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长之弊

第一弊：中国原来是个公有经济为主的国家，因而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可支配国土、矿藏、国企设备和人才等资源，掌控了计划、基建项目和社会规划、对外经贸许可等权力，可通过宏观调控随意改变准备金、利率和税种税率以及调整社会分配。在法律不健全进而公私不清的情况下，官员可根据政策和官场关系等情况，利用以上资源去实现自己的升官发财梦。于是在搞好左右上下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手中资源编制政绩。打着创造政绩的旗号，大搞官场外交和官商勾结，从而出现豪华奢侈的消费，乃至浪费。这些表现为权力剥削过猛，经济炒作不断，社会分工、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按关系进行为主，以致出现关系第一，运气第二，能力排不上第三的状况。第二弊：分配不公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任人唯亲唯关系，造成权钱色交易盛行社会风气污染，使社会关键岗位关键工种用人错位。没有形成由市场选拔培植能使社会财富积累保值的理财高手当政的用人机制。其次是种种洗钱行为大行化公为私，拉大了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项目暴发、官商洗钱暴发使贫富分化过快，贫困弱势群体增大，基尼系数不断拉高，以致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越来越艰巨。第三是资源配置按关系进行，造成不合理开发、重复投资，市内设施频繁拆修。第三弊：拜金主义泛滥，道德与事业让位于金钱，形成了人为钱死，全社会为升官发财而读书而奋斗，人生价值严重歪曲。不公平不合理的官商暴富出现，偏离了生产为消费服务的方向。第四弊：官僚守旧思想成风，照猫画虎西方化过浓，没有品味的缺乏实质内容的热点炒作不断，基础研究和创新思维没有市场。第五弊：官场与市场结合，改革开放成果被官、商摘取。社会关键岗位、重大企业的经营权按关系配置到无能之辈手上。官、商凭借权力先富起来，以项目、政策让部分地方先富起来往往是以牺牲公平换取经济发展。在追求升官发财激励下，大上快上重复上项目和无限制变现国家资源存量，不可避免地制造泡沫虚假经济。据说中国GDP的7%增长率才相当于美国3%水平。也就是说，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和补偿被破坏的环境等对社会贡献率后，GDP增长率只能打对折。在GDP增长的同时，个体经济艰难，微观经济不协调，且它们都要服从于国家进而受制于官员。这使得市场调节力度大大削弱。第六弊：GDP是个只管产出的社会财富指标，不计成本效率，不考虑生产服务消费率，不顾环保等质量指标。因此，只要上项目变现存量，高投入高物价，就能统计出高产值，出现GDP高增长。而这在长官一言堂的行政区是很容易办到的。由经济增长造成耗能为世界平均的三倍，耗水泥则达40%，耗钢铁则占30%。这些资源或用外汇买入或是子孙繁衍发展的家当。由经济增长造成水土流失和荒漠面积达国土的三分之一，排入江河湖泊的废水总排量达500亿吨，排入空中的二氧化碳2000万吨。第七弊：科技带来GDP增长新台阶高速度，却使得失业者穷而就业者富。由于计算机控制技术被引入自动化生产和办公，效率大幅度提高，用工越来越少。人类科技生产力为人类共有，本应由大家分享从而应考虑轮流上岗，但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效率规则而搞下岗、裁员。于是由权力及其关系决定弱势群体下岗，进而加剧了贫富悬殊。随着遮遮掩掩的下岗发展到名正言顺的失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如20%的高薪人士与低收入者相差18倍，财产相差70倍；基尼系数比印度高出 0.166，比美国高出0.086；高达1.3亿贫困人口的收入连年下跌，而政府官员灰色收入、国企领导高收入和公务员、垄断行业员工的高工资，官商、医生、教师高收入却形成新的富贵群体。中国十三亿人口，只要贫富分化形成1亿富人，国内高消费层次结构就有了领头羊，消费水平就会排到世界前列。高端消费富豪群体和节衣缩食的贫困群体的出现，虽然有利于鞭策人们主动参加劳动，但关系经济形成的富人住在民工建设的大厦里，富人轿车跑在民工建设的大道上违反了人权平等机会等同。这种奢华而超世界水平的消费和无私奉献大干社会主义的对立统一于GDP增长的情况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却违背了按才分配岗位、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等原则。第八弊：岗位分配不当，人才庸才错位。在科教、卫生、司法、行政……中的岗位用人、权益分配无不是由关系网布控。

以上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地顺应了阴流子律，实现了抓消费促生产的目的。但问题发生在计划消费的重点不在个体消费上而在于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消费上，在凭借权力进行剥削形成的官商奢华消费上。所以中国的GDP增长是微观贡献于宏观，宏观与微观非正相关联的炒作经济，表现为公平、效率、就业、劳动权益和生活品质与GDP反向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