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洋泪（五）

　　狱中泪

　　探监回来不久的一天，工作队带领红卫兵，趁我出工不在家，将我一家赶出家门，住进了一间约五六平米的阴暗潮湿抬不起头的小草屋里。（原为一五保户住）只给我们留下一口做饭用的锅，和一张小吃饭桌。其余的家具、书籍、十余年的《日记》、和我所有的习作草稿，四间房屋及院子里的所有的树木统统没收，归为公有。

　　这一间草房，给妈妈和妹妹搭了一个铺，又立了个灶台，剩下约一平米许的面积放了小桌。从此，我就无处安身了，无奈之下，只有过起今天这里睡一宿，不知明天睡何处的流浪生活。

　　深秋，气温一天一天下降，靠我的那一床小破被，实难越冬，经好心的爷爷奶奶斡旋，我住进了生产队的牛棚里。牛棚里气味虽不好，但草多，暖和。我每天要从草垛上撤下很多稻草打铺，早晨我起来后，饲养员就将我铺过的稻草铡碎喂了牛，到晚上，我再撤新草打铺。我还帮饲养员煮料、铡草、喂牛、打扫牛粪便等杂活。这样，我有了个暖和睡觉的地方，饲养员有了一个不要劳动报酬的帮工。

　　住牛棚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清净，无人打扰，即便负责监督我的红卫兵，也不经常靠近我；另外，灯油不受限制，这样，可以方便我看书学习。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我秘密认真阅读学习了陌生人给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二十三条》；为应对不测，我还认真熟读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文化革命十六条》等法律和政策，那真叫开阔了眼界，明了心，哦，我们平民百姓原来还有这么多权利不知道享用！

　　对照法律和政策，发现了那些挂在嘴边高喊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者，是拉虎皮，做大旗，其并没有严格依法、依照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任意胡为，为自己的政绩，为小团体的利益，歪曲法律和政策，采取用利弃弊，断章取义的手段使用法律、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蒙蔽欺骗群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掌握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知识后，给父亲冤案提出申诉有了法律和政策的依据，理由充分了，因此，胆子也壮了。

　　1966年12月底，我去东海县农场看望在那里服刑的父亲，同时也好把提出申诉的事与父亲商量一下。

　　父亲服刑所在地是东海县国营农场第十一中队。我到达父亲所在地时，已是下午下班时间。

　　一个队所在地，就像一个小村庄，只见该队十余排平房，队部设在中间，会见室在队部东南角百米许处，父亲住仓库，仓库和卫生室共占一排，就在会见室前面。

　　队部指导员把我领到会见室，然后又把父亲找来。

　　会见室共两间房子，约30平米，共放三张床，一张小桌和两条板凳，还有洗脸洗脚用的毛巾，暖水壶、茶杯等。

　　指导员接着又向我介绍说：“你父亲来到这里后，表现很好，队部已安排你父亲担任仓库保管员，你父亲工作很负责认真，我们对你父亲的表现都很满意。”又诚恳的对我们说：“你们对政府的判决有没有意见？如有意见，认为判决不当，或认为判决有错误，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代你们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申诉。”

　　“…不，不，不诉，永远不诉了，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的案子政府判得很好，很正确，我心服口服，永远不会翻案的。”父亲像被火烧着一样，连连百般推脱。

　　“好了，那就这样吧，你去把飯打来，你爷俩在这里边吃边聊吧”指导员见状如是对父亲说。接着又对父亲吩咐说:“今天就你一位家属留宿，愿意盖几床被子就抱几床被子来。”“今晚你就睡在接待室，明天你赶车需早点走，走时把门锁好就行了，钥匙我带着了”指导员又对我安排说。

　　看上去，父亲的身体状况，比在赣榆县公安局时好多了。

　　今天父亲很高兴，为我还多要了两个菜。他让我吃馒头，自己吃我带去的煎饼。

　　我们边吃边谈，父亲问过了爷爷的身体问奶奶的精神，问遍了所有他所想念的人。

　　我向父亲说：“上次我给您送被子时，在县公安局见到了一位50岁上下的人，…他告诉我，说您的案子是冤案，错案，要我为您申诉要求翻案，…”父亲一听，非常惊恐的看着我说：“他姓好，是法官，我们是好朋友，好兄弟，你得称他大爷，他是个好人，…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话，不能再提出翻案了。”

　　“那怎么事？”我诧异的问。

　　父亲警觉地往门外瞟了一眼，皱了皱眉头，然后放下筷子和煎饼，起身拉亮了电灯，又关好了门，然后，双手紧握着回到了原坐处，满脸阴云，双目凝重而茫然，轻轻地，慢慢的，摇了摇头，小声自言自语的说：“我在看守所的时候，你好大爷也曾告诉过我…但…”父亲已陷入痛苦、悲愤的回忆之中…

　　…自从我被关进了赣榆县公安局，头个把月，几乎每天都要被提审，有时一天审好几次，夜间也经常被提审。

　　审问我的人很多，也很杂。有的说是法院的；有的说是公安局的；有的说是检察院的，有的根本就不是审问，就是过过打骂瘾，刘超世审问时，多数是这样，（其是住村工作队长）问不了几句，就开始拳脚相加！…你好大爷也经常参加审讯，只要他在场，他不允许打骂。我被判决后的当夜八九点时，我又被看守带到审讯室，一看就两个人，你好大爷和另一记录员，刚把我带到审讯室还没问，你好大爷就叫记录员去他家拿烟。我一看，就知道你大爷是有意支开他的。

　　你好大爷见那人离去，遂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并点燃，走到我跟前，把点燃的香烟送到我的嘴里，自己遂面向外站到门口说：“希光弟，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救你，但是，目前形势很不好，你被关在这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现在身有一官半职的人，都人人自危，不敢多言，更不敢多事。

　　我告诉你，你的案子虽然判了，但，那是刘超世打着我们法院名义一人所判的，法院根本不同意。是错判！也就是说，你的案子是冤案！错案！但是，我们不敢为你叫冤，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来再审一下，如果你自己能叫屈喊冤的话，我们就会公开给你改判。…

　　后来，在当晚审讯时，我就作了无罪的申述。并由记录员代写了《上诉书》”

　　父亲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泪眼盈盈的继续诉说：“事过第三天，刘超世来了，他又提审了我，…这顿毒打，差点把我给打死！…

　　刘超世一遍一遍的逼问我，是谁要我翻案的？…我始终没有说出你大爷，…最后，在他的逼迫之下，被迫作了永远再也不翻案的供述…”

　　下接《冤洋泪六》

　　冤洋泪（六）

　　回首…

　　…，…

　　今晚很暖和，铺一盖二！…

　　…在家里也没有这么舒服和放松…

　　我…，…往事…

　　…我，我来到人间…

　　在人间，我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也曾脚踏实地的为理想而拼搏，奋斗过，…

　　而正当我迈入金色殿堂的时刻，却突然被冤魔屈怪掳去，投进了黑暗无底无边的冤海大洋！从此…

　　一切，从这里开始——

　　1945年深秋，无名瘟疫已在苏北鲁南地区猖獗流行已久。无人不戴孝，日日见死人的悲惨恐怖笼罩着这片勤劳朴实的大地上空。仅我一家，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接连被瘟疫夺去太爷、小叔、小姑、大姐、二姐五位亲人的宝贵生命。

　　农历十月一日，因病卧床仨月有余的妈妈临产在即，为安全，爷爷请来了，我县医务界知名郎中。有中医孟先生、吕先生、仲先生、孙先生、王先生，（全名不详）和西医谢先生。…

　　次日辰时，在众人的热切期盼下，我带病来到人间。

　　爷爷向诸位先生一一作揖道谢：“托福，母子平安！您们辛苦了！”

　　产后，妈妈虽无大险，却仍卧病数月才痊愈。

　　我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尝百味苦药，食百母甘乳。尽管这样，仍一直虚弱瘦小，病病歪歪，曾三次徘徊在阎王殿大门前。曾有一次，险些被扔到乱葬岗！

　　一天，我病又重，药食不下，已奄奄如息，在家人确认我已断了呼吸的时候，招来了“大脚行（专门葬埋死人和丢弃未成年而死亡的小孩的人）当大脚行背着已打包好了的我刚出我家大门时，出远门的爷爷回来了。不管别人怎么说，爷爷非要打开看看不可，…爷爷力排众议，认定我还有救，…在众郎中的调理和精心护理下，我终于活了下来。但一直医药陪伴到十岁。

　　1952年夏，我村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了学校。一天早饭后，父亲送八岁的哥哥去学校报名上学，我哭闹着跟了去。到学校一看，最大的同学已十五六岁，哥哥就是最小的了。

　　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孙，名叫孙在康（现已退休，住本县赣马镇）我从父亲与孙在康老师的谈话中知道，嫌我岁数太小，学校不收我。因此，只收了哥哥一人的学费和书本费。但，老师同时给哥哥和我起了大名，哥哥叫——刘顺文；我叫刘顺武。

　　报完名后，父亲要带我回家，我哭闹着就是不走。最后，老师说：“老刘，他不走就暂时不走吧，到时候他自己会想走的，在这里有我看护，…”如此，我就成了一名不在册的学生，哥哥上学我上学，哥哥放学我放学。

　　不忘第一次正式上课时的情形。

　　那时学生用桌凳，都是自己带。高低、宽窄，无两个相同的。

　　我和哥哥同用自家代的桌凳。根据桌凳的规格形状，排在中后排，因我个头太矮，坐在那里就被前面的高个挡住视线，几经调换，最后把我调到最前排的中间。

　　发书了，老师喊着名字到前面领，书已发完了，也没喊我领书，见状，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往外走去。教室立即一遍哄乱。

　　老师把我抱回去，把自己的书给了我，这样，我才又坐回座位上。

　　老师给同学们讲解相关的纪律，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欺负刘顺武，他最小，要照顾爱护小同学。

　　第一次上课读书，老师先领读一遍，同学跟着读一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瞪大眼睛看着他们，记得课文就一句：开学了。并且是繁体字。上课读书，对我来说，没有兴趣，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是睡在老师的床上，哥哥和同学们早已放学回家了。老师给我穿好衣服，给我洗了脸和手，然后又和我一块吃饭。我们边吃饭，老师边给我讲故事；并和我商量，要我晚上和他睡，我很高兴的答应了。

　　我刚吃完饭，父亲去带我，我告诉父亲说：“我不走家了，…”

　　从此，我多在学校少在家。

　　我虽是编外学生，但，作业，考试，我都参加，成绩总是前几名。

　　1953年，开学不几天，我又病了。到1957秋天方才病愈。但此时，我村只有三四年级班，无奈，我只好插三年级学习，此时，学习已是三年级下学期过半了。

　　开始，我跟不上，十数日后，我就跃上了前几名，并被提为学习委员。少年先锋队中队长。

　　1958年，孙在康老师被调到垤上小学组建完小，并任校长。当时垤上小学共五个班，分别：一年级二个班，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我就在四年级学习，任班长，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垤上小学学生会主席；龙河公社学生会副主席。

　　1959年春，学校首设团组织，根据中心校的指示，垤上小学设团小组。当时我年龄不满15周岁，不能加入共青团，校委会决定通过村出具给我增加二岁的证明，如此，我加入了共青团，并任团小组长。

　　1960年夏，此时，我在校学习总计四年半时间，于垤上小学高小毕业。

　　毕业后，我谢绝了母校保送上初中的待遇，毅然回乡务农。学校又给我送来了到赣榆县师范修学的机会，又被我谢绝了。

　　我回村后，全村在家务农的青年当中，我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故被委任共青团大朱尹村大队支部副书记，组织委员，团课教员。同时还兼任第二生产队现金保管，村卫生保健员等职。（赤脚医生前身）

　　1960年秋，在母校的盛情聘求下，我又被聘任为大朱尹村小学民办教师。原任大朱尹村的所有职务仍保留兼任。

　　1961年，在我大队团支部全体团员的努力实干下，我们利用费闲地种植创收，用自己的收入，满足我们团支部所有活动所需的开支。我们自己编印教材，开设了全县唯一常年初级、中级文化扫盲班；在植树绿化，文艺宣传等等工作上，成绩都非常突出，被共青团赣榆县委员会授予“四好团支部”。

　　1962年，我团支部的事迹又让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感动，授予我团支部为：江苏省“四好团支部”的光荣称号。

　　由于有了良好的坚实基础，我团支部在1963年度的工作上，更是突出和超前。

　　1964年春，因龙河公社团委书记被抽调到“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为补团委书记缺位，经县社兩级组织决定，调我担任龙河公社团委书记一职。

　　此时，因我父亲私自将公款借给他人难以追回，而惹恼了村支部，如是，村支部以次为由，拒绝调我担任公社团委书记的决定。此为公开原因，其隐型原因是父亲的仇人作祟。

　　1965年秋，中共赣榆县委员会，共青团赣榆县委员会，按照上级部署，开始筹备1966年春召开“赣榆县首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筹委会经考察认证，决定我为该“首届积代会的典型代表”。并由县社兩级组织了——“关于刘顺武典型事迹的调查小组”进入大朱尹村。但，进村数日，因村支部不同意，不配合，无法进行工作而撤回。…根据村干部的意见，指定另人为积代会代表，…

　　1966年2月，“积代会”如期召开。根据筹委会的决定，我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徐州大众报社》和“徐州教育局”领导两次约我在县招待所进行采访和谈话。…他们对我的遭遇深表不平！

　　出席该次会议回村后，我即被冷落…，！？！！

　　“古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奶奶的声音…

　　下接：冤洋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