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里的“我们”
曾念长
在福州大学怡山校区，有两个地方被称为“红楼”。一个是位于南门附近的教工宿舍楼群，建于八十年代，因红砖裸露在外，故名红楼，实则条件简陋，相当于大学里的经济适用房，学校有专门的说法叫“临时过渡用房”，多数用来安顿那些新进的年轻教师；还有一个是位于西区学生宿舍楼群的一号楼。本文指的是后者。
西区一号楼是土木结构的苏式桶子楼，在构造上与东区的苏式桶子楼群极为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东区桶子楼的外墙面是白色的，由于年代久远，白色中透着斑驳的黄，而西区一号楼外墙是暗红色的，雨水流过，尘土留下来，暗红中呈现出许多河床一样的白色条带，就像激情过后的岁月留下的精斑。南方一些寺院的围墙通常也刷成这种红色，比如西禅寺与福大区隔开的那道墙。
西区一号楼的红色外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因为在边上的二号楼（计算机系学生楼），是一座崭新的钢筋混泥土结构的现代建筑，光亮的白色墙体与红楼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九十年代后期，人文社会科学系和环境资源系的学生住在这里，除此之外，是极少数的一些辅导员。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系包括经济法、经济贸易秘书、中国文化与传播三个专业。1998年又增加了一个社会学专业。
96年，欧亚作为当年考入福大经济法专业的学生与这座楼发生了联系。在进入这所大学之前，他是福州三中的学生。而进入这所大学，也纯属偶然。他原本获得一个保送国内某师范大学的名额，但放弃了。高考时又逢一场大病，发挥失常，被剥夺了读名牌大学的机会。欧亚的家就在福州西二环路的灰炉头一带，乘坐811路公交车可直接抵达福大。因此，欧亚是一个走读生。尽管如此，他却常常出现在西区一号楼。除了与班上的几个同学过从甚密之外，散落在红楼里写诗者构成了他的一个重要交往圈。
1997年，林鸿东作为中国文化传播与策划专业的学生住进了西区一号楼的301室。他来自漳州平和县，热衷于围棋、古文写作、见景生情以及其它一些沽名钓誉的惯习。他以传统士人为榜样，深信修身养性是安身立命之常道。而他的父母，坚信学而优则仕是不容置疑的人生理想。在中国农村地区，这是多数父母的想法。
按照林鸿东的风格，住在西区一号楼难免要感怀一番。他写了一篇《红楼赋》，刊登于钟声文学社的社刊。全文如下：
远瞰红楼，庭木葳蕤，如绿袍红衣之绅士，有古朴庄肃之威仪；近观红楼，则落花层积，黄叶铺地，令人长啸之气顿歇，悲愁之心难息。且地气逐人，游丝拂面，千层万层之荫蔽不开，千思万思之望舒难至。此间，虽有野鸽悠游，相伴闲居，然一日居士远去，其又何以比翼。禽类之无心，莫若人类之无情也。
余又思：青莲木扉，东坡雪庐，故人之墓草成林焉，而狂词醉诗千古。茕茕孤影对亘古明月，济苍大志对残红乱蝶，心有余而力不足矣，此文人骚客之至恨。
邻隈酒楼，楼前皓月如钩，清辉似洗；楼内南客满座，纵酒高歌，于跌宕踌躇之际，有悲怆感慨之音。吾亦悲之，故为此记。
林鸿东后来回忆说，“当时为文坦然，即兴而作，一气呵成，的确是真性情之作，今日看来却感到狂妄自大，无病呻吟，愧污人眼，可见我的思想变化之大”。时过境迁，林鸿东开始自嘲大学时的思想状态，但这篇带有传统文人骚雅之风的短文却符合他的美学惯习。
欧亚的风格则不同。
西区与东区之间隔着一条小街和内河，管辖权都不属于学校。小街每天人流如织，手推板车的商贩在这里游动；内河是福州大学建校时自己修建起来的，与福州城内纵横交错的内河一样发挥着排污泄垢的功能。欧亚从西区一号楼走出来，看到东区食堂的污水排入内河，写道：水流进水池/这我们可以看到/再流进下水道/这我们可以猜到/我们不会想得更多/水继续流过我们的手/流进水池/流进锅里/如果有一天/流不下来了/我们会不会问/水都到哪儿去了(《水流进水池》)
这是欧亚的典型风格，摒弃修辞，将大白话压缩到一首诗应有的精度。
欧亚一度是钟声文学社的主编。在那个时期，钟声文学社的人气开始处于上升的势头，这与人为的努力不无关系。林鸿东向钟声文学社投稿之后，欧亚在某一天出现在了他的宿舍。欧亚就是这样追踪着校园里的每一位志同道合者。1998年，我住进了红楼103室。到校报到的第一周的某一天，欧亚就出现在我的宿舍。这是一次巧遇。1997年天津新蕾出版社旗下的《作文通讯》杂志在封二推出两位作者：我和刘晓飞。刘晓飞刚好是欧亚的高中同班同学，因此欧亚也记住了我的名字。在1998年人文系的新生名单上，欧亚一眼发现了我。
欧亚一度推荐我加入钟声文学社，但我显然要现实得多，选择了校报记者团。而记者团并没有向我升出橄榄枝，因此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我都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但在红楼，我有着自己的文学交往圈子。除了欧亚经常光顾103宿舍之外，我也经常到301宿舍串门。
301宿舍除了林鸿东热衷于文学，还有一个大胖子——侯希辰，也是沾染了同样的不良习气。侯希辰是我的老乡，高中时两人就读于漳平一中，上下差一届，隔壁教室。大胖子是个讲究体面的人，在我刚住进红楼的时候，他就为我上了一次“大学生活启蒙课”：伙食可以降低标准，但穿着一定要体面。
我最初到301室串门，是去找大胖子。但久而久之，与林鸿东熟络起来。
林鸿东与大胖子并不合伙，虽处一室，两者不相往来。因此，考虑到我与大胖子的老乡关系，林鸿东一开始对我也并不是很热情。这与他一贯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信念相符。1998年，林鸿东接任钟声文学社的主编职务。当时我写了一首《悲剧李白》投给钟声文学社，林鸿东刊发了出来，二者的交往也由此渐密。
1999年下半年，欧亚、林鸿东和我商议出版一本诗歌合集。三人各自将自己的作品整理成一辑，合成三辑编成一册。欧亚一辑命名为《病与醒》，林鸿东一辑命名为《林间小镇》，我的一辑命名为《千年一梦》。为了给这本三人诗歌合集取一个中意的名字，我们多次在301宿舍讨论。三个人风格迥异，取一个名字是个颇费脑筋的事情。后来欧亚想到了“我们”这个词，大家都觉得满意。毫无疑问，“我们”这个词汇翻版于“第三代”的著名民间诗歌团体——“他们”。
出版诗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筹集一笔出版费。所谓的出版费，主要由书号费和印刷费两项支出构成。在当时，多数出版社不愿意承担出版诗集的市场风险，而诗人沽名钓誉的冲动转化为出版诗集的欲望却从来没有削弱过。这种矛盾只能通过“自费出版”来解决。所谓的自费出版，实际上是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执行的“自助出版”政策的落地经营模式，最普遍的做法就是作者向出版社买下书号，自行印刷，自己销售。
三人经多方了解，自费出版一本书的书号费在8000元至20000元之间，视不同出版社而定。印刷费按1000本印量来算大约要支付8000元。三人都特别心疼那看不见模不着的书号费。后来林鸿东想到老家平和县的一位诗歌写作者曾经在香港的出版社买书号出诗集，其书号费不到大陆出版社的一个零头。
欧亚与林鸿东旋即赶到平和，拜访那位“老乡诗人”。“老乡诗人”确实用香港书号出过一本诗集，叫《玫瑰歌手》。林鸿东之所以知晓此人，是因为他曾经到林鸿东就读的平和一中做过一次讲座。当林鸿东和欧亚说明来意之后，“老乡诗人”当即表示愿意嫁接此事，但联系香港出版社需要一段时间，就把林鸿东和欧亚打发回来了。
在欧亚和林鸿东前往平和县期间，我拜访了福州大学人文系的罗纬副教授，顺便向其讨要书名的封面题字。罗老师好易经、佛学、书法和指点江山，信奉传统文人的美德。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按照横、竖两种形式连题两幅，作为备选。但是罗纬老师的题字终究没有出现在三人的诗歌合集上，因为没过多久，关于出版诗集的计划就宣告破产了。
欧亚和林鸿东回到福州之后数日，再与“老乡诗人”电话联系。“老乡诗人”告知已联系上香港的出版社，书号费加其它手续费要人民币二千多元。如有意向，先付二千元，余额待书号办妥再付。“老乡诗人”还表示，联系香港的出版社相当困难，不便直接嫁接，但愿意为三人转付这笔费用。三人很快凑足二千元，汇给“老乡诗人”。
接下来就是等待香港的消息。三人都不知道看不见摸不着的书号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而拿到那一串书号的实质性含义又是什么。似乎有了书号，诗集就名正言顺地出版了。有一天，欧亚通知林鸿东和我到学校北门的闽山书屋。闽山书屋在当时是福大周边比较重要的一家书店，书店门口“闽山书屋”四个字还是出自福大建校者、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之手。欧亚把二人召唤到闽山书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本福大校友的诗集——《无欲的情歌》。这本诗集也是一本合集，作者分别是吴季、吴语、三木、沈四。此前，我们并不知道这四个校友，后来慢慢了解到，他们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就读于福大——恰恰在那时，以福大为学缘背景的诗写群体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去闽山书屋是为了去看这本校友诗集，但三人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听起来似乎很不幸的消息。在与闽山书店的老板的无意攀谈中，三人得知，香港的书号在大陆是无效的，说严重了是非法。这让三人相当沮丧。将诗集印刷出来藏在家里见不得人终究不是办法。于是三人开始商讨对策，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最大可能地要回那笔款项。我们想过最坏的可能，就是香港不肯退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们折腾出版事宜的过程中，曾有另一位住在红楼的师兄介入我们的诗集。他是96级中国文化与传播专业的黄磊。实际上，在这座红楼里藏匿着许多不知名的写诗者。其它宿舍楼也是如此。黄磊是欧亚介绍过来的，但我与黄磊也仅是一面之缘。这种交往的短暂性缘于诗集出版计划的快速破产。
经过林鸿东的出面交涉，我们最终还是拿回了书号费的大部分。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虽然诗集出版未遂成了我们共同的遗憾。那是在1999年的下半年，我们曾经为一本诗集在红楼开过多次的密室会议，曾经一起走过东区的林荫大道，曾经坐在逸夫楼前的草地上探讨过一些渺茫的心事。2004年，欧亚从广州回到福州休假，我与他走在东区的林荫道上，谈起那段出版诗集的往事，欧亚说道，那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努力，如果哪一天他会出版作品，必然是出于两种可能：要么是他写出了杰出的作品，要么是他的作品可以成为畅销书。
欧亚比我更清晰地道出了当年隐藏在我们内心的秘密。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诗集呢？我曾经问过欧亚和林鸿东这个问题。答案是我们太功利了。中国有无数像我们这样功利的文学青年，企图通过正式出版物（实际是一种“纸权力”）来获得社会的认可。但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功利心。我们被一种沽名钓誉的冲动支配着。
2000年，欧亚已较少在学校活动。他与两个朋友在西湖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并将文学交往圈子转向了外面。林鸿东在毕业前四个月进入《海峡摄影时报》实习。当时，这家报纸正处于创办期，林鸿东参与了报纸的前期策划工作，并直接当任了报纸副刊的编辑。他写了一篇与欧亚的有关的文章，打算在自己的副刊版面上推出来。但是这个稿件遭到了分管副主编宋岗的否决。宋岗是一位与吕德安同时代的福州诗人，虽然没有成名，但见证了福州的许多诗事。他是福州诗人圈里的摄影家，曾经扛着相机走访全国知名诗人，并在2007年策划出版了大型画册——《诗歌的脸》。言归正传，宋岗否决了林鸿东的稿件，是因为欧亚在当时并不出名，而他的口语诗对于多数诗人而言是一种异类。
但在2000至2001年间，欧亚成了“下半身”成员之一。这个诗歌意识形态的反叛集团从相反的方向将欧亚推到了福州诗人圈的醒目位置。辽宁的《诗潮》杂志有一个栏目叫“诗歌高地”，每期推出一个省域的诗人作品。编辑刘川委托欧亚组织一期福建诗人的稿件和一篇评论稿。欧亚让我来写这篇评论。我在红楼完成了这篇《让诗歌在场》的评论稿。稿件在《诗潮》杂志以《点击福建六诗人》为题正式发表出来之前，已在福建诗人圈流传开来。一些诗人感受到了我的冒犯，并质疑我的发言资质。但无论如何，这个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成了我转向理性写作并最终停落在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林鸿东在《海峡摄影时报》只呆了四个月，在正式毕业前进入空军某情报部队。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父母的心愿。前面说过，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人生理想。2002年夏天，林鸿东曾经独自一人回到校园行走，写下了伤感的《又见紫荆花》。由于身处部队，林鸿东几乎与我们中断联系。2004年的某一天，我和欧亚先后在“他们”论坛看到林鸿东的《又见紫荆花》。这个时候，欧亚已在《南方都市报》副刊中心做了许多事情并停止了诗歌写作，而我则潜伏在福州的一份行业小报谋生。
这是一座校园建筑与几个人的往事。2005年之后，我曾试图再去探访红楼，但情景已大不相同。红楼外的围墙高高砌起，并铺上了玻璃碎片，现在的学生已不可能像我们当年一样深夜归来并翻墙而入；红楼前通往东区的小桥已经停止使用，代之以高架桥。我只是站在东区食堂看了红楼几眼，没有进去。
写作此文时，我无意间打开了好友廖晓闽的博客。他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欧亚、林鸿东和我也曾经在红楼讨论过他的文字。此刻，2008年9月25日，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夕阳掉下山，时光都落尽。内文只有短短两句：“写了十四年的字，终于还是决定让文字停下来。就此作别。”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欧亚在2006年回到福州时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理想主义已经结束了。”
20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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