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毛泽东与龌龊的孔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主编郑维先生写了个《不再经典的红色》，结果是引起了一个署名‘牛夫’的先生的大不满，为此他专门的写了个《与郑维先生交个心》的文章来与郑维先生商榷，文章一开头牛夫先生对郑先生的文章的某些提法表示了痛心与不解，他说：看到了郑维先生的12月1日的《不再经典的红色》一文，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颇具正气的“观点”主编，怎么居然写出了这样的东西呢？这其中的某些观点，实在是让中国老百姓伤心之至的！原因是郑先生在他的《不》文里说过这样的话：“曾经的红色年代，无数的中国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被命运的巨轮轧得粉碎。”，“许多人回想那个年代时，潜意识里总忘记了99%的苦痛挣扎，回忆里泛出的常是充满红色印象歌舞的1%的青春热血和盲目热情。” “然而，真正吊诡的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实惠，却因为改革而逐渐落在社会的后面的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崇毛的左派，期待着毛年代的平均主义能够缩小他们和其他在改革中获得利益的群体的差距，也期待着毛年代简单的热情，能扭转物欲横流的现代中国。”

在通读牛夫先生的文章后，我们发现该文事实上与郑维先生的文章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整篇文章并没有就郑先生提到的现象而对现实进一步的给予反思，文章通过大量的从左派网站上收罗来的崇毛作者的文章，由此来证明毛的伟大。

为此牛夫先生还特别的做了个手脚，在文章提出了对郑维先生文章的不认可后，牛夫先生便要表明一番他的身份，他说：“笔者曾经是毛泽东“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基层老百姓，我没有多少谈论毛泽东的资料，暂时也没有条件去搜集多少资料来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一名“过来之人”， 对比今昔，瞻顾未来，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明明白白地向世人公开。”牛夫先生的用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作为毛路线的受害者这样的身份来说话自然是不会过于偏袒于毛路线的，一个‘反对者’的话自然是公允的。

而牛夫先生认为毛之伟大，其中一个重要的例据就是毛的个人品格，牛夫先生的证据是毛昔日的管家吴连登的口述，吴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毛是：个人生活艰苦朴素、廉正高洁、公私分明、严格要求家属等等，从吴文来看，毛上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横比斯大林邱吉尔罗斯福等等再下比今日营营狗官，我们无可否认，我们的毛的确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证实了他的伟大的人格和道德魅力，无论古今中外，他都已经居于至高的道德高地。

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够证明毛的伟大，事实上人品不及毛甚至人品恶劣的人同样可以通过他们的成就来达到伟大的目的地，孔子是圣人，这一点大概没有几个人预备去推翻的了，虽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反儒文化的人，但事实上孔夫子的私德就颇受诟病的，我们知道在庄子的学说中《庄子·盗跖》是保存庄子后学思想资料的重要篇章。是篇从各个方面着力破除“君子”与“小人”、圣人与俗人的区别，断定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在遵循“无为”的原则面前都是一致的。是篇的"反徇而天",意指返归人的贪婪欲望本性,这是庄子后学"情性"观的一个表达.是篇所提出的"无以为"具有特殊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就是这个最把自己置于化外的庄子，还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骂孔子：“孔子不见母，义之失也。”可见孔夫子的私德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坏。但几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把龌龊的孔夫子从伟大的圣人行列里剔除来，他通过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阅。

英国人Paul Johnson写了本书叫Intellectuals，约翰森是英国有名的传媒人、作家、历史家，当过New Stateman和Spectator的主编，著作很多。约翰森这部书以传记方式揭露西方若干著名知识分子凉薄无行、全无人品的一面。这本书共收十几篇文章，论尽卢骚、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特、罗素、沙特等大家。

比如文章里提到的托尔斯泰，其人私生活确实佈满了瑕疵。他赌钱一掷千金，输光了到处举债，借而不还，毫不内疚。连屠格涅夫都要借钱给他做赌本。他好渔色，性欲旺盛，纵情伤身，一生染过好几次梅毒性病，他讨厌女人又要靠女人泄欲；满口社会良心，对自己的私生子却毫不怜惜。他断定一切邪念欲望都是女人惹出来的；断定女人毁掉男人的道义理性（“Who indeed is the cause of sensuality,indulgence,frivolity and all sorts of other vices in us,if not women? Who is to blame for the loss of our natural qualities of courage,steadfastness,reasonableness,fairness,etc if not women？”）

同样的人物品行的人物还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孙女在1994年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祖父的书，现实中的爱因斯坦是一个被高尚外衣包裹着的龌龊的个体，同样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是如此。据说罗素“欲望过强，且迅速喜新厌旧”，他自己都说，在男女之事上他对一个伴侣的兴趣不会超过几年，对一个腻烦后就必须找另一个。与他有过情事的女性可以排成长队，其中只有几个最后与罗素结了婚。

毕加索的挚友高更抛弃家庭，远赴塔希提岛。在那里他晚上常把当地女孩带到自己的木屋中，尽情享受充满探险刺激的鱼水之欢。甚至在身患梅毒，皮肤都开始溃烂之后，他还是没有停歇。最后，他死于梅毒。

又据说列宁也是死于梅毒。

然而这种种，我们又能够否认的掉上述这几个人物的伟大吗？从道学角度出发，我们主观上可以，但历史和实践却证明其不可能。我们可以说的是，这种种，并没有防碍他们在其自身所处的行业里的专业成就，也没有因此而防碍他们成为具有不朽功德的伟大人物，我们固然要承认他们的人格的确存在缺陷，他们的生活的确有过失，但他们的名字将因为他们伟大的成就还会传世千秋。

那么对于政治人物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他的功绩呢？我们还是应该先从人物对政治需求的目的谈起：肯尼迪曾经说过：别问古今给予你们什么，你们首先应该问的是你们给古今贡献了什么，在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生命尚若是为了国家、民族及主义，那么国家、民族、主义又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世界是不预知的是不肯定的，也正是这种不预知不肯定，所以我们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力量的集合，于是我们就有了家庭、有了家族、有了部族、有了部落、有了民族、有了国家、有了政治、有了政治人物，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政治人物是为我们民生服务的，而至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只有在它们能够为民生服务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们存在的本真和终极目的就是为民生服务的，主义通不过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为了民生服务的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辨的工具而已，民生才是根本。

韩非在他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故事说：“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对于这样本末倒置，逐末舍本的把戏，几千年来我们并没有鲜见，近一百多年来中外对于抽象的国家、民族及主义的崇拜，而对于具体的生命的轻视已经形成为一种传统，德国的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今天还在叫嚣的主体思想就是具体的例证，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典型的人类的异化。国家、民族和主义的最基础是‘人’，国家、民族和主义是由‘人’组合成的，人才是她们的灵魂，那么人的头颅应该可以低于国家、民族和主义呢？简单的为国家而国家为民族而民族为主义而主义，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做买其椟而还其珠的郑人呢？！！！！

毛的贡献是有的，这点我们也否认不了，历史也不会答应我们的这种无理的诉求，他的成就在于他所营造的民族自立局面，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换来了国际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才是他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当然当时的他或许可以做的更好一样，李光耀于1973年在渥太华说的一句话：“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这句幽默应该是概括了新加坡作为一个迷你小国，在面对世界列强不断纵横联合，时而爱上九霄，时而恨入九泉的动荡世界局势的心情。有道是“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世界上的“大象们”在追逐自身的利益时不断“打架”、“做爱”，而随之而来的，是小国在面对大国的利益纷争时，如何自处。而194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小’国而且还是个弱国，但毛在面对美苏大个阵营的利益纷争时，没有解决好如何自处的问题，他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关于这个下文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