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9月12日电 (记者关桂峰)12日，昆明市正式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承诺做好跟踪督察和整改。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渠道日益多样，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善于借助媒体力量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新命题。”
“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促进我们解决问题。”仇和说。（9月13日《新华网》）
仇和将新闻媒体比喻为政府机关及政府官员的“保健医生”，可谓是一大创新，让人耳目一新，也是恰如其分。因为有了媒体的有效监督，政府就会一心一意想着老百姓，甚至会千方百计地“讨好”老百姓，官员想变坏也不太敢变坏了，不想做真正的“公仆”恐怕也难了。
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这些“保健医生”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他们的“保健”过程更多是让保健对象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不是这些“保健医生”们医术不精，根源在于被保健者讳疾忌医。
我们对新闻的管理，一直是将媒体当作“党的喉舌”，正因为中国媒体有了这样的基本属性，就让地方媒体也都成了地方政府的“喉舌”，实际上更多的是地方领导人的喉舌。一个县的电视台，每天也都重复播放着县领导活动的新闻，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权当没有这个频道。
本来，“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要深入了解保健对象的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实施理疗。可我们的媒体却很少敢于直言保健对象肌体里的病因，更没有机会对症下药让保健对象健康地生活下去。作为新闻媒体的中国“保健医生”，更多却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真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经常从电视上看到某某国家在任领导人的绯闻，甚至看到其涉嫌贪腐的新闻，当地媒体那是紧追不放、跟踪报道，在第一时间将新闻披露给世界；对重大决策实施舆论监督，西方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可我们的新闻媒体敢这样做吗？
今年的元月1日，有两件舆论监督的事件，现归集在这里，让大家看看目前政府的“保健医生”如何能行使职能？
一件涉及辽宁西丰县。元月4日，中国最高政法机构的机关报《法制日报》社，迎来了由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亲自率领的队伍，以“涉嫌诽谤罪”为由拘传该报社属下《法人》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朱文娜，原因就在于朱文娜于1月1日写了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文章描述的基本事件如下：赵俊萍是西丰两家加油站的法人代表。因加油站的拆迁补偿问题——两次评估相差340多万元，赵俊萍赴省里反映此事。县委书记张志国表态：不能给赵俊萍补偿；要把赵的企业从西丰县地图上抹去等。
还是一件涉及山东高唐县。也是元月1日，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因为之前在网上发帖称“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被指侮辱县委书记孙兰雨,被送进高唐县看守所,同时被关的还有另两人,他们被当地电视台报道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
高唐网案，一时让我们这些习惯于在网上参政议政的网友们噤若寒蝉，害怕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人身自由给弄丢了。
这些人被书记追究并不奇怪，因为这一亩三分地并不属于主人的，实际上是“公仆”们说了算。最为奇怪的是，网民们评论该事件的文章，很快在网上也不见了。连个人博客里的文章不是审核通不过，就是在日后莫名其妙地被删除。笔者曾写过一篇《高唐“网案”是“彭水诗案”、“稷山文案”的延续》的文章发在我的“新浪网博客”里，可不久就不见了，网站连声招呼也不打。我想，这样一篇语言不够犀利的评论，作为商业网站的新浪是没有理由删除它的。有的网友告诉我，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高唐县摆平了网站管理层，另一种就是网站受到网络管理者的压力。
由于“党的喉舌”长期对各级政府偏重于所谓的“正面报道”，对正常的舆论监督往往定位为“负面报道”，从而导致舆论只能报道各级领导干部风光的一面。那些贪官、色官在案发前，媒体上也都是他们大谈廉政、大谈为人民服务的报道。难道他们的恶行连一向敏感的“保健医生”也是一无所知？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对这些贪官、色官的大捧、特捧。难怪这样的“保健医生”经常被外界嘲笑、公信力也受到质疑。
就目前的中国新闻媒体来说，将其比喻为政府的“保健医生”还为时过早，他们连保健对象的“感冒”也不敢医治，甚至不敢告诉其真实病情，这算什么“保健医生”？这些新闻媒体，有良心的也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没有良心的已经沦落为混账官员的私人打手。
仇和将新闻媒体比喻为“保健医生”，表明仇和对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更多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媒体监督，这对于一个副部级官员来说，真的难能可贵了。
我们希望仇和真的能积极配合“保健医生”给本人、给自己领导的班子做好保健工作；希望更多、更高级别的官员诚心实意地聘请并用好这些不需要花钱的“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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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新闻媒体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