔虞我诈打倒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华国锋逐渐给毛泽东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因此，当1971年“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从此，在毛泽东的一手提拔之下，华国锋不但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而且青云直上。
华国锋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得以登场，完全是因为大家视他为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因为毛泽东生前已经为华国锋“度身订造”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职位，制衡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再加上有毛泽东的身边人员声称毛泽东对华国锋有“你办事，我放心”之语，华国锋被举国上下看成是得到了毛泽东“钦点”的真命天子。尽管华国锋在党内威望不足，又缺乏有实力的后台，权力地位并不稳固，“四人帮”夺权野心不息，但当他站在握有军权的中共元老叶剑英一边，通过“宫廷政变”拘捕了“四人帮”后，就扫除了登上中共中央主席宝座的最大障碍，同时为祸神州大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亦得以结束。
可惜的是，华国锋虽然结束了文革，却不是改革开放的先导者。这当然就是他自身政治视野的局限了，我们也无法对他作太多的苛求。毕竟，他是在毛泽东的荫庇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能漠视毛泽东的错误，在政治理念上只能倾向“毛规华随”，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理论，作为自己权力的护身符。中国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前途不说渺茫，起码很难达到今天的这种繁荣盛世（当然仅仅是经济上的）。所以，华国锋在中共的地位很快被顺应民意、主张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取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邓小平的复出掌权是在华国锋手里得以实现的。虽然他这是为自己寻来了一个掘墓人，但却为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举荐了优秀的人才，这点也是功不可没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华国锋的那种宽容胸怀，这点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忆述《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报刊文摘》2008年7月2日）一文中有着生动的说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当时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究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其中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华国锋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并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这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全党的思想大解放，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且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胡耀邦那一年在中央党校有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耀邦还说过这样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连胡耀邦这位当年的党的最高领导人都能认识到华国锋的历史价值，作为后辈的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他下令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结束了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就对他吹毛求疵横加指责，那就未免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这是典型的数典忘祖。
新世纪的年轻一代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华国锋他老人家的历史价值吧！
2008年8月24日
附录：华国锋的经历简介——
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交城人。
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其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在湖南任县委书记、专区专员、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晚年的华国锋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但他很少离开北京，从不议论时政。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