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的数量值发现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



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初开始生根开花?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比政治因素更稳定,比文化因素更活跃。人们可以发现,在经济低度发展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启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或中度增长的国家。在5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正向民主制度转变。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非民主的穷国和完成民主化的富国之间有一个“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3/4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在人均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底线;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底线。这个底线上下,是其他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然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他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