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出现了一个有关袁隆平买奔驰车的传闻,甚至说他有六、七辆车,于是媒体开始把袁老塑造成劳动致富的典型；而且，欣慰的是，社会大众对袁老致富并不反感，甚至认为以袁老的贡献，买飞机都理所应当。本人不是要对袁老的富进行考证或质疑，但基于个人经验和历史学识，却不由得要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贡献大就一定可以致富吗？对一个长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公共品性质，它很难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充分的价值回报；即使是像经济学这类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学科，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很难获得生活的保障。事实上，当前社会上的一些明星学者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暴富，并不是对社会有多大贡献，更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洞见，而是利用了扭曲的市场和社会制度。当然，对一个社会发展来说，理论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为学者提供体现的生活保障，这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

由袁隆平院士劳动致“富”想到的

--保障学者的生活安定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

一、物质匮乏是对学术自由的极大限制

一般来说，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放弃其他世俗的享乐而沉醉于学问追思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不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毕竟学者也是社会性的人，不但受到社会的影响，也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其中最核心的是家庭责任，这就需要物质的保障。罗素就认为，对思想自由而言，法律惩罚还是最小的障碍，而经济惩罚和证据惩罚则是两个更大的障碍，“如果由于表达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沉醉于学问者往往是那些家世比较旺盛的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诺思、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等；或者一些脱离于社会并根本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生活而孑然一身的人，如洛克、休谟、斯密、康德、叔本华、尼采、凡勃伦等。当然，在学术还没有完全学院化或制度化的时代，一个自由的学者还可以通过学术之外的途径获得生存，但在分工如此细化的今天真正自由的学者则越来越难以通过坦白发表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生存；例如，罗素就举例说：“我应剑桥三一学院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名讲师，但不是特别会员。是否特别会员的区别不在于钱物多少，而在于特别会员在学院当局享有发言权，而且只要没有严重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在会员期内是不会被辞退的。我之所以不被接纳为特别会员，是因为教士派成员不想增加反教士派成员的选票。结果是，当他们在1916年厌弃了我的战争观时，就毫不犹豫地把握辞掉了，如果依靠讲师职位谋生的话，我恐怕早就饿死了”，正因如此，“穷人对自己的新教信仰就只能讳莫如深”。[1]

为此，笔者曾多次提到学术要取得良好的发展或突破一般要求有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是物质条件，即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要有物质保障，有一个良好的科研条件，当然最好也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值得别人的尊重；第二个是学术条件，要有良性的学术氛围，形成相互探讨相互争鸣的学术环境，只有通过大量的讨论和交流才最终沉淀下有价值的思想；第三个是社会条件，要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即政治环境，保障学术研究自由，特别不能由人为设立一个统一的学术形态。如果缺乏这三个条件，就很难保障学术的持续健康发展，或者只能是依靠偶尔出现的天才般的人物的出现，或者导致那些于社会有大贡献者处于社会的边缘和看不见的状态，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也无法养育妻儿及赡养父母。例如，斯密就正是由于作为“私人教师”陪同年轻的巴克勒公爵游历了法国，从而能在经济上自立并有闲暇来写《国富论》，后来又因担任半挂名的职务而增加了晚年生活的闲适；其他如卢梭、休谟、康德、叔本华、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马克思、瓦尔拉斯、帕雷托、马歇尔、凯恩斯、科斯等都是如此，他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稳定而无衣食之忧的生活之上的。显然，没有基本的财源作生活的保障，根本就不可能有系统的深入论述和分析，而最多只能有天才的思想闪现，就如尼采一样；或者，往往凭借其个人的聪明撰写一些肤浅的急就章式的文章，以博取社会权贵的赏识。

其实，学术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使得学者具有务实的态度，扎扎实实梳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到处放空炮，对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当然，正如前面指出的，学者的务实不像商人的务实，商人是在市场上通过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直接获得回报，因而商人的务实是要社会提供一个自由的交易环境；但是，学者的务实在学问之上，通过提高个人的识见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这种务实是难以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获得认同的。正因为如此，基础研究不可能是完全私人性的，它需要有一个较为健全的报酬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保障，这种社会制度必须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求，有利于引导学者追求真知的务实之途；实际上，如果把学者的务实等同于随波逐流以适应社会或者是追求金钱的功利务实，那么，学术就成了金钱的奴仆，从而必然是空洞的和形式主义的。正因如此，哈耶克强烈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来保障这些具有真正学术兴趣的人的基本而有体面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者的研究过于功利化和政治化。而且，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的第三个十年是“神圣的不可超越”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创造力将达到此后年份再也达不到的顶峰，此后他所能做的一切将只是润色和修饰他过去的观点而已；而凯恩斯甚至对年龄超过“神圣十年”的人吸收新思想的能力都表示了怀疑。正因如此，一个国家必须关注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生活安定问题，这是决定一国是否会有真实学问的一个重要保证。

但不幸的是，当前社会不但缺乏一个合理的促使学者务实学问的报酬机制，而且还试图引导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学术研究问题，把学术评价建立在市场的回报上；结果，市场上的那种物欲盛行、功利膨胀社会风气支配了整个学术界，从而学者的精力绝大部分放在了有利可图的事物上面。这种学风在西方已有苗头，因为西方社会本来就盛行着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但毕竟西方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来保障学术的正常进行：首先，西方社会教师较高的固定工资已经为其提供了生活保障；其次，西方也存在一系列世家豪族的弟子根本不需要为生活担心而能潜心于学问探究；最后，西方社会由于存在比较健全的市场制度而使得试图通过“学术浆糊”获取社会报酬的做法受到了抑制。但是，在中国却缺乏使学者安心学问的学术制度和社会环境：一方面，就学术制度而言，不但较低的固定工资无法为学者的潜心学问提供基本的保障，而且，一系列不恰当的激励制度反而促使学者做与学术要求相反的事情；另一方面，就社会环境而言，不但因近代的种种革命摧毁了豪族世家而使得那些能够免除生计之忧而专注于学问的人大为减少，而且，当前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盈利机会对那些还需要维生计奔波的学者充满了诱惑。显然，正是由于生活本身并不安稳，而社会上获利的机会又稍纵即逝；因此，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无法从世俗中解脱出来，而是把自己的学术与时事紧密挂钩，试图通过为时事服务而获得报酬，这导致了当前这种学商官相结合的局面。

弗洛姆曾说，“一个社会愈使人变得畸形残阙，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2]当今中国学术界正处于这样的时期，以致物质成为那些名流教授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追求，而高等院校、学术机关竟也恬不知耻地把金钱和学术等同起来。显然，这种市场化、实用化取向在那些所谓的热门学科尤其严重，例如，有不少的经济学教授就在研讨会上、课堂上公然宣称，学经济学而不会赚钱就白学了。问题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果真能够赚钱吗？为什么学术界和社会上会存在如此的观点呢？当然，在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确实有一大批“学者”开始靠出卖“知识”而快速进入了“富豪”阶层；正因如此，他们在课堂上、媒体上就大肆宣扬，那些不会赚钱的人一定是理论搞得不好的人，而理论研究搞得好的人也一定可以赚大钱。问题是，当前那些赚钱的经济学家果真是基于市场自由交换码？否则，他们又是如何赚钱的呢？显然，这就要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质及其研究目的着手。事实上，社会教育原初的根本目是为了提要人们的素质，提高人的需求层次，并增进人的社会性，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现在却变成了为个体谋取私利服务了；理论研究本身也是最具公共性的东西，它不仅为现世人共享，也为子孙后代所共享。然而，现代的学术体制却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学术研究，把教育视为私人品来传授，岂非颠倒了黑白！国内学者如此对待学术，如此对待经济学，经济学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吗？

二、理论研究无法获得充分的市场回报

人们经常宣扬的将理论和赚钱完美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就是李嘉图和凯恩斯，因为他们在学术界留下赫赫声名的同时也确实通过把握市场机会而赚足了钱：李嘉图死时留下70万英镑的遗产，而凯恩斯留下了50万英镑的遗产；但问题是，李嘉图、凯恩斯赚钱的原因与他们的理论研究有什么关系吗？李嘉图在证券市场的从事投机时基本上还不懂经济学，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从证券市场退出之后，他买卖债券的“黄金法则”也非常简单：“减少浪费”和“让你的利润持续下去”；并且，他相信人们总会夸大事件的重要性，因而只要有理由导致股票价格的一个小幅上升就会购买，因为他肯定价格会上升到一个过高的水平，而只要股票开始下跌就会抛出，因为他确信警惕和恐慌将是价格进一步下跌。同样，凯恩斯开始在外汇市场进行投机业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他在家信中写道：“货币真是有趣，只需具备一点专业知识和经验，它就滚滚而来”；但是，随后他与一合伙人成立了一个辛迪加进行外汇投机却亏了7000英镑而差点破产，只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同意预付他1500英镑稿费以及慕于凯恩斯的大名著名金融家欧内斯特.卡赛尔贷款5000英镑给凯恩斯偿债才暂时渡过了难关，后来凯恩斯股市上赚钱也主要是为皇家学院理财。因此，他们赚钱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其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之前，是在他们经济学知识还非常贫乏的时期；更不用说，他们后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基于对某单一著作的反应：李嘉图的全部著作是对斯密著作的反应，而凯恩斯理论则主要是对马歇尔著作的反应。

就凯恩斯而言，尽管他往往被视为本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天才，但实际上，凯恩斯经济学并非是理论经济学而仅仅是应用政策经济学，他的经济学体系中充满了逻辑的不一致性；而且，尽管凯恩斯因为多才多艺而提出了解决宏观经济的系列政策主张，但实际上，他的政策主要是应对萧条经济的需要而是短视的，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此外，尽管凯恩斯重新把经济学导向了公共领域，但其对经济增长等的分析是依靠粗放式投入来实现的，而没有对财富创造之间的协同机理进行深入探究，甚至对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的分工几乎都没有涉及。也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现实问题和微观基础问题等就使得凯恩斯主义“焦头烂额”：不但凯恩斯主义内部在加速分裂，而且年轻信徒也迅速消失了。实际上，到80年代左右，在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罗宾逊夫人也把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10年称之为她平生所经历的理论经济的第二次危机——凯恩斯理论危机。

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本人是数学和哲学出身的，转向经济学后主要把自己置于马歇尔的剑桥学派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而且，他热心于公共事务而只是把很少的时间用在经济学上，从不阅读法文以外的任何外文文献，因而经济学理论知识相当狭窄。而之所以如此，又在于凯恩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孤芳自赏的学术环境之中，因而对其他学术著作很少注意；如罗宾逊夫人就指责他“没有努力研究马克思”，当然也没有当时影响依旧的历史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著作。所以，哈耶克评论凯恩斯说，“凯恩斯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学说之前，并不是个训练有素或经验丰富的经济理论家。他从很基础的马歇尔经济学起步，而对瓦尔拉斯、帕雷托以及奥地利人和瑞典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一无所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充分掌握了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他也不曾系统地思考过资本理论，甚至作为起点的货币价值理论——这是他的批评目标——好像也只是十分肤浅的数量理论中的交换类型方程式，而不是马歇尔更为精湛的现金平衡理论”。[3]同样，盖威也写道：“凯恩斯很少阅读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也没有使纳入探究和分析其经济学前辈的宝贵思想。总的来说，他基本忽略了和他同期的经济学家及其前几代经济学家所出版的、用非英语语言写成的经济学著作”。[4]

就李嘉图而言，尽管他也被视为经济学天才，尤其以抽象演绎能力闻名于世，如斯皮格尔说，李嘉图“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就就必须归之于天才”；[5]但是，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依旧没有满足逻辑一致性的检验，他“主要著作未能满足一个完全演绎体系的要求。……李嘉图对他的不同理论及其相互依赖的方式之间的准确关系从来没有予以足够明确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的不同章节读起来更像是独立的论文，而不是具有一个相互联系和完整逻辑体系的连贯章节”。[6]究其原因在，李嘉图的经济学知识同样是匮乏的：他自14岁起就被培养从事父亲所做的股票经纪业务而开始中断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从此成为活跃在货币市场上的经纪人而发了大财；只是在27岁时因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直到42岁退出商界后才开始全身精力地从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此，熊彼特认为，“这是他的卓越才能的一个显著证明，但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工作除了形式的和技术的意义讲处于完成得很不好的状态以外，从来没有深入到最深处的原因”。[7]

究其原因在于，正如马歇尔指出的，李嘉图“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纳，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不是由于它受了英国教育，而是像白哲特指出的，是由于他是犹太血统。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支都有一些从事抽象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支特别喜欢和货币交易业与股票交易相关的抽象计算；李嘉图经过曲折的道路，而无失足，以获得新奇结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支持他的朋友休谟来保卫工人像他们的雇主那样结社互助的权利”。[8]事实上，李嘉图著作主要是基于斯密著作的梳理，而得自其他作家的东西极少，只是在后来对萨伊和马尔萨斯的研究及其与他俩和詹姆斯.穆勒的讨论才进一步澄清他的思想；特别是，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没有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大量的历史材料只是被填鸭式地塞进脑袋。正因如此，李嘉图往往缺乏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熊彼特以嘲讽的口气说，“李嘉图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有另一种哲学，而是因为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同样，不是他的社会学不充分，而是他根本没有社会学”。[9]

相反，经济学说史上的大量例子表明，那些曾经对理论发展作出持久贡献的经济学家往往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将之理论应用于实践时往往会造成巨大亏空，像杰文斯、瓦尔拉斯、凡勃伦等先驱性经济学家固不用说，即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例如，尽管费雪的货币和利率理论为他赢得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声誉，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他将其经济学及金融市场方面的知识运用于华尔街时赚了一大笔钱而成为千万富翁；但是，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却损失了一半的净财富，并且由于他仍相信危机过后股票行情仍然看好而大量借款吃进更多的股票，结果使他的财富都亏损殆尽，而在余生中负债累累。再如，尽管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说，但是，他在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时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遭到了批评，结果仅仅当权7个月就被迫辞职了；随后，他成为一家私营的比德曼银行的董事长，但由于他投资于高度投机的活动而致使债台高筑，以致自己的私人积蓄也不得不受牵累而用于偿债，最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学术界。同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科尔斯曾与布莱克一起提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则进一步把该公式广泛用于企业债券的定价分析上；但是世界四大对冲基金的——老虎基金却在他们的管理下破产了，以致两人也不得不回大学教书。类似地，华人经济学引以为傲的杨小凯1990年将在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所挣的钱买期货就全部输光，1993年他将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半年所挣的钱买了股票也全部亏光；事实上，经济学说史上的大量例子也表明，那些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生活在非常窘迫的状态下，上面已经举了诸多例子。因此，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学经济也许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

究其原因在，真正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政策经济学研究是不同的，理论研究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规律；并且，要求将真实世界中各种次要的摩擦因素等抽象掉，这就需要在象牙塔里做长期的沉思。正因如此，理论研究者往往与时事保持着较大的距离，也就没有精力去关注市场上稍纵即逝的盈利机会，而赚钱则正需要时刻关注细微信息的精力。例如，熊彼特、费雪以及默顿等都是理论经济学家：熊彼特热衷于挖掘经济活动的长期规律，费雪和默顿等则偏好于均衡模型分析；因此，当他们试图寻找最佳汇价和定价的机理以从事投机活动时，就必然会出现失败的命运。相反，政策研究一般是应用已有的最好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它不但要求能够尽可能地恢复理论所抽象掉的那些因素，甚至还需要具体的个人知识；而且，它往往还不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而仅仅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天才的处理艺术。正因如此，政策研究者往往需要贴近时事的发展，随时把握经济活动的动向，从而也基本上没有多少精力来思考理论逻辑问题。事实上，李嘉图和凯恩斯都属于应用政策经济学家，他们在提出相对可行的政策的同时，所提出理论却都缺乏严重的逻辑问题。

例如，被视为抽象演绎法集大成者的李嘉图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也是在担任议员之后，展开的对货币银行、关税、税收、农业萧条等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发表言论；因此，促使李嘉图的思想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实际的和政策导向性的，是他对19实际早期英国面临的特殊和具体的问题的兴趣。例如，J.内维尔.凯恩斯就写道：“尽管他（李嘉图）生活的实际经济世界提出了它的前提，但他的观察是不完全的，并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因而致使他在阐释其结论时没有充分的限制条件。而且，对经济科学予以完整系统的说明是否是他深思熟虑的意图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似乎非常有利有说明他的主要著作原先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出于系统阐述他自己对不同经济问题看法的目的，并只是在熟人的内部圈子中私下流传”。[10]同样，凯恩斯对经济学政策的了解主要在于他一生穿梭于教育、科研、公务、金融等领域，不但长期兼任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财政部的职员，而且还作为英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人出席过1919年巴黎和会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甚至还长期担任剑桥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司库(Bursar)和几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正因如此，凯恩斯采取了“李嘉图式”的实践方式，主张从其一般性理论中得出相当特定的政策，这显然也就是熊彼特抨击的“李嘉图恶习”；所以，熊彼特说，“凯恩斯……也是李嘉图的同伴，因为他的著作是‘李嘉图恶习’的一个显著力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将大量的实践结论堆放在内容贫乏的基本原理之上的习惯”。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凯恩斯理论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凯恩斯号称自己的理论是通论，另一方面凯恩斯又试图从中得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显然，任何政策建议都需要依赖于国家的特殊经济制度，而通论很难给出这些主要的单具有特定性的细节。所以，霍奇逊说，“虽然熊彼特对凯恩斯的一些批评正中要害，但其他的都有失偏颇。特别是，熊彼特试图将凯恩斯与李嘉图放到同一阵营中，这是一种误导。尽管凯恩斯尝试从假扮成‘通论’的东西中得出特定政策，但是它所用的方式与李嘉图完全不同。李嘉图是一个卓越的演绎主义理论价，而凯恩斯偏爱马尔萨斯和其他学者试探性的、经验验证式的理论构建方法”。[11]

三、明星学者的“高报酬”来源之解析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们在对经济学家的市场能力进行剖析时，不但应该严格区别理论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分析师，同时要区分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技术经济分析师和关注公共领域的政策经济学家；显然，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和从事的活动是不同的：其中，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理论经济学家，其次才是政策经济学家，而不应该成为技术经济分析师，这是学者的基本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究其原因在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根本上在于公共领域，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福利，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贫困化问题，因而这种创造公共品的活动是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发财致富的；相反，纯粹的私人领域根本没有经济学家继续作用的空间，因为那些从事实务的人比呆在书斋里而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具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效用、成本和收益，也更能够灵活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因而即使是那些关注于微观企业或市场信息的研究者也难以凭借他的研究而发财致富。[12]

然而，自边际效用革命始，经济学却逐渐把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学讨论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从而将一门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类福利提高的学科转变成了一门个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也正是这种转向，无论是在微观经济活动还是宏观经济导向方面，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经济学家的角色就开始了两个方向的转化：一是那些掌握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员开始大量地进入私营研究所、投行、基金公司或者其他咨询机构以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货真价实”的经济分析师，不过却也往往被误称为“经济学家”；二是一些经院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当成了自然科学来研究，使得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日益偏盛，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一些人士展示其智力的游戏，经济理论与现实也就越来越相脱节了。相应地，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给社会大众传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至原本以探求学术和承担社会责任为已任的学者也转变成了纯粹传授知识的职业教师，原本“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蜕变为一种普通的职业。

确实，在欧美国家中，那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除了从事一些基本的上课、编写教材等活动之外，就是接受象牙塔里的智力挑战，不断地把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模型化，而不再关心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1995年卢卡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几家电台搞了一个采访面谈：一位节目主持人问卢卡斯，你认为美国经济怎么样？卢卡斯马上说道：还可以（It's okay），而没有再往下说一个字；节目主持人呆了，问他：没有任何话要讲了？卢卡斯回道：我已经说了It’s okay。于是，一分钟不到节目全部结束。也正因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接受远离现实的经济人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做数理逻辑的推理；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也就将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给抛弃了，何宗武说，“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活生生的经济人之生活世界及漠视经济学这门职业的社会责任”。[13]然而，与西方学术界这种纯粹逻辑游戏不同的是，正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私人领域的思维支配，特别是在目前市场导向的逻辑下，国内学者却将经济学与发财致富联系起来：不会赚钱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不实在的而绝不是好的经济学家，而那些能够在学、政、商各界游刃有余的人则被各类人士（新闻媒体、官方机构、学生等）所追逐。于是，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学者、商人、官员、媒体这几种角色就被严重混淆了。

其实，学者与娱乐明星的最大区别在于，娱乐明星因博取现世人的欢笑而获得市场报酬，特别是，他们所博取的是那些富裕阶层或者依赖父母的那些“寄食”青少年，因而他们获得的市场回报远高于它所创造的价值，那些明星们也往往可以在短期内积聚大量的财富；相反，学者所探究的思想本质上是公共品，从而无法获得等值的市场回报，特别是，它所影响的主要不是现世人，而是对人类子孙后代服务，因而学者所获得的回报根本无法与他所创造的价值相比，历史上的那些大学者本身也往往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不过，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娱乐明星或商贾在现世中拥有或可以支配大量的财富，但死后却马上为人们所淡忘，除非他们向诺贝尔那样设立具有永久意义的慈善基金，因为他们紧紧具有聚集社会财富的能力，而对人类的真实贡献却甚低；相反，真正学者尽管生世清贫，但人们最终会感恩他为人类的付出，从而往往声名远扬。然而，当前学术界却以市场化程度来判定一个学者的理论水平，以致几乎所有的“主流”学者都成为技术分析师，都成为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都成了学术明星。正因如此，当前社会将学术研究者与文体明星等同起来，以媒介上的曝光率来判断其学术的成就及其价值；但试问，在当前那些热衷于市场交换或赚钱的学者之中，有几个在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又有多少时间会呆在书桌前？

不幸的是，就是这一群对公共制度建设几无作用而对具体市场实务又不甚了了的“主流”学者，竟然通过市场上或媒体上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和言论，不断获取并迅速积累了与其贡献远不成比例的物质和声誉上的报酬；一方面，通过在当前远不成熟的市场上翻江倒海以名正言顺地获取市场交换报酬，另一方面，又通过当前远不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合法”地获得财政分配收益，实现其学术价值。事实上，尽管这些“学者”往往竭其所能地把学术价值与所获收益联系起来，强调他们的行为和收益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试问：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少对具体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宏观经济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相反，他们充分利用当前极端不合理的市场机制，并凭借那些垄断或不对称的信息，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的回报绝大多数都源于那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即使那些股市、房市评论家等看似是“以知识或信息换报酬”的市场行为也是如此。试想：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些私人领域具有强大的预见能力的话，能够预期资产的未来价值的话，那么，也就必然可以通过资产转换等迅速发财致富，但为什么那些学者不是通过这种途径发财致富的呢？他们自己有几个在股市或房市商的投资回报率比那些专职从业人员更高？他们的资产中又有多少会投资在他们自己大肆吹嘘的那些盈利资产方面？

显然，尽管这些媒体新闻经济学家鼓吹经济学研究要为社会服务，要为市场服务，从而积极参与热点的谈论和政策建议的撰写；但实际上，当前那些学者务实与市场功利也本身不是真正为社会创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在失范的社会和混乱的制度中利用其高校的平台以及教授的虚衔到处招摇撞骗。正是基于这种娼盗逻辑，某著名大学之经济学院的院长竟然宣称，只有等他们这种“著名”学院的教授都有了名牌轿车和豪华别墅，才标志中国的改革成功了。更为甚者，在这种失范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个人以追求名利为能事，而且高校自身的一切行为也都以名利为杲矢，并以能为教师提供社会活动的平台为荣。一方面，现在的高校一般都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纵容其教师的功利行为，不断奖励那些市场化的工作成果，用学术基金来奖励那些社会活跃分子；其实，当前高校的各种评价体制都与时事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发展真正的学问，而是追求时事所关注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高校也积极通过与时事挂钩以与市场或社会相勾结、共谋，从而获取各种利益，这不仅体现在获取政府资金、社会资金，也直接体现在盈利性教学“产业”上；其实，当前高校校长亲自抓的不是提高真正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而是把精力投在与各地政府课题合作上，把精力放在与私人老板合作举办赢利性教学上，乃至发展各种实体产业上。

正因如此，中国的高校是在通过各种极端的奖励机制来刺激学术研究的“量”，而不是通过真正关怀学者的生活而提高学术的“质”；试问，当前那些规模不断壮大、盈利不断提高的那几种学科和专业中还有多少教师在搞基础研究？这些学科中近年来出现了多少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著作？但是，这些学科的课题却不断增多，培养的学生也在与日俱增。也正是由于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当前的高校把教师的基本工资设得很低，而大量的收入则要来源于课题、奖励以及“创利”班的教学；这样，通过种种制度安排，各高等院校都在逼使那些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也根本不能安心于研究，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失范的制度安排，近几年来高校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急速拉大的局面：一方面，大部分兢兢业业而埋头于学问探究的青年学子往往一贫如洗，不得不在各种压力乃至屈辱下从事艰难的学术探究；而另一方面，那些实属不学无术但擅长于社会关系而游刃有余学界、商界或学界的多面人士却可以通过上一些“装腔作势”的实务课程（如给MBA学生）或者承接一些毫无用处的课题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且这些人竟然还占据了各种学术岗位或学术荣誉，从而进一步误导了学术的走向。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人根本不再关心公共领域，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也已经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但是，他们却依然被尊称为“经济学家”，[14]而且还往往被社会大众和媒体塑造成大名鼎鼎的“学者”或“思想者”，他们也正是借助这些桂冠才得以在舆论上混淆视听。事实上，如果真正静下心来反思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中充满了多么明显的矛盾呀！即使那些以一贯信念著称的人士，他们的认知也是多么肤浅呀！那些往往片面地宣传和鼓吹某特定流派或个人的思想，却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思想也太不值钱了；也正因受这种风气的支配，真正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在国内学术界反而无法为人所理解、所尊重。要知道，真正的思想或理论的要体现一个人对（社会或自然）的系统认知呀！这种系统认知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理论专著来阐发，但国内有几个人做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号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系列的个人专著而单凭一些翻译或几篇形式主义的文章就开始到处演说，并竟然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这是对“思想”的严重玷污！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学术混乱之所在！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本身是个公共品，它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而发财致富，那么，目前为什么会出现一大群爆发的明星“学者”呢？就在于他们在与政府以及社会大众的交流中坑、蒙的高超技能，而不是学术上的具有生产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人也就是邹恒甫极力鞭挞的方术士。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的各级官员对此熟视无睹，而以市场报酬来衡量教师的贡献和学术价值，通过各种市场化的极力来驱使教师的日常行为；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当前这种报酬和激励制度造成了时下的学术困境：高校往往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为学者提供一个平台，结果往往是那些对学术毫无兴趣又不学无术之徒争相进入高校，然后以此为平台在社会中到处招摇撞骗，而那些真正有志于学问的而不愿折腾的学者则生活在极为清贫的环境中。因此，要形成真正的学术探究风气，促使真正的理论发展，就需要扭转时下正盛的依靠市场回报决定一个学者或学术之价值的评价体系；并且，要真正吸收一些耐得住寂寞并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并给予他们安定的学术空间和物质保障。

当然，好的制度离不开人物，钱穆就指出，“论教育事业，注重制度，更该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坏而复修，人物则不可坏。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由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15]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前学术界这种政绩体系，基于对名利的追求，每个高校都在尽其可能地引进海归学者，因为这可以提高知名度并获得政府资金；都在大力鼓励文章的发表和课题的承接而不是鼓励埋头学问的精神，因为这同样可以提高学校的排名；都在极力推销和包装本校有社会活动能力的教师以申报国家课题、荣誉和职衔，动用学术发展基金来挖其他院校的博导、院士而不是努力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都在大力发展可以赚钱的“产业”，而放在基础理论上的精力则越来越少。事实上，正如前面指出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理念，离开了这个理想，一切实证就会飘在空中；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那些社会理念往往就会无处可施。显然，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当前学术界产生了一种以市场来判断学术价值的取向，最终导致了学术畸化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今日之情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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